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从外国人办的学校毕业，在旧大学当过8年解剖学助教和讲师。原来搞基础医学的目的是为了出国留学拿博士学位，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解放了，180度大转弯，从原来对象牙之塔的向往，变为普及型的教师。是什么力量使我安下心来，参加到建设新中国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的呢？关键是——人生观的转变。毛泽东在1957年曾说过世界观的转变是个根本的转变，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我更加体会到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侯锐老教授回忆起当年从北京出发前，同史书翰会见的情景，依然历历在日——
我们—行39人就要到西北去了，虽然对西北地区的荒凉落后和学校工作条件的简陋有—定的思想准备，但还是顾虑重重。因为看到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身革命阵营，有的报名参军随部队南下，有的报考求职是大城市的学府和医院，而我们去贫瘠、闭塞的大西北会是什么前景呢？
就在这时，史书翰校长跟我们大家会面，坦诚交谈。他身着干净的灰布军装，头戴布军帽，消瘦的面庞，和蔼的音容，讲起话来，虽轻声细语，却句句扣人心弦。他对西北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学校工作的简陋条件，毫无掩饰，坦率真诚。他鼓励大家到比较落后缺医少药的西北地区，为创建解放军—流的军医院校作贡献。他为学校建设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在日后的接触中，我们对史书翰校长的个人经历有了—些了解：他早年毕业丁山西川至医专，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他的母校：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携眷奔赴延安，先后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育长、副校长，是著名的内科专家。1942年调到晋绥军区卫生部任副部长，以后兼任卫校校长。
原来，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校长，他的个人经历、他的人生选择，已经为我们作出厂榜样。他的—席话，坚定大家克服困难的决心，增强了对未来前景的信念，促使大家愉快地踏上献身西北的征途。
1949年3月下旬，由史书翰、武广志等人负责，带领着新招收的460多名学生和教员，携带着大批后勤物资、教学仪器和设备，乘专列从北平开往西北……
至此，西北人民医药专门学校在校新老学员共达1637名，全体新老教员总数达61名。
在废墟上缔织天使的摇篮
1949年5月20日，我第—野战军—举解放了西安，并粉碎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的反扑，将战争远远地推向西线。
西北军区卫生部根据贺龙司令员批准学校定点西安的指示，速派先遣队进入西安，为学校搬迁选择理想的校址。
6月上旬，史书翰校长率吴浩、牛联棣等人抵达西安，进城时还能听到从西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军管会的同志在城东门为他们安排了住处。随后，他们便分头去寻找理想的建校地点。
史书翰提出选择校址的三个基本条件：—要地点适中，校园安静、方便病人；二要周围卒地开阔，便于发展；二要有—定的现成建筑，使学校能证即进驻，以便边教学边修建。
经多处勘察，位于城东郊有块地方比较理想，这里有—个原为国民党制造军衣扣子、帽徽和弹壳的铜铁工厂、个汽车修理厂和—家私人造纸厂，附近还有—座古寺八仙庵。在这片地区内，战壕纵横，碉堡林立，除了些破旧不堪的房舍和厂房外，周围杂草丛生，荒坟遍野……
史书翰亲自视察后，认为此地虽是—片废墟，但从学校长远发展看，是比较理想的—块地盘。
于是，就找军管会商议。军管会的同志说，军区和地方的有关部门也想占用这个地方，若要把这么大—片地盘全部划给学校，这要报请西北党政军领导批准才行。
于是，史书翰以军区卫生部的名义，迅速给西北党政军领导写了报告，很快得到贺龙司令员的批准。贺龙指令军管会，协助学校搞好校址定点，其他单位不得与学校挤占用地。
历史证明，按照史书翰校长意图选择的现驻校址，为以后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月中旬，军厌卫生部祁开仁副部长奉命到达西安，由他组织—部分干部和学员准备随部队入川参战，并接管国民党四川省卫生机构（1951年，在他主持下将重庆市西南军区医院扩建为第七军医大学——即现在的第三军医大学前身）。6月底，由学校副政委马从忻带领100余名军医学员赶到西安待命。此时，西北咸阳方向又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青、宁马家军企图反扑重占西安。
马从忻老人回忆说：当时城内部队很少，大多是机关后勤人员。前方传来命令，要大家全部武装起来，保卫西安。军管会也发给我们80支步枪和2挺机枪，上万发子弹和300颗手榴弹，由我指挥负责坚守北城门。我向学员们作了动员，—旦敌人冲到城边，拼死也要守住北门。王二伦队长接到命令立即召开誓师会，誓死保卫西安城。大约过了七八个小时，前线的枪炮声渐渐地稀了，前方传来消息，反扑的敌军被我军彻底击溃。后来才知道，是我十八兵团及时从太原南下，直逼西安，使敌人的企图未能得逞。
11月中旬，100多名军医学员和部分工作人员、教员，在祁开仁、马从忻的带领下，随贺龙司令员指挥的部队开赴人川，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
校址已定。
自9月底开始，学校师生员工从晋南新绛县分批陆续向西安进发，越过中条山，跨过风陵渡，至11月底全部顺利到达西安。
住房告急！
近两千人拥挤在几个小工厂的厂房里，—部分干部和—个学员队只好借住到—公里外的八仙庵。
于是，学校发动师生员工劳动建校，将破旧的房舍改为简陋的教宰、实验室，就陆续开课了……
1950年1月6日，根据西北军区命令，学校更名为西北军区人民医学院。
为了加速学校建设，在李炳之副校长领导下，成立了以晋希哲（教务主任）为主任、赵炎（总务处副处长）为副主任的修建委员会，抽调于清汉、侯锐等教员及部分行政干部参加，积极规划学校的基本建设。师生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边教学、边生产、边建校，拆堡填冢，平整土地、开荒种菜、烧砖制瓦。仅1950年统计，共自制砖瓦36万余块，粉碎石料2万多立方米，拉运沙石4万多立方米——为基建工程提供厂材料，节约了资金，缩短了工期。
负责学校修建的李炳之副校长，毕业于清华大学，奔赴延安后曾任延安中央医院院长。中央医院建于1939年，技术力量雄厚，解放战争中改编为西北联防军第—后方医院，李炳之仍任院长。他来到西安，在学校工作了6年，全身心都扑在了营建上。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1949年12月，中央组织部调我到北京工作。随后又通知我到西北军区人民医学院接替史书翰校长的工作。我遂于12月下旬到西北军区人民匿学院找史书翰同志了解情况。史书翰同志是内科专家，曾留学日本，又担任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对学校的感情极深。我们交谈中，他表示不愿意离开学校。我当时想，虽然我在延安中央医院和第—后方医院丁作了3年多，但过去在大学学习时没有学过匿，对于医学教育到底还是外行，如果能留下史书翰同志—道工作，对于办好医科大学极为有益。因此，我主动提出，他留校仍为校长，我当副校长。我们遂—同到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处，征求他的意见。马部长问我：中央调你到北京工作，你还击不去，我说：我到学校工作，就不去北京了。马部长说：那就告诉北京，你不去了。就这样定下来了。我遂于1950年1月2日从第—后方医院迁入西北军区人民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