库图索夫在道罗高米洛夫门外六俚的波克隆尼山下了车，坐在路旁的凳子上。一大群将军们聚集在他四周。从莫斯科来的拉斯托卜卿伯爵参加在他们一起。这个赫赫的团体，分成几个小组，各自谈论着阵地的利弊、军队的情况、提出的计划、莫斯科的局势和一般的军事问题。大家都觉得，虽然他们不是被召来开会的，虽然这不叫做军事会议，但这却是一个军事会议。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一般的军事问题。即使有人说出或打听个人的新闻，也是低声地说几句，并且立刻又回到一般的军事问题上来了：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没有笑话，没有笑声，甚至没有笑容。大家显然在努力思索随机应变的办法。谈话的各小组，都极力使自己靠近着总司令（他的凳子成了这些小组的中心），并且要说得让总司令能听到他们的话。总司令听着，并且有时问一问他们在他旁边所说的话，但是他自己没有参与谈话，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他往往听了任何小组的谈话之后，便带着失望的神情把头掉开，似乎觉得他们所谈的话完全不是他希望知道的。有些人说到选择的阵地，所批评的，与其说是阵地本身，毋宁说是选择阵地的人的智力。又有些人证明，错误是早就有了的，应该在两天之前打仗。还有些人说到萨拉曼卡的战斗，一个刚刚来到的法国人克罗萨尔，他穿了西班牙制服，正在向他们叙述这个战斗（这个法国人和一个在俄军中服役的德国亲王在讨论萨拉高萨的围攻，预料着同样地保卫莫斯科的可能）。在第四个小团体里，拉斯托卜卿伯爵说到，他和莫斯科的守卫队决意死在首都的城下，但他仍然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知道实际情形，假使他事先知道的话，情形便不同了……第五个小团体，显示他们战略意见的精深，说到军队所应该采取的方向。第六个小团体说些完全无意义的话。库图索夫的脸色越来越显得焦虑而愁闷了。在所有的这些谈论中，库图索夫只看见一点：保卫莫斯科，简直是没有一点可能性了，就是说，这是那样地不可能，假使任何发疯的总司令下令发动会战，便会引起混乱，而会战仍然不会发生的；会战不会发生，因为所有高级指挥官，不但承认这个阵地是不能守的，并且在他们的谈话中，他们只讨论到在这个阵地必然放弃后所要发生的事。指挥官们怎么能够把军队率领到他们认为不能守的战场上去呢？下级指挥官，甚至士兵（他们也讨论）也认为这个阵地是不能守的，因此他们不能抱着必败的态度去打仗的。假使别尼格生坚持要保卫这个阵地，而别人还在讨论它，则这个问题的本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它只是争论与阴谋的借口而已。库图索夫明白这一点。
别尼格生选择了阵地，热烈地表现他的俄国人的爱国心（库图索夫听到他的话不能不皱眉），他主张保卫莫斯科。库图索夫就象看见阳光一样显明地看出了别尼格生的目的：假如保卫战失败了，则归罪于不战而率领军队退到麻雀山的库图索夫；假如成功，则归功于他自己；假如遭受拒绝，则洗脱自己放弃莫斯科的罪过。但是这个阴谋的问题现在不能引起老人的注意。只有一个可怕的问题使他注意。对于这个问题他听不到任何人的回答。他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只是：“果真是我让拿破仑来到莫斯科的吗？并且我什么时候做了这件事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果真是昨天我下命令给卜拉托夫退却，或者是前天晚上我打盹的时候，命令别尼格生发布命令的吗？或者是更早？……但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决定了这个可怕的问题？莫斯科一定要放弃。军队一定要后退，并且一定要下这个命令。”他觉得，下这个可怕的命令，正如同放弃军队的指挥权一样。不但他爱好权力，惯于使用权力（别人对卜罗索罗夫斯基公爵的尊敬曾使库图索夫气愤，库图索夫在土耳其时做过他的部下），而且他还相信他是注定了来拯救俄国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他被选为总司令，那种选择是违反皇帝意志但是合乎人民的意志的。他相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中做军队的统帅，在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无所畏惧地知道自己是常胜的拿破仑的敌手；于是一想到他所要下的命令，他便恐惧了。但是一定要有所决定的，一定要打断他身边的谈话，这种谈话开始显得太随便了。
他把高级的将军们叫到他面前来了。
“Ma tête fut-elle bonne 0u mauvaise，n'a qu'à s'aiderd'ellemême，（我的头脑，无论它是好是坏，它只依靠它自己，）”他说了之后，离开凳子站起来，然后骑马到了菲利，他的马车停在那里。
4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在农民安德来·萨佛斯千雅诺夫的最好的宽敞的农舍里，举行军事会议。农民大家庭中的男女和小孩都拥挤在过道后边的房里。只有安德来的孙女玛莎，六岁的女孩，留在大房间的火炉上，殿下抚爱她，在喝茶的时候，给了她一块糖。玛莎从火炉上边，羞怯地、喜悦地望着将军们的面孔、制服和十字勋章，他们先后地走进房，坐在角落里圣像下面的宽凳上。玛莎在内心里把库图索夫当作祖父，这位祖父离开别人，单独坐在火炉后边的暗角落里。他身子深陷在折椅里，不停地清着喉咙，理着衣领，虽然领扣是解开了，却似乎还在擦他的颈子。进房的人先后走到总司令面前：他和一些人握手，他向一些人点头。副官卡依萨罗夫想要拉开库图索夫对面的窗帘，但是库图索夫向他忿怒地挥手，卡依萨罗夫明白了殿下不愿让别人看见他的脸。
在农家的枞木桌子上放了地图、计划、铅笔、纸张，桌子四周聚集了那么多人，使得侍从兵又拿来一条板凳放在桌边。刚到的叶尔莫洛夫、卡依萨罗夫和托尔坐在这条凳子上。在圣像下边，巴克拉·德·托利坐在最前面，他颈子上挂了圣·乔治勋章，面色苍白带有病容，高额连着光头。他发烧了两天，此刻他还在发抖、疼痛。乌发罗夫和他并排坐着，低声地向巴克拉说话（因为大家都在说话），并且迅速地做着手势。矮小的圆脸的道黑图罗夫抬起眉毛，把手臂搭在肚子上，注意地听着。在另一边坐着奥斯忒曼·托尔斯泰伯爵，他的手托着他的宽大的头，他有勇敢的面貌和明亮的眼睛，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拉叶夫斯基带着不耐烦的表情，以习惯的动作把鬂角上的黑发向前扭着，有时望着库图索夫，有时望着门。考诺夫尼村坚决、漂亮而善良的脸上露出亲切而狡猾的笑容。他的视线遇到了玛莎的视线，他向小女孩眨着眼睛，引得她微笑。
都在等候别尼格生，他以重新视察阵地为借口，在吃完他的可口的午饭。他们从四点钟等候他到了六点钟，在这全部时间之内，都没有进行讨论，只是低声地进行不相干的谈话。
直到别尼格生走进农舍时，库图索夫才从角落里出来，向桌子跟前移动了一下，但是相隔那么远，正好让他的脸不被桌上的烛光照亮。
别尼格生在一开会的时候就提出这个问题：“不战而放弃俄国的神圣古都呢，还是保卫它？”接着是长时间的全体的沉默。大家的脸都颦蹙着，在寂静中只听到库图索夫忿怒的叹息声和低咳声。所有的眼睛都望着他。玛莎也望着“祖父”。她最靠近他，看到他的脸颦蹙着：他似乎就要哭了。但是这种情况的时间很短。
“俄国的神圣古都！”他忽然地说，用忿怒的声音重述别尼格生的话，借此表示这句话里的虚伪的含意。“让我告诉您，阁下，这个问题对于俄国人是没有意义的（他把沉重的身体向前倾斜着）。这种问题用不着提出来，这种问题没有意义。我请诸位到这里来讨论的，是军事问题。问题是：‘拯救俄国要靠军队。进行会战而冒损失军队与莫斯科的危险，或者不进行会战而放弃莫斯科城，哪一个较为有利呢？’就是对于这种问题，我希望知道你们的意见。”他又向后靠着椅子的背。
讨论开始了。别尼格生还不认为他的计谋是失败了。他承认了巴克拉和别人的意见，不能在菲利作防御性的会战，但是他具有俄国人的爱国心和他对于莫斯科的爱，他提议在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在第二天攻击法军的右翼。意见分歧了，并且发生了赞成与反对这个意见的争论。叶尔莫洛夫、道黑图罗夫和拉叶夫斯基赞同别尼格生的意见。这些将军们或者觉得在放弃都城之前必须作出牺牲，或者被别的个人的考虑所影响，都似乎不了解，目前的会议不能改变事件的必然趋势，而莫斯科现在已经放弃了。其余的将军们，明白这一点，丟开了莫斯科问题，谈论着军队在退却时应该采取的方向。
玛莎眼睛不动地望着她面前所发生的事情，对于这个会议的意义，另有一种看法。她觉得，这件事情只是“祖父”与“长袍”（她这么称呼别尼格生）之间的个人斗争。她看见了，他们互相谈话时都发脾气，她在自己心里，是站在祖父这一边。在谈话的当中，她注意到祖父向别尼格生投去的迅速而聪明的目光，后来她又高兴地看见祖父向长袍说了什么，使他坐下来了：别尼格生忽然脸红了，忿怒地在房中来回走着。这些话那样地影响了别尼格生，这些话是库图索夫用镇静的低低的声音对于别尼格生提议的利弊所表示的意见，他的提议是要在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去攻击法军的右翼。
“诸位，”库图索夫说，“我不能赞同伯爵的计划。在和敌人相隔很近的距离之内调动军队，总是危险的，战史证明了这个看法。例如……”库图索夫似乎在思索，寻找例子，并且用明亮的单纯的目光望着别尼格生。“好吧，就拿佛利德兰会战来说吧，这个会战我觉得伯爵记得很清楚……没有完全胜利，只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在敌人的太近的距离之内重行布署……”
接着是暂时的沉默，但大家都觉得很久。
讨论又开始了，但是常常中断，他们都觉得没有什么要说的话了。
在某一次的中断时，库图索夫深深地叹了口气，似乎准备说话。大家都看了看他。
“Eh bien，messieurs！Je vois que c'est moi qui payerailes potscassés，（那末，诸位，我看要由我来负失败的责任了，）”他说。他慢慢地站起身来，走到桌前。“诸位，我听过了你们的意见。有的人不会同意我的。但是我，”他停了一下，“凭皇帝和祖国委托给我的权柄，我下令退却。”
然后将军们带着送葬后大家分散时的那种严肃而沉默的谨慎态度，分散了。
有几个将军，低声地向总司令说了什么，他们的嗓音和他们在会议上说话时的嗓音完全不同。
玛莎背对外，小心地从板床上爬下来，她的光脚碰着了火炉的台脚，然后她在将军们的腿间绊着，溜出门去了。她家里等她吃饭已经好久了。
遣散了将军们之后，库图索夫坐了很久，把他的臂肘搭在桌上，老是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决定了要放弃莫斯科的？那个决定问题的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做的？谁负这个责任？”
“这个，我没有料到这个，”他向着在夜间很迟的时候进房来的副官施奈得说，“我没有料到这个！我没有想到这个！”
“您应当休息了，殿下，”施奈得说。
“但是不行！要让他们吃马肉，象土耳其人吃的一样！”库图索夫没有回答他的话，一面大声地说着，一面用胖拳头捶着桌子，“他们也要吃马肉，只要……”
5
同时，在比军队不战而退更为重要的事件中，即是在莫斯科的放弃与焚烧这个事件中，拉斯托卜卿的行动和库图索夫恰好相反；我们似乎觉得拉斯托卜卿是这个事件的领导人。
在保罗既诺会战之后，这个事件——莫斯科的放弃与焚烧——是和军队不战而退过莫斯科同样地不可避免。
每一个俄国人，不根据结论而根据我们心中所有的、和我们祖先心中有过的那种感觉，都能够预言所要发生的事。
从斯摩棱斯克开始，在俄国土地上所有的城市与乡村里，没有拉斯托卜卿伯爵的参加和他的传单，也发生了在莫斯科所发生的那种事情。人民无忧无虑地等候着敌人，不乱，不骚动，不撕裂任何人的身体，却安然地等候着他们自己的命运，觉得他们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找到他们应做的事。敌人一到，有钱的人便丢弃了他们的财产跑走了；贫穷的人留下来了，并且焚烧了、毁坏了留下来的东西。
俄国人的心里过去和现在都觉得，这件事将要如此，并且将要永远如此。在一八一二年，俄国的莫斯科的社交界有了这个感觉，有了莫斯科将被占领的预感。那些早在七月及八月初便离开莫斯科的人，表示他们料到了这件事。有些人带了他们能带走的东西，丟下房屋和一半的财产便跑走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那种潜存的（latent）爱国心，而表现这种爱国心的不是言语，不是为拯救祖国而让自己的儿子去死，不是此类不自然的行为；而是不易察觉地、简单地、有机地表现出来的，因而总是产生最有力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