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中共河北省唐山地委主办的《唐山农民报》编辑部主任卢振川，听说遵化县十区洪鸭屯村农业社实行了山西省郭玉恩农业社的包工包产，效果挺好，于是他便和报社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去洪鸭屯采访。
在采访过程中，这个村农业社社长姜公忠无意中谈到，他们刚办起农业社不久，因为他们是这个区最早办起的两个农业社之一，区委书记赵涌兴曾带人到他们这里蹲点，学习怎样办社。
卢振川听后非常感兴趣，因为当时学会如何办农业社，是农村干部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他的采访兴趣发生了变化，于是放下报道包工包产的初衷，转而采访如何办社。
回到报社，卢振川向报社总编辑郑毅作了汇报。
郑毅对这个选题也很感兴趣，便向地委书记周振华作了汇报。
卢振川关注的问题引起了周振华的重视。周振华表示，他要亲自去看一看，并告诉郑毅，要卢振川等着同他一起去。
由于工作忙，直到1955年4月中旬，周振华才得以成行。
周振华带了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赵亨运和一个警卫员，卢振川带了报社摄影记者王兰亭，他们一行五人到了遵化，从遵化县城坐马车到了十区区委驻地鸡鸣村。周振华在十区区委听了汇报，讲了对农业社加强领导的几点意见。
周振华、卢振川一行在鸡鸣村住了一夜，此后由区委书记赵涌兴和区委副书记李计增陪同，乘马车到了西铺村。这个村的合作社创办较早，较为典型。
在西铺村，周振华一行听了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国藩的汇报。
第二天上午，周振华表示，这个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他让卢振川好好写一篇报道宣传推广。
卢振川和周振华共同拟定了报道提纲。第一部分的小标题叫“从不懂到懂”，写区干部从绕开社走到主动向农业社学习；第二个小标题叫“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第三个小标题叫“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
在西铺村，卢振川写出了初稿。
回到报社后，卢振川把报道初稿又修改了一遍，经郑毅看后送周振华审阅。
1955年4月30日，《唐山农民报》发表了卢振川采写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卢振川觉得，这不过是一篇适应当时需要的普普通通的报道。没想到，1955年末，这篇报道竟然“身价百倍”，影响所及，出乎预料。
文章在介绍“组织观摩，进行实地教育”的做法时，讲到了西铺村王国藩的“穷棒子社”。其中写道：
一九五四年春季，新建了许多社，有些社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方针不够明确，存有铺张思想，屡次要求大批贷款。仅阎家屯等五个社，就要求贷款八百元。区委便有意识地组织四十三个社的干部到勤俭办社的西四十里铺王国藩社进行观摩。王国藩社一九五二年初建的时候，全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其他生产资料也很缺乏，社员们又投不起资，人们都叫他们“穷棒子社”。可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并没有依靠国家贷款，而是依靠了自己的劳动，到离他们村三十五里的迁西县境内深山里去打柴，卖钱添买生产资料。自从一九五二年冬季，到一九五三年春季，他们先后打了价值四百多元的山柴，除开解决了一些社员的生活困难以外，还添买了一头牛、一头驴、三十只羊、一辆铁轮车，另外还有牲口套、肥料等生产资料。以后又继续打柴，到一九五四年春季，他们社里已经有一头骡子、五头牛、两头驴、六十五只羊、十二口猪、一辆铁轮车，还有喷雾器等生产工具。这些东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从山上取来的。”大家参观了王国藩社以后，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使大家深深体会到，只有根据当地条件，面向生产，勤俭办社，才能有效地增加社员的收入，使社得到巩固。
“穷棒子”，旧时是对穷苦农民的称谓，后来也用以指贫穷而硬气的人。
在《唐山农民报》发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后不几天，5月4日的《河北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王林采写的通讯《勤俭办社》，集中介绍西铺村王国藩合作社勤俭办社的感人事迹。文章写道：
常年贫困造成的经济力量的空虚，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春播开始了，种子还没有准备，又有半数以上的社员没有粮食吃了。山草发青，不能再去砍柴，严重的困难使社员们又滋长了要求贷款的情绪。王凤德说：“实在没有办法，就向国家贷点款吧！”社干部又组织大家讨论是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批判了总想依赖国家而自己不想办法的思想，指出：万事开头难，社员应当多想克服困难的办法。反复讨论以后，共产党员杜魁、梁进田，拿出了现近吃不着的粮食，借给没有粮吃的社员，带动全社进行粮食的通融，又凑起了白薯种子，养上二十多条洞子的白薯秧，有的社员拿出了自己保存的粮食种子，有的从亲戚朋友家借了种子来，这样渡过了困难，完成了播种。养的那二十多条洞子的白薯秧，除了本社用的，还卖了五百多元，解决了夏锄期间全体社员的缺粮用款。
……
由于社员们的艰苦奋斗，困难被一个一个地克服了。到秋天，社的庄稼丰收，社员们比较单干的时候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的实际收入。另外，还积累了价值二千四百元的公共财产，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基础，鼓舞了社员的爱社热情。
……
一九五三年冬季，他们就用打柴的款添置了三头牛。这时，他们对于可能增加的收入，仍然一点也不放弃。比如在一九五四年秋收开始的时候，他们响应国家精收细打的号召，强调要“颗粒还家”。社长王国藩，专为这事跟社员们算了一笔账：全社三百亩花生，按每撮丢一颗计算，就要丢五千一百斤。这个惊人的数字，引起了全体社员的注意，男社员们保证每撮花生“三面都刨到”，女社员们表示：“要从精收细打中，给社扒拉出一辆胶轮车来。”这年的秋季和冬初，他们通过精收细打、砍柴、割草，给供销合作社加工搓花生米等项生产和收入，没有向国家借一个钱，就添置了价值一千五百五十元的两头骡子，两辆胶轮车，二百元的肥田粉和一百八十元的牲口饲料。
……
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从一九五二年秋季建立，战胜了重重困难，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吸引了广大农民，使社在三年当中，由二十三户发展到八十三户，又发展到一百四十八户，使全村凡是可以入社的都成了社员，实现了全村合作化；生产资料由一无所有，积累了十二头牛（其中有繁殖的七头）、两匹驴、三匹骡子、五辆大车（三辆铁轮车、两辆胶轮车）和各种羊一百零三只，共值六千多元的公共财产；六百多亩梯田栽上了果树，千亩荒山生长着绿林，村北河滩上的二十七万多棵杨树，都已经有一两丈高。副社长杜魁在提到该村的远景的时候说：“有党的领导，有我们的手，三五年后的西四十里铺，将是衣食富裕、鸟语花香的山村。”
为了推动农村合作化的进程，毛泽东从1955年9月间开始，亲自主持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收集了121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1955年上半年的，少数是1954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
9月间，毛泽东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了一篇序言，其中写道：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个发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四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叫散，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的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的，一小部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