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藩，生于1919年，19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冀东革命运动，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冀东一带的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这一带从1922年就开始建立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前仆后继，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共产党首先举起团结抗日的旗帜，伸张民族大义，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抗战。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时任敌后河北省委书记的李运昌到冀东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冀热辽特委在冀东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抗日大暴动，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以及各阶层抗日人士为主体的抗日联军，与八路军四纵一起，横扫遍布农村的日伪政权，威震敌胆。
为扼杀不断壮大的冀东游击根据地，驻华北日军从1941年起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多次大“扫荡”，在长城以北地区制造了千里“无人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的八路军、武工队和当地人民始终坚持武装斗争。到1944年，根据地区域已包括冀东全部、热河大部和辽宁西部，为大反攻和进军东北打下了坚实基础。
解放前，王国藩积极参加冀东革命活动。解放后，王国藩身为中共党员，成为带领群众跟共产党走的先进模范。
西铺村当时很穷，穷中之穷的是村里的二十三户贫农。
1952年，王国藩发动本村二十三户贫农组织了村里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二十三户贫农的全部家当就是二百三十亩山坡地，一张破木犁和一头驴的四分之三，人们戏称为“三条驴腿”。
驴是四条腿，但当时的农民太穷了，有的根本没有耕畜，贫困农民往往是几家共有一头耕畜。王国藩组织的这23家贫农就只拥有一头驴的四分之三，农民王广拥有剩下四分之一，但王广当时没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7年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遵化县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主任王国藩的文章《“穷棒子社”的生产超过了富裕中农》。文章说：
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我们这个曾经被人讥笑过的“穷棒子社”扩大、升级了。全社五百四十九户。二万四千八百多亩土地中，荒山占了一万七千多亩，河套占了一千多亩，其余的六千多亩耕地，绝大多数还是梯田、坡地，山沟里有点儿平地，也是沙多土少，过去每亩打粮不过几十斤。解放以前，人们生活极苦，还有二十多户农民常年靠要饭生活。土地改革以后，人们虽分到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但由于小农经济经不起天灾人祸，还是像人们常说的“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在自然灾害面前，跌倒了就爬不起来。在1952年办社以前，虽然政府每年救济十八万斤粮食和四百件衣服，但是不少人还是过着少吃没穿的生活。1952年秋季建社以后，生产逐年提高，生活日益改善。1955年冬末转为高级合作社以后，贫穷的状况才有了彻底改变的希望。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各种庄稼都获得丰收，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四百四十斤，比1955年增加了66%；棉花一百八十斤，比1955年增加了125%；花生二百七十斤，比1955年增加了50%。这些产量，超过了入社以前富裕中农的产量水平，提前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规定的在十二年内达到的产量水平。林业、牧业、副业也有发展，仅果树一项就收入了一万三千多元。秋收分配结果，每个劳动日分了粮食十六斤，现金八角；每人分了棉花一斤，花生二十二斤。每户平均收入五百三十六元九角，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一十元四角。全社除两户人口多劳力少的社员比1955年少收了六七元以外，其余五百四十七户社员都增加了收入。收入最多的刘存旺，分了粮食一万四千八百多斤，现金七百四十多元，比1955年增加了好几倍。分配结束以后，人们欢欣鼓舞，喜笑颜开，一致反映“合作社好得很”，“合作社救了命”，“要不是合作社，我连炕也没有了”。
1958年，全国农村在短短数月之内建立了人民公社。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迅猛发展，原来的农业社的体制似乎不能满足“大跃进”的需要。毛泽东于是设想成立一种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个设想没有经过试验，也没有经过中央讨论，毛泽东只是在小范围内讲过。当时湖北省鄂城县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工厂，鄂城县委为此写了两篇工作报告，一篇是《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小工厂》，另一篇是《旭光一社是怎样领导和管理小工厂的》。这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当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为这两篇报告写的评论中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种做法，“是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逐步地实现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这样的理想”。也是在7月1日这一天，陈伯达应邀到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讲演，他讲演的题目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篇讲演中，他引述了毛泽东在小范围内提出的设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他并且评价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陈伯达在北大的讲演刊发在当年7月16日出版的第4期《红旗》杂志上。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红旗》杂志，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此后，在“大跃进”的狂热氛围里，“人民公社”作为“新生事物”应运而生。
1958年8月6日到8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农村。6日下午，到达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棉花的果枝上棉桃成串，他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他问社干部：“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一万零五百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两千斤。”毛泽东笑着向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泽东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及在七里营的谈话发表在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从那时起，各地创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在报刊上做了大量的正面报道。
有资料显示，在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就萌生了农业社规模要搞大的思想。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之《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中写道：“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此时，毛泽东虽然还是强调小社并大社“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但急于由小社进入到大社的思想已是呼之欲出。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至1957年初全国普遍大办高级农业社后，就出现了许多社的规模偏大，管理困难，平均主义严重，矛盾也很突出，以至部分社员对生产、分配意见很大，纷纷闹退社。中共中央为此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要求控制社的规模，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调整，提出“村和生产队组织确定了之后，应该宣布在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等等。但这个方针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认真执行。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需要土地连片和人员集中以便于管理，为此，毛泽东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此后，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于4月8日被中央政治局批准。《意见》认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1958年5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广大农民开始更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事业，并先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
全国搞得最早的，是河南省遂平县和平舆县，4月份各办了一个有6000至7000农户的大社。5月至6月，两县的农业社又都并成了大社。但合并扩大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群众自发地采用了“共产主义公社”“大社”“集体农庄”等不同名称。
陈伯达的报告和文章把毛泽东的构想披露出来。于是，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由小社并大社再转为大搞人民公社的热潮。
8月上旬，毛泽东带着极大的兴趣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多次与当地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认为大社可以包括工、农、兵、学、商。当地负责同志在汇报情况时，也大都强调了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
在河北视察时，毛泽东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对徐水的工作特别是对其军事化大加赞赏。当听到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说，全县秋季收粮可达11亿斤时，毛泽东很高兴地问道：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他同时提出搞人民公社的问题。8月5日，当张国忠在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上作《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讲话时，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全县成立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几天之内，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
8月6日至8日，毛泽东到河南视察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等地。当地领导同志向他汇报了他们的大社没有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作为名称的缘由。毛泽东听后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同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8月9日，毛泽东到山东省济南市郊区历城县北园乡视察。当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该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记者将毛泽东在北园乡的谈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于是，“人民公社好”的口号传遍全国，各地纷纷仿效，相继大办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已经开始大批兴办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
会议于8月29日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人民公社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步骤。
北戴河会议公报于9月1日公开发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也于当月10日下达公布。中央级报刊也连发社论，号召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要求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全国随即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4期介绍了运动的情况。据这份《简报》介绍：运动从7月份开始发展，8月份普遍规划、试办，9月份进入全面高潮，截至9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前后仅一个多月。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有12个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0个已有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浙江、贵州、宁夏、新疆4个省区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个省计划在10月底完成。截止9月29日的统计，全国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农户1.1亿多户，占总农户的90.4%，每社平均4797户（据11个省、市、区7589个公社的统计，5000户以下的5287个；5000到1万户的1718个；1万到2万户的533个；2万户以上的51个）。河南、吉林等13个省，还有94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
《简报》还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工、农、商、学、兵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各条战线上陆续出现的奇迹如雨后春笋。许多地方成立公社以后，立时办起大工厂，遍地小高炉林立，铁水奔流；普遍地建立了亦兵亦农的民兵组织，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涨，劳动效率倍增。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一昼夜或几天以内就实现了。随着人民公社的实现，农村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迅速普及。至此，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点，已开始进入全面加强和巩固阶段。
与此同时，《简报》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未来设想，指出：继续解决体制问题，健全经营管理工作，是巩固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一个迫切问题。有的地方在建立公社以后，旧的秩序打乱了，新的秩序没有及时建立起来，在生产管理上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公社体制问题上，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公社、大队（作业区）、生产队的分工范围和职权问题；其次是国营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与公社合并问题。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由于社、队规模的扩大，生产项目的增多，分配制度的改变，军事化、战斗化、大协作的实行，原有的包工包产、评工记分等办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新形势。在分配制度上，工资制和供给制将逐渐成为人民公社分配的主要形式。
这里需要申明，“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动与被称为“穷棒子”的西铺村没有联系。本书收录的五个典型村中，西铺是“勤俭办社”的模范，是勤于生产、俭于生活和经营的模范。对于一人一家一地方，“勤”和“俭”的精神风尚是应该长期提倡的。但因为西铺村成名于农业合作化时期，闻名于人民公社化初期，为便于理解其背景，所以有必要提及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期间，遵化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曾经开会报产量。各公社领导竞相“放卫星”，产量越报越高。有个公社书记居然把白薯的产量报到亩产百万斤。
王国藩参加了那次会议。会后，王国藩问那位书记：“你体重有多少斤哪？”
那人一愣，说：“一百多斤。”
王国藩说：“就你这么大个儿的白薯，一亩地能堆下一万个吗？”
王国藩说罢扬长而去。
195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倡导继承“穷棒子社”的勤俭传统，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文章说，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这个由勤俭办社闻名全国的“穷棒子社”——王国藩农林牧合作社和其他三十二个农业社合并建成的新型社会组织，显示了无限灿烂的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文章说，建明人民公社共有4873户人家、2.6万人，拥有5万亩耕地。在这个经常遭受水旱灾害的穷山沟，从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生产就像脱缰的骏马，一直向前飞奔。1952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148斤；到1956年达到了340斤；1957年又跃升到402斤。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生产得到了更大的跃进，粮食作物亩产增长到488斤。原来的“穷棒子社”（现在是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亩产达到606斤。
对于遵化县西铺村的发展，毛泽东一直予以关注。1959年8月6日，他在看了河北省委上报的《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的材料后批示说：“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取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
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吴冷西，要他们负责组织一次深入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信中提到了“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社”。调查组遵照毛泽东“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的指示。在遵化搞了八天调查。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后批示：“此件发给各人民公社参考。”
1959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刘蔼芝、王林、刘锐合写的文章：《王国藩有哪些办社经验》。文章列举出以下几个方面：
冲天的革命干劲——不怕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困难，在战胜困难中前进，这就是共产党员王国藩同志的头一条办社经验。
各种经济齐头并进——革命干劲是最可宝贵的前进的动力，但是，要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充分发挥出来，就必须有充分反映群众这种革命干劲的先进而又扎实的计划，否则，就不可能领导群众前进。王国藩同志能够不断地领导群众迅速前进，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十分重视统一规划，善于全面安排，制订先进而又扎实的计划，并把它作为领导群众前进的纲领……王国藩同志在制订计划当中，最主要的有三条经验。第一是既要先进又要扎实；第二是既要瞻前又要顾后，安排生产也安排生活，这是计划的原则；第三，有主有次，各种经济全面发展。
处处是群众的典范——王国藩和他的老战友杜奎，一贯带头参加生产，从来没有脱离生产去指手划脚。从1952年组织合作社到现在的七年多中，除开会、生病之外，他们从没有一天脱离生产；在参加生产当中，他们还比一般群众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干得省。他们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还教育所有的干部这样做。
在这个社常听到社员们夸赞干部参加生产的故事。老社员王荣眉飞色舞地说：“我们社长王国藩，是个好干部，也是个好劳力，开会的空儿里，都要干一气，不空过一点时间。1953年秋收的时候，庄稼多牲口少，活干不过来，有很多人主张买牲口，可是王国藩说现在没条件，咱们用担子担吧！有一天天还没亮，社员们就下地去担豆子了，谁想老远里看到地里有一个人在匆匆忙忙地捆豆子，大伙一看，却是王国藩。”
王国藩认为干部带头生产只是带领群众、组织群众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还必须在思想、作风、生活等各个方面起模范作用。他在参加生产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各个方面他也是群众的榜样或模范。勤俭，他要求别人很严格，要求自己就更加严格；大公无私，他要求所有的干部都要做到这一点，他自己也是这方面的模范。报社里给他的二百多元的稿费，他都自动归公。
王国藩不但自己密切联系群众，还批评那些脱离群众的现象。他平时充分地发扬民主，强调群众对干部的监督，使得群众敢于随时随地批评干部的不良作风；干部带头参加生产已经形成制度。
相信群众，关心群众——王国藩经常说，离开群众一事无成。他领导生产的办法很多，但是，他从来不自以为是，碰到重要问题的时候，他总要和群众认真商量。1956年，原建明社打算再买四百只羊，社委会大部分委员都同意了，只有少部分委员有意见，王国藩没有用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解决这个问题，他专门召开牧羊人座谈会，征求大家意见。羊倌们说，春天买四百只，秋后就得繁殖到八百只，加上原有的二百多只就是一千多只，照现在的条件，技术问题，羊圈、牧场都解决不了，这样很可能发生羊的大量死亡。王国藩觉得这个意见很有道理，便再提到社委会来研究。结果大家经过仔细的考虑，决定暂时不买这么多羊。去年刚办食堂的时候，粮食有些浪费，有的群众就和王国藩说：“国藩，勤俭持家是咱们的传家宝，这样吃起来，咱们的社还办不办？”王国藩觉得这个意见十分重要，便马上在党委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决定实行定量供应制度，避免了浪费现象，保证了当年的粮食够吃。
王国藩依靠群众最主要和最根本的经验是：要依靠群众就必须时时刻刻地从各个方面去关心群众，关心群众的吃、喝、住、穿、婚姻大事、家庭幸福与疾苦。
克勤克俭始终如一。1952年冬天他们刚办社的时候，王国藩就确定了一条重要的办社原则：咬紧牙关、勒紧腰带，顶住一切困难，既不求人告借，也不向国家借取贷款，凭着自己和社员们的双手，来彻底改变本社的贫困面貌。1953年秋季之前，当他和社员们两三天没吃上饭的时候，区委书记给他们送去了五十元钱。当时，王国藩虽然万分感激上级党组织对他们的关怀，但是他还是坚持退回。他说：“党领导全国建设需要钱啊！”后来，经过再三地说服，才接受了这五十元钱，这是他办社七年多来唯一的一次接受救济。
文章说：王国藩社勤俭办社已经形成风气，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干部勤俭，群众也勤俭；大事勤俭，小事也勤俭；办社勤俭，持家也勤俭；生产勤俭，生活也勤俭。勤俭成了他们的“传家宝”，成了一种光荣，成了一切活动的指导方针，不勤俭成了一种可耻的事情。
初办社时，他们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提出了“向荒山要车要马”的口号。在积累了47万元的公共财产，办起了人民公社以后，他们仍然不放弃这一条，提出了“向荒山要汽车、拖拉机”的口号，就这样，他们在1959年春节时，发动了一个打柴运动，从荒山上“取来了”两部大卡车。社干部们千方百计地压缩非生产开支，处处精打细算；社员们连个破绳头也要派上一个适当的用场。仅是当年的生产开支和管理费两项，他们就比原计划节省了十万多元。除了俭以外，他们更注意勤。社员们说：“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有了勤和俭，幸福扎下根。”
《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一文说，七年前曾被称为“穷棒子社”的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去年和其他农业社合并成建明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和生活都搞得很好，各项工作均名列前茅。远因是合作化以来，当地党组织一直坚持了勤俭办社的原则，逐年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添置了耕畜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近因是当地党组织在“大跃进”高潮中工作踏实，坚持了群众路线，挡住了“共产风”，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鼓励私人养猪，办好食堂，实行“以人定量、节约归个人”的办法。
建明公社在当时是河北省人民公社的一面红旗。
唐山市委召开现场会议，总结开展学赶建明公社运动的经验，号召各公社鼓起干劲进一步掀起学习热潮。《河北日报》发表社论赞扬唐山市的做法，充分肯定开展学习建明公社运动的意义，认为开展这个运动，对于实现省委所号召的“苦战三五年，根本改变我省农业生产面貌”是十分必要的。
这以后，报纸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开展学习建明人民公社的经验，把全省人民公社办得更好的决定”，报道了各地广大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热烈响应省委号召，树立雄心大志的情况。
在学习建明公社的运动中，《河北日报》曾经接连发表六篇社论。这些社论阐述了学习建明社的意义，解答了学什么、怎样学的问题，并结合典型报道论述了帮助穷队赶上富队、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自力更生办水利等问题。
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王国藩的文章：《穷棒子社变成幸福乐园》。
王国藩在文章中写道：1959年不比往年，它是继续跃进年。公社化后的巨大优越性，在这一年中具体显示出来了……大干百天，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使全社的“山地多、平地少、沙多土薄”的四万九千多亩耕地，90%实现水利化，达到旱涝保丰收；增添农业机械，使70%的耕地的各项主要农活操作达到机械化；根据增施粗肥和速效化肥并举的方针，大搞畜牧业和化学肥料的生产，达到亩施粗肥一万二千斤、化肥三十到五十斤，逐步解决植物保护所需要的化学药物的生产；同时，还要来个电气化，使水利机械、化肥厂等用上电，有条件的发展民用照明。文章说：这个宏伟计划的迅速实现，标志着农业生产的技术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到那时，我们这个长城脚下的“穷棒子社”就要变成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幸福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