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法国人为何比其他国家人民都要更憎恶封建权利
关于大革命，有一点是非常令人感到惊讶的，我们知道，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的残余旧制度，可是，这场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残留最多、人民受苛政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相反，它是在一个人民被折磨得相对较轻的地方爆发的。换一个说法就是，在那些旧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那么严重的地方，人民反而显得最难以忍受，最具反抗的愿望。
以德国为例，在18世纪末，德意志疆域内几乎没有一处地方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度，绝大多数的人民，仍然同中世纪一样，被牢牢地约束在封建领地上。像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和奥地利女皇的军队，就几乎全都是由农奴组成的。
当时，在德意志的大多数邦国中，农奴不得私自离开领主的庄园，如果离开，会被追捕，直至押回。在领地上，农奴受主日法庭的管束，私生活被严密监督，即使是纵酒偷懒，也会被严惩。农奴的地位不会提升，职业不得改变，领主若是不高兴了，农奴连结婚都不能指望。从年轻时开始，农奴就要在领主庄园中服多年劳役，这是一种定制，某些邦国甚至规定每周三天的役期。领主房屋的翻修维护，领地产品的运送与经营，乃至于捎带信件的小事，都要由农奴来担负。
一个农奴，他可以成为土地所有者，但他的所有权从来都不是完全的，他必须时刻看领主的脸色。领主说种什么，他就得在自己地里种什么，他不能随意转让或者抵押自己的土地。领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强迫他出售或者不得出售某些产品。对农奴来说，耕种土地永远带着强制性，他的产业即使是他的亲生子嗣，也无法完全继承，因为领主通常都要拿走一部分。
我所说的这些，不用去翻陈旧法律里的条文，在腓特烈大帝拟定、由其继任者在大革命爆发之际颁布的法典之中，就有这些规定。
让我们将视角收回到法国，在当时，德意志邦国内的这些情况在法国却早已不存在——法国的农民可以任意往来、买卖、耕种。如果要在法国寻找农奴制的遗迹，那或许只能在东部一两个被征服的省份里看得到踪影。在法国的其他地方，农奴制早已是绝迹的历史，这历史太久远了，以至于人们都想不起农奴制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废除的。现在的考据推测出，大约从13世纪开始，诺曼底就已经废除了农奴制。
当时的法国不仅基本废除了农奴制，还已经经历了另外一场涉及农民社会地位的革命——农民不仅仅早就不再是农奴，而且已经成为土地的所有者。这个事实虽然至今尚未得到充足的说明，但它的影响十分深远，我不得不在此稍作停顿，加以论述。
人们一直持着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土地的划分始于大革命，是大革命的产物。但事实绝非如此，各种证据都能证实这一点。
至少在大革命爆发以前的20年，就有一些农业协会对土地的过分分割感到担忧。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杜尔阁当时曾说：“土地遗产的划分使得原本够维持一家人的土地被分给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及其各自的家庭以后是很难完全靠土地为生的。”数年后，同样出任路易十六财政总监的内克也指出，法国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小地产主。
我在一份大革命前若干年总督所收到的秘密报告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人们正以一种令人忧心的方式再次划分土地遗产，每个人都想弄一点，一块块土地被无止境地划分，一分再分。”这话听起来很像是出自今人之口。
我花了很多功夫努力想要复原旧制度的土地清册，我也的确做到了一些。由1790年确定土地税的法律来看，各教区都被要求呈报本区现存的土地清单。遗憾的是，这些清单大部分都没能保存下来，我只在一些村庄发现了一些清单，我将这些清单与我们今天的土地名册作了个比较发现，在当时的这些村庄里，地产主的数量达到了现在数目的1/2，甚至2/3。考虑到从那时起，法国总人口增长了超过1/4，那么也可以看出来，地产主的激增是多么惊人。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农民对于土地的热情是从未改变的，都达到了顶点，对土地的那种占有欲望点燃了农民身上全部的激情。当时有人曾中肯评论说：“土地总是能以超出其本身价值的价格出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人都热衷成为地主。法国下层阶级的所有积蓄，不管是放给了个人，还是投入公积金之中，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购置土地。”
阿瑟·扬在初次游历法国时，最令他吃惊的就是发现大量的土地已经被农民划分。他估计说，法国至少有一半的土地已经归属农民。这种形势，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和预期。的确，这样的形势当时只有在法国及其近邻之处才看得到。
在英国，也曾有过拥有地产的农民，但数目非常之少。在德国，历来也有一小部分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农民，追溯到日耳曼民族最古老的习俗中，就有一些关于农民与土地的特殊又古怪的法律，但是，这样的自由农民只是一个例外，他们的人数微乎其微。
18世纪末，在德意志的少数几个地区，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而且几乎跟法国农民享有一样的自由。从地理区域上看，这些地区多位于莱茵河畔，这里正是法国革命的热潮最早波及并且始终最富生气的区域。反观德意志那些长时期难以被革命热潮所渗透的区域，就没有发生类似的“土地革命”。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总的来说，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法国土地的划分始自大革命的说法，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土地的划分要远远早于大革命。在大革命的过程中，的确出售了教士的全部土地，以及贵族的大部分土地，但是如果查看当时的土地拍卖记录，就会看到，这些出售的土地大都是被那些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的。所以说，土地虽然易手，但土地所有者数目的增加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按内克一贯浮夸但这一次相当准确的话来说——法国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大量的土地所有者。
应该这么说，大革命并不是划分土地，而是暂时地解放土地。为什么说是“解放”呢？这是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小地产主虽然有了土地，但仍然承受着许多劳役，这让他们痛苦不堪，难以解脱。
他们肩上的负担是相当沉重的，而最让他们觉得无法忍受的是，这些负担本身是可以减轻的。这些农民，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农民完全不同，他们已经摆脱了农奴的身份，摆脱了领主的管辖，他们期盼的是另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与将农奴变为土地所有者的那场革命比起来，是同样的伟大。
尽管旧制度看起来离我们很近，因为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在旧制度下出生、成长起来的人，但是，旧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了。大革命在我们与旧制度之间划了一道鸿沟，将旧制度彻底隔离出去，这种隔离仿佛经历了好几个世纪，以至于很多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
现在，很少有人可以准确而全面地回答这样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1789年大革命之前，农村是如何治理的？如果不从书本之外去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个时代的政府档案，这个问题就很难被精确翔实地论述清楚。
我们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贵族已经早就不再参与国家治理，但他们始终保持在农村的全部行政权力，农民受领主的统治。这样的一种说法是有悖事实的，是错误的。
18世纪的时候，教区的所有事务都是由官吏主持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由本省的总督任命，另一些人则是由农民自己推举，他们并不是领地的代理人，也不再由领主来选定。正是这些官吏组成的权力机构，主导着分摊捐税、维护教堂、修建学校、召集教区大会、监管公社财产并决定如何使用、以公共团体名义提起公诉等或大或小的工作。
对于这些细小的事务，领主不仅不再负责，而且也不加以监督。领主不再充当国王在教区的代表，不再是国王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不再在教区内执行国家法律、招兵、征税、颁布赦令、分配赈济等事务。所有的这些工作有教区官吏来担负，这些官吏都隶属于政府，或者由中央政府统辖。正如总督们在给下属的信中特意说明的那样，领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居民，第一居民而已。领主与其他居民相比，多了免税权与某些特权，他拥有的是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权力。
如果我们走出堂区，四处考察一番，就不难发现这些。贵族不再作为一个整体从事管理，即使参与，也多是以个人的身份。这样的一种现象，为法国所仅有。
在法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在古老封建社会体制之下，拥有土地和统治人民仍是一体的，也就是说，谁拥有土地，谁拥有治权。像英国就是由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进行管理和统治的。而在德意志，即使在国王已经摆脱贵族掌控的地区，如普鲁士、奥地利，贵族还是保留了大部分农村管理权。在有些地方，就算国王已经足够强大到能控制领主，他们也没有取代领主的位置。
法国的贵族的确已经很久都不曾接触国家行政，但有一处是例外，那就是司法权。一些显赫的贵族依然保持着权利，他们能施加影响，让法官以他们的名字来裁决诉讼，他们还可以在领地内自行制定治安规章。随着王权逐渐剪除并限制领地的司法权，将其纳入王权体系之中，那些仍然拥有部分司法权的领主便不再将它视为一种权力，更多地将其视为一项收入了。
贵族原来所享有的一切特殊的权利，政治部分被剥离，只有金钱部分保留下来，而且这部分权利还时有增加。在这里，我想论述的是尚未失效的那部分特权，也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封建权利，因为这部分特权与人民的关系最为密切。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分得清楚，这些权利在1789年时究竟有哪些，因为它们太多太多，而且有些已经剪除，有些已经削弱。即使是在当时，这些权利都让人们觉得含混不清，那对今时今日的我们来说，就更加模糊不清了。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查阅18世纪以来有关封建制度的专家著述，并结合地方习俗的话，就能发现，现存的所有权利，都可以归纳为数目不多的主要的几种类别，而其他的一切权利确实存在着，但只是不具代表性的个别孤立现象。
在各个地区，农民为领主服役的现象已几乎绝迹，道路通行费这样的费用或者降得十分低廉，或者已被取消，仅有少数省份还在收取多种通行费用。在所有的省份，领主可以征收市场税，他们还享有一条法国人人尽皆知的特权，那就是狩猎权。通常，只有领主才能拥有鸽子、鸽舍。领主会强迫领地的居民到他们的磨坊磨面，用他们的压榨机榨葡萄，等等。还有一项特别严苛的税就是土地转移和买卖税，也就是说，人们每一次出售或者购买土地，都必须向领主纳税。除此之外，农民身上还担负着年贡、地租、现金以及实物税等，这些税必须给地主或领主，不得赎买。
通过上面所述的这些花样，可以看出，领主所享有的这些权利都与土地或其产品有关，而他们的这种权利极大地损害了土地耕种者的利益。
在当时，教会的领主也享受着同样的权利。虽然教会与封建制度的起源、目的、形式、性质都大不相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最终与封建制度紧密交织在一起，它虽然从未完全融入封建制度里，但渗透其中，二者很难分割开来。
因此，主教、司铎、修道院长等人根据其教职的不同，都拥有相应的领地。通常修道院在其所在的地区都会有一个村庄作为领地，这可以说是法国唯一还存在农奴的地区。修道院拥有农奴，使用徭役，征收市场税，备有烤炉、磨坊、压榨机以及耕牛等，付税后才能使用。此外，跟整个基督教一样的是，法国的教士也有权征收什一税。
在这里，我特别想要重点说明的是，在当时的欧洲，几乎到处可见这样的封建权利，完完全全一样的封建权利。而且，这些权利所带来的压迫，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都要比法国沉重得多。我只是着重阐述了领地徭役。法国的徭役要少见且温和得多，而德国则要普遍和残酷得多。
所有这些起源于封建制度的权利，它们曾激起先辈们最激烈的反抗，它们被视为违背正义、违反文明的，像什一税、土地转移与买卖税、不得转让的地租、终身租税等，用18世纪稍微夸张的说法来说，就是“土地奴役”。然而，这些制度，这些权利在当时的英国也是存在的，有一些甚至今天仍在沿用，可是，它们并不妨碍英国成为世界上农业最完善、最富庶的国家，而且英国人民似乎并未感到它们有多么可憎或者可怕。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封建制度、封建权利会在法国人民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仇恨，即使仇恨的对象都消失很久以后，这种仇恨依然丝毫不减、无法熄灭呢？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国的农民已经不再是农奴，而是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法国农民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摆脱了领主的统治。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两点乃是最主要的因素。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一个农民没有土地，那么封建制度在土地上强加再多的负担，他也会无动于衷；如果他不是土地承租人，就没有租金，那么什一税跟他能扯上什么关系？如果他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地租跟他有何相干？如果他只是替人经营，那么这中间的层层盘剥又如何能影响他？
而且，如果法国的农民仍然是领主统治的话，那么他们会觉得压于自己头顶的封建权利，是国家体制的自然结果，是可以接受和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