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国内外如何看待它
法国大革命的这一段历史对于哲学家、政治家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警示意义。从来没有哪一桩历史事件能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开天辟地，源远流长，它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可它的爆发却依然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料想。
就连伟大如腓特烈大帝这般的天才，也未能预知这一场革命。如果我们仔细地审视这位非凡的国王，就会发现，他一直就是依照大革命的精神行事的，他可以称得上是大革命的先行者，甚至可以说他本身就是大革命的代理人。但是，当大革命酝酿成熟时，他并没能辨认出来，他或许感受到了，却视而不见。当大革命终于爆发之时，它展现出来的是决然不同于历史上众多革命的独特面貌，或许正因为此，它当初才未被人们所察觉。
大革命不仅改变了整个法国，在国外，大革命同样万人瞩目。它的影响无处不在，它在各国人民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一颗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期冀的种子，一颗变革与改良的希望的种子。但是，谁也猜不透、说不清大革命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各国的君主、大臣们竟然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模糊的预感。他们认为，革命只不过是一场周期性的疾患，无论哪个民族，无论何种体制，都难以避免被“感染”，所谓革命只不过是为他国的政治开辟了新的领域，别无其他。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人偶然悟到了大革命的真谛，那也是无意的，没有人真拿它当一回事。
179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在德国皮尔尼茨发布了《皮尔尼茨宣言》，他们宣告，法国君主制所面临的威胁乃是欧洲一切旧政权国家的共同威胁，他们与法国共处于危难之中。
然而，透过当时的秘密文件我们却能看到，他们虽然发出了这样的宣告，但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番话。他们的摇旗呐喊，只不过是为了遮掩自己的真实意图，或者说是为了在众目睽睽之下粉饰自己的意图而已。
在他们看来，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一场转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他们要做的，是从中坐收渔翁之利。抱着这样的意图，他们结成了秘密的联盟，谋划算计，多方准备。猎物近在眼前，他们磨刀霍霍，既相互争夺，又相互牵连。他们的算计不可谓不全，但他们唯一没有算准的就是即将发生的这场大革命。
在法国的另一端，英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记忆犹深，长期的政治自由使他们更富于见识与经验，他们已经透过厚重的迷雾隐约捕捉到伟大革命迅速逼近的气息。然而，他们也未能认清大革命的形势，他们没能估量出法国革命即将对世界的命运，对英国自身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大革命即将爆发之时，英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阿瑟·扬正在法国游历，他意识到一场革命呼之欲来，但是他低估或者说错解了这场革命的意义。他甚至以为，大革命有利于特权阶级。他说：“如果这场革命会给贵族带来更多的优越地位，那我觉得它弊大于利。”
当时英国的另一位知名人物，保守主义的奠基者埃德蒙·伯克，他对于法国爆发的大革命，抱着一种近乎仇恨的态度，可就连他在某些时刻也看不透大革命。他曾一度认为，大革命会削弱法国，直至将其引向灭亡。他是这么说的：“法兰西的好战与善战将长久消失，甚至不复存在。未来的一代代人，只能像古人一样感叹：曾经，我们高卢人以勇武著称。”
要判断历史事件，站在近处看，远远不如站在远处看那样清晰准确。让我们将目光收回到法国国内，在大革命爆发前夕，人们对这场革命将成就何种事业尚未有明确的认知。
我翻阅了大量的陈情书，从中只找到了两份陈情书表达了人民的惧怕恐慌心理。他们害怕的，是高高在上的宫廷和王权会继续保持压倒一切的权势。三级会议表现懦弱，让人无法寄以厚望。人们担心会遭受暴力，贵族阶层尤其感到不安。许多陈情书都提到这样一点：“卫队应宣誓绝不将枪口瞄向公民，哪怕在骚乱或暴动的情况之下。”人们认为，只要三级会议可以正常地、自由地召开，那么所有的弊端都能得到解决。虽然改革工程浩大，但并不十分艰难。
然而，法国革命最终还是按照自己的步调发展，就像魔鬼逐渐露出它独特而可怖的面孔。大革命摧毁了政治结构，又废除了民事机构，继而又动摇了社会基础。它变革了法律，变革了风尚习俗，变革了语言，最终甚至要清算上帝本身。这场革命的风暴很快就蔓延出了国界。就像当时的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所担心的那样，法国大革命以前所未有的致命的手段、战术和准则，冲破了诸多帝国的阻碍，它打碎了一顶顶王冠，唤醒了一个个民族，而且将这些民族争取到了自己这边来！
这一切使得人们原来的观点发生了大转变。欧洲各国的君主与政治家们之前将革命视为各民族体制中的常事，而现在，他们不得不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它。法国大革命与世上一直以来发生的一切截然相对，但是它又是那么普遍，那么可怕，那么令人费解，以至于人们在这一现象面前，茫然若失，看不清也想不透。
有的人认为，这场大革命所迸发出的闻所未闻的威力似乎是无由而生的，而且将永续存在，人们无法阻止它，它也不会自动停下来，它最终将会把人类社会带向彻底的崩溃。很多人都视大革命为魔鬼在世间的显灵，就像法国鼓吹君主制与教皇权的政治家德·梅斯特所言：“法国革命有如恶魔。”甚至在当时一些作家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种带着宗教色彩的恐惧心理。
英国的埃德蒙·伯克惊呼道：“法兰西岂止是丧失了旧政府，甚至可以说是丧失了一切政府。法兰西不仅成为人类的灾难与恐怖，更沦为屈辱与怜悯的对象。君主制被谋杀于坟墓中，从这座坟墓中走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超越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庞大而丑陋的可怖怪物。这个怪物向着它的目的地奔去，不惧危险，不抱悔恨，蔑视一切现有规则，蔑视一切常规手段。谁要是对它的存在发出一个字的否定，便会被它狠狠踩在脚下。”
法国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真的像当时当地的人们所感受的那样异于寻常吗？真的有前人所说的那样奇特难解、改天换地、矢志革新吗？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它的真正特点是什么？它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它摧毁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
现在，正是研究与审视这些问题的最好时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间点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观察与研究这一伟大的事物。我们离那场大革命已经相当远，远到我们只能轻微地感受那种革命者昂然的激情；同时，我们离这场大革命又仍是相当近，近到我们可以深入地去剖析并解读那种引领大革命的精神。
如果再等若干年，人们将很难做到这些，因为一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了，那么催生这场革命的因由将慢慢被时间湮没，而这场成功的革命，将因此而变得难以考证、无从解密了。
第二节 大革命并非以推翻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为最终目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最先燃起而且最后熄灭的就是反宗教的激情。攻击教会是这场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即使是饱受奴役以换取安宁，即使已经失去了对自由的向往和热情，人们依然在反抗宗教。
伟大如拿破仑者，他甚至能够压制住法国革命的自由精神，但是，他无法压制住人们反基督教的秉性。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人，他们以为，不敬上帝能够抵偿自己当初对政府大员小吏俯首贴耳的过失。他们抛开了大革命精神中最为自由、最为高尚、最可自豪的一切，却守着不敬上帝的信念，自认为这才是忠于大革命的精神。
到了今天，人们不难明白，所谓反宗教，只不过是这场大革命中的一个小事件，是大革命一个明显却又不恒久的暂时产物，它绝不是大革命的本身特性。
18世纪的哲学带有一种深刻的反宗教性，这也是很多人将其视为大革命催发剂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对18世纪的哲学作一个深入的了解与观察，就会发现，它其实包含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
一部分是关于社会民事、政治法律以及所有革新的，比方说人人生而平等，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地位等一切特权，让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统一规章制度，等等。这些主张与信条既可以说是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同时也是大革命所缔结的果实，从其后续的影响来看，它也是大革命最恒久最实在的伟绩。
另一部分就是关于教会的。18世纪的哲学家，他们抵抗教士、等级、教会、教义，他们希望能从根本上将教会摧毁殆尽。这样的一种哲学，产生于大革命的背景之下，当大革命摧枯拉朽一般地清算旧制度时，它很容易会被掩盖在大革命胜利的炫目光环之中。
我想强调的是，基督教之所以被仇恨，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政治制度；教士之所以被仇恨，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命为来世事务的治理者，而是因为他们是现世的地主、官吏、征税者；教会之所以被仇恨，并不是因为它不能在即将建立的新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因为在那个正被摧毁的旧社会中，它霸占了最具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
仔细想一想，时间已经证明并且每时每刻仍在证明这样的一个事实：当大革命的政治业绩巩固下来之后，它的反宗教的事业便终结了。大革命彻底粉碎了一切旧的政治制度，人们所憎恶的各种权力、压迫、阶级等都被一一制伏，它们所激发的深刻仇恨，也日渐退温。最后，教士们从这些垮台的制度中日益抽离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宗教重新回到人们的精神之中，其地位甚至更加稳固。
这样一种近乎怪诞的现象，并非法国所独有，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的基督教会纷纷重振勃兴。
如果以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为敌，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它们与民主社会的精神，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甚至，宗教的很多东西对民主社会大为有利。各个国家历代历史都表明，即使是已经消亡的宗教，在人们的心中，依然有其归宿，而很多的制度则倾向于打着尊重人们思想情感的口号，将人们往反宗教的路上推去。
我对宗教的这一番议论，更适用于社会权力。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一举毁灭了社会等级制度和束缚人们的一切机构与习俗。很多人甚至认为，大革命的结果不仅仅是摧毁某方面的社会秩序，而是要摧毁一切社会秩序；大革命不仅仅要摧毁某个政府，而是要摧毁社会权力这个主体。他们认定法国革命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对此，我要说的是，这只是粗浅的表象。
在大革命爆发之后不久，曾一度被奉为革命派核心人物的米拉波私下里给国王写过一些后来让他声名扫地的信件，他在信中这样剖析——
“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新形势和旧制度，就会看到希望与慰藉。国民议会所制定的一些法令，尤其是最重要的那部分法令，其实是有利于君主政府的。取消高等法院，取消三级会议，取缔教会、教士、贵族等特权阶级，这岂会是小事？一切都打破之后，就只有公民这一个阶级，这样的变革，即使是路易十三时代极力主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首相黎塞留，也会为此欢呼雀跃。因为这样的制度，造就了表面上的平等，而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反而更利于权力的集中和执行。多少专制政府梦寐以求的就是增强国王的权杖与权威，而大革命在短短一年里就做成了他们想做而难做成的事。”
有能力领导大革命的人就是这样理解这场大革命的。
法国大革命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变革旧政府，它更想要废除旧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所以，它必须颠覆一切现存的权力，毁灭一切公认的势力，摒弃各种陋俗与旧传统，将那些经年累月培育出来的顺服遵从的思想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干净。正因为这些，法国大革命表现出一种明显且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的表征。
但是，如果我们拂去这些残渣，拨开那道帷幕，就会发现一个让人震惊的庞大的中央政权。在大革命之前，权力分散于整个社会之中的各层权力机构、阶级、职业、家庭、个人，等等。而现在，它们全部被吸引到一起，聚合到中央政权的统一体中。
自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能与之相似的政权，而法国大革命造就了这样的一种新权力。这一新权力正是从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之中诞生的。不可否认，大革命建立的政府的确很脆弱，但是，与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相比，这个政府要强大数倍。我们可以说，它是既脆弱又强大的。
米拉波穿透了日薄西山的旧制度的尘埃，洞察到这样一个简单却又难以理解的事实，他知道，旧制度打破之后，将催生一个空前强化、空前庞大的新政权。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当时还尚未被广大民众所察觉。但是，渐渐的，它的面目必然大白于天下。
今天，各国的君主们对此尤其关注，他们赞赏甚至羡慕这个庞然大物，就连那些之前与大革命格格不入甚至仇恨敌视的人们在思想上也有了微妙的转变。他们在各自领域内大力废除特权，他们让不同等级融合在一起，使不同阶层趋向平等，用官吏来取代贵族，以统一的制度来取缔地方的特权，用统一的政府来替代层层级级的权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