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意见成为本会的主导意见，并且被写进《决议》。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准备了一个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的“安于农村现状、安于小农经济的幻想”。
中共唐山地委书记周振华参加了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周振华从北京回到唐山，即打电话要卢振川赶快到他那里去。卢振川见到他后，感到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周振华把一本16开的厚书递给卢振川，说：“这是毛主席编的书，遵化十区那篇报道被收进去了，而且是第一篇。”
卢振川听后感到意外惊喜。那本书的书名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收编河北省的文章共6篇（那时还没有收进《勤俭办社》一文，直到12月毛泽东第二次编这本书时，增补了河北省的4篇文章，《勤俭办社》一文得以编入），《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被放在了第一篇。
七届六中全会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上报了补充材料。
在这些补充材料中，有许多反映了1955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从原有的121篇材料中删去了30篇，留下91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了85篇，共计176篇，约有90万字。
12月间，毛泽东又另写了一篇序言。不仅如此，毛泽东为收录的文章写了一百多篇、两万五千多字的按语。书名修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于1956年初正式出版。开本为大32开，分上、中、下三册。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发行量非常大，对合作化运动的影响也非常大。不仅如此，这本书的出版发行，还影响到诸多方面。比如：遵化十区区委书记赵涌兴被选为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遵化县西四十里铺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国藩成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从此闻名全国，到西铺村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卢振川于1956年1月由编辑部主任提为副总编辑，没过半年又提为总编辑。这年他才26岁。这样的连续提拔与毛泽东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写的按语不无关系。他认为，这些应该说都是机遇，是意外的机遇。既然是机遇，总带有某种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想躲也躲不开。
显然，使西铺村一举成名并写进史书的，是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没有《高潮》这本书的出版，西铺村的影响不可能如此之大，仅靠《唐山农民报》卢振川的文章和《河北日报》王林的文章是不可能有此效果的。
当然，没有卢、王二位的文章，《高潮》一书也不可能收编到西铺村的材料。
《高潮》收编的176篇典型材料，在那个历史时期，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的，首推西铺村。
“穷棒子”本来是一个可以泛指的词，但从那时起，它几乎成了西铺村的专用名词。
遵化县所在的河北省，到1955年6月底，全省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97359个，入社农户2741400多户，占总农户的35.2%。9月间，河北省召开第四次党代会，批判了消极保守情绪，结果是“积极地去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了先进的并符合实际情况的发展计划”。
同年11月，国务院发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说：“问题还不是简单的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〇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在“序言”中写道：“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依次收入河北11篇、山西16篇、内蒙4篇、北京8篇、天津4篇、黑龙江5篇、吉林5篇、辽宁5篇、山东10篇、安徽9篇、江苏7篇、浙江8篇、福建5篇、上海5篇、河南6篇、湖北5篇、湖南6篇、江西6篇、广东9篇、广西4篇、四川8篇、贵州8篇、云南5篇、陕西6篇、甘肃4篇、青海4篇、新疆3篇，合计176篇。
这176篇材料，河北省的11篇排在全书的最前面，《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又排在河北省的最前面，《勤俭办社》是第二篇。第一篇材料中举了王国藩“穷棒子”合作社的例子，第二篇专题报道了王国藩“穷棒子社”。
毛泽东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写的按语中说：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如像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现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的一种表现。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驳倒了这一种说法。河北省遵化县的经验，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们的办法就是学习。他们的口号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其结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百四十三户，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计三年时间内，已经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阶段内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区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项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毛泽东在这篇按语中热情洋溢地提到“穷棒子社”：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第二篇是《勤俭办社》。毛泽东在为这篇文章写的按语中说：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历史地看，“穷棒子”的事迹和精神之所以那么深入人心，在当时能催人泪下，从根本上说，是它代表着“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一穷二白而不甘屈服的形象。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再次突出例举了王国藩领导的建明社：“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1953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的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
毛泽东为该书收入的176份材料中的104份写了按语。这些按语可谓态度明朗，旗帜鲜明，有倡导，有批评。
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印了一部分按语。为此，毛泽东又写了一个说明：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调查研究时说：“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
尽管农业合作化在1955年下半年以后有“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穷棒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