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属于中国人的医学院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师生走上街头迎接解放军入城部队，庆贺盼望已久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副主任宋任穷委派赵卓为驻中央大学军事代表，接管中大，实行军管。
8月8日，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医学究改名为南京大学医学院。任命蔡翘为医学院院长，高学勤为大学医院院长，陈华为牙本科主任兼大学牙症医院院长，徐君伍为副院长——从此，医学院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新的坚实步伐向前迈进.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曲方医学先后传人中国。20世纪初叶，中国的医学教育几乎全操于外国人之手。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和私人虽然也开办了几家医学院校，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外国教会（天主教、基督教）和外国人办的医学院，仍占医学教育的—统江山。迄今中国的前辈西医学家，大都是从协和、同济、湘雅、小河沿等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医学院走出来的。—如旧时中国陆军早期的黄埔、保定、昆明之分。除同济是德国人创办的之外，剩下的多为美、英、法派别。比如小河沿为苏格兰传教土创办；协和的创办当然属美国人的事；而湘雅实为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的所分校（即现在的湖南医学院）。
在那个年代里，中国医学界的爱国有识人土，渴望中国人自己创办儿所能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相媲美的医学院校，以打破医学教育为教会和外国人垄断的局面。
1935年5月，国立中央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在南京筹建医学院，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延请原协和医学院著名内科教授、时仃南京中央医院内科主任的戚寿南为院长，并聘请知名学者蔡翘、郑集、易见龙、张查理、于光元等前来任教。
中央大学始建于清末，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最后更名为中央大学，是全国大学中院系最完整的综合性大学，共有八个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商学院原设在上海，1932年—，二八事件后，学校感到联系困难，遂将这两个学院独立，原属中央大学的医学院改为上海医学院。后来又觉得—个完整的大学，必须有医学院，遂于是年夏决定在南京重建医学院。
同年9月，招收的第届医本科学生共25人（学制6年）就正式开课了。
1935年6月，中央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又开办了牙医专科学校，校长由罗家伦亲自兼任，聘请黄子濂教授为主任。同年秋，招收了第—届牙医专科学生170余名（学制4年）正式开课.
1936年11月，牙医孥科学校内又开设口腔卫生训练班，招收初中毕业生200余名（学制1年半）正式开课了。
牙医专科学校的开办，从此结束了只有洋人在中国兴办学校培养牙医的历史。
1936年4月，中央大学医学院基础部在南京四牌楼建成。自当年7月至次年2月，陆续建成厂生物化学研究室、结构学科解剖宰、生理学科实验宰及组织学科、胚胎学科和神经结构学科共用的实验室等。牙医专科学校亦建成丁宿舍和牙症医院，包括19个实验宰、诊疗室，供教学、开诊之用。是时，医学院已有专任教师10名，牙医专科学校有教师9名。
至此，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已初具规模。
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
这是中围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慰抚—个民族创痛心灵的精神寄托……
在中大医学院早期的创业史中，有几位做出贡献的教育家是特别值得我们怀念的——
罗家伦。他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家之—，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后调南京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中央大学开办医学院是他向国民政府乃至蒋介石进涑陈情，据理力争的。同时向教育部争取，实现了在中央大学内创办国立牙医专科学校的计划，亲兼校长。利用国内最高学府的优越条件，特别是中央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教授和设备，为医学院开设人文、自然等课目。在专业方面，又聘请国内著名的专家教授束校任教。医学院虽系初创，而名师云集，师资雄厚，享誉国内，是他校所没有的。所史小会忘记，罗家伦实为我国由国家创办医学院及牙医教育的创始人。
戚寿南。他是著名的心脏内科车家，被任命中大医学院院长。创办医学院时，正式挂牌子的医学院办公室仅为三间平房，办公人员只有3人，即—位院长、—位秘B及—位附属口腔专科学校主任。这就是后来被诸多专家教授传赞的三间平房起家，三人扛起医学院的佳话。就任4个月便招牛开课，然而当时医学院—无教员、二无教案、三无设备，他便将所有学员分配到大学内各学院上课。比如外文由文学院英文系负责，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由理学院教授分担。与此同时他便忙着筹建新教室，聘请有关医学教授前来授课。解放前夕，他又开办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附设大学牙症医院，此大学牙症医院的名称就是他定的。历史不会忘记，戚寿南在我国口腔医学教育的早期建设与开拓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卓越贡献。
蔡翘。他是世界知名的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大医学院建立初期的生理学课程由他担任。当他接到罗家伦、戚寿南的聘请后，放弃了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每月10OO块银元的高薪，毅然决然地来到南京，而中大医学院给他的待遇是每月500块银元。有人间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在上海是为外国人工作，来南京是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义不容辞！他为医学院的发展与壮大招揽人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心血。后来他曾代理医学院院长。南京解放后，他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原第五军医大学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黄子濂。他是留学美国的牙医专家，1935年受聘为牙医专科第—任主任，负责创建时期的教学计划制定与组织实施，又千方百计从美国聘请了郭乃全教授和磐国恩教授回国任教。他主持牙科大楼的设计与修建，从德国进口全套牙科设备，结束了木椅、脚机的时代，使中央大学医院附设牙症医院成为当时国内最新最大，以至有人誉为远东第—的牙科医院。历史不会忘记，黄子濂是我国由国家创办的第—所牙医高等学校的创建人。
陈华。1930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牙科，1938年应聘来校任教，主要负责筹建牙科门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设法添置设备，组织人员，用木制牙科椅和脚踏钻机，在中大、华西、齐鲁三大学联合医院开设牙科门诊部，供牙科学生实习。这是医学院建立的正式临床教学基地。1946年他赴美进修牙科正畸学，回国后任中大医学院牙科主任兼大学牙症医院院长。他在为医学院的各项建设与发展，乃至后来为国家门腔医学和我军口腔医学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张查理。他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著名解剖学专家，英文名查理，张。戚寿南在兴办医学院之初，他应聘担任解剖学课程。他讲课不仅条理清晰，而且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听了，十分起劲。但他要求很严，注重实践，考试的时候，不但要学生背诵各条肌肉、血管、神经的来龙去脉，而且将标竿插在尸体标本各个部位，要学生逐—辨认：每次考试完毕，将学生成绩全部张榜公告。不及格就是不及格，毫不留情。解剖学是大课，解剖学不及格，肯定是留级。他的国文很好，并且酷爱文学，课下聊天总是引经据典，出口便是唐诗宋词佳句，但走上课堂讲课全部用英文，—个中文宇也不翻译，台上台下判若两人，常弄得学生如堕五里云中。故此学生叹谓：下课张查理，上课查理张。他就这样逼着学生置于死地而后生把解剖学学好，把真本领握牢学生手中。后来学生们十分珍惜而钦敬地领悟到：此公不只是逼你学好解剖，更是逼你学好做人。
还有秉志教授（动物分类学家，时任中央生物研究所所长）；
还有郑集教授（生物化学专家，解放后任南京大学医院生化研究所所长）；
还响竟第周教授（细胞学专家，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还有吴洁教授（心血管病弩家，解放后曾任北京医院院长）；
还有黄志维教授（神经内科专家，曾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还有董秉奇教授（外科专家，曾任第七军医大学校长）；还有热带病学专家郭绍周、细菌学专家林飞卿、神经解剖学专家程玉麟、耳科专家胡茂廉、眼科专家陈跃真、妇产科专家荫毓璋、植物学家陈植、鱼类学家伍献文；以及后来享誉海内外，创适医学奇迹的姜泗长、陆裕朴、苏鸿熙、郭祖超等教授。他们中间有小少人被称为中大医学院兴办之初的台柱子，是开创中国医学事业的拓荒者和耕耘者。用蔡翘教授的话说：他们是学校的母鸡，有母鸡才能下蛋。
啼血金陵
1937年7月，日寇发动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危及南京。时任中央大学名誉校长的蒋介石，下令中大及所属院校迁往重庆。不久，南京沦陷，国民党南京政府亦仓惶迁都重庆。
同年8月至10月，中大所属文、理、法、上、农、师范等学院已陆续迁完。但由于重庆缺乏医学教学基地，医学院院长戚寿南等力排众议，争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乃将中大医学院和农学院中的畜牧兽医系迁至四川成都。
蔡翘、郑集临危受命，先期赴蓉与华西协合大学商洽，暂借该校校舍开学。获准后，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经武汉、重庆，于10月问辗转到达成都华西坝，在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升课。
华西协合大学是英、美、加拿大联合创办的有名的教会大学之—，其医学院设有医科和牙科，中大医学院正是为与之合作，相依为伴而来的。
这正是禁翘—行赴蓉的使命所在。
蔡翘说，世态突变，风逝云谲，谁能料想中大医学院初步建成之日，正是日寇疯狂侵华之时，刚刚筹建好的实验室和生理科，倾囊购置的设备、仪器、图书等，尤其是拉起了这么—支师资队伍，实属不易啊……他扼腕顿首，痛惜难当，—切还要从零开始。他对师生们说，能搬动的通通搬走，—颗钉头—支竹签也不能丢下！
这是—场国难当头、撕心裂肺的大迁徙……
这是—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再次被屈辱被蹂躏被驱赶的命运的大漂泊……
郑集教授回忆说：
离开南京时，心情是极其悲愤而沉重的。那种感觉就像—个有家不能归的孩子，从今往后就要出外流浪了——启程那日，大家都眷恋不舍，—步—回首，声声啼血，挥泪告别金陵……
丁鸿才教授于1991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
国难当头，赶在南京沦陷前，利用暑假将学校全部迁到所谓大后方的重庆和成都，这是第—个由外地迁往四川的学校，事后看来是有远见的。没办法，这就是饱尝什么叫国耻的滋味，被人家打着到处躲，到处逃。国内许多其他院校，多在战争扩大后或已逼近时才搬迁，常常遇到重重困难，难以完整地搬迁转移，不仅在没备上造成大量损失，人员也多受艰难困苦，甚至出现伤亡事故。我有—位中学好友在清华上学，就在乘船人川的途中，因遭受日军轰炸而遇难……
蔡用舒教授回忆说：
国家遭受劫难，人民流离失所，中大医学院奉命西迁，那情景像个被遗弃的孩子……第—班同学在南京时为120多人，到了成都仅余16人，第二班同学仅有10人。齐鲁大学的学生，迁徙途中也失散减少了，所以，征得华西协合大学同意，由华西、中大、齐鲁合办三所大学的联合医院。同是天涯沦落人，当三个学校的学生合在—个班次上课时，其悲欢离合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国破山河碎，痛失家的悲怆，深深埋在背井离乡的学子们的记忆里。
为了求学，为了拯救这个家，再寻找网来这个家，他们上路了。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也不管遭遇多大艰难，他们颠簸流离，忍饥挨饿，举步维艰地向漂泊中的命运之岛靠近……
他们恸问苍穹：我何时才能回家？！
他们坚信：记住回家的路，就个怕迷失方向！
沦落华西坝。
成都华西坝。
中大医学院第二、三年级的学生到达成都后，便借用华西大学的教室和实验室单独开课了。有些课程则与华西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合班上课。带来的寸比教学仪器和图书分别放置在华西大学的实验室和图书馆内。全体同学住在华西坝—个民办中学内，睡的是草席木床，吃的是每周—块银元的伙食，没有管理人员，全部由学生自己负责。后来搬至二大学集体宿舍，同学之间相处很好。
三个大学的学生合在—个班次的教室里卜课，济济—堂，感情融洽，确有—种难兄难弟难舍难分有难同当的意味。
尽管那时，中国的大学有二类：—是教会大学，学生多为高官富商子女，西装革履，大都洋气十足；—是国立大学，学生多出身寒微，穿的是蓝布大褂，大多土里土气。华西大学显然属于前—类，中央大学属于后—类。
蔡用舒教授在《旧史拾零》中写道：
中大医学院的学生平时看起来有点呆板，但关键时刻就显得很活跃；记得那年反饥饿游行时，仝院同学出动，高呼口号，大闹国民党教育部。全枝运动会时，拿不到项目锦标，全院同学人人出席，参加人数为单位的百分之百，夺取了精神锦标。工学院的同学说，这项锦标我们确实赶不上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