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盒子里装不了的那些东西才真正代表了父亲，代表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
多少年来，儿子一直把母亲这根裤腰带珍藏在身边。多少年来，儿子一直在想，他母亲没有裤腰带是怎样走回几里地外的家的。
母爱无言
●鹏鹏
听说过两个有关母亲的故事。
一个发生在一位游子与母亲之间。游子探亲期满离开故乡，母亲送他去车站。在车站，儿子旅行包的拎带突然被挤断。眼看就要到发车时间，母亲急忙从身上解下裤腰带，把儿子的旅行包扎好。解裤腰带时，由于她心急又用力，把脸都涨红了。儿子问母亲怎么回家呢？母亲说，不要紧，慢慢走。
多少年来，儿子一直把母亲这根裤腰带珍藏在身边。多少年来，儿子一直在想，他母亲没有裤腰带是怎样走回几里地外的家的。
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一个犯人同母亲之间。探监的日子，一位来自贫困山区的老母亲，经过乘坐驴车、汽车和火车的辗转，探望服刑的儿子。在探监人五光十色的物品中，老母亲给儿子掏出用白布包着的葵花子。葵花子已经炒熟，老母亲全嗑好了。没有皮，白花花的像密密麻麻的雀舌头。
服刑的儿子接过这堆葵花子肉，手开始抖。母亲亦无言语，撩起衣襟拭泪，她千里迢迢探望儿子，卖掉了鸡蛋和小猪崽，还要节省许多开支才凑足路费。来前，在白天的劳碌后，晚上在煤油灯下嗑瓜子。嗑好的瓜子肉放在一起，看它们像小山一点点增多，没有一粒舍得自己吃。十多斤瓜子嗑亮了许多夜晚。
服刑的儿子垂着头。作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是奉养母亲的时候，他却不能。在所有探监人当中，他母亲衣着是最褴褛的。母亲一口一口嗑的瓜子，包含千言万语。儿子“扑通”给母亲跪下，他忏悔了。
一次，结婚不久的同龄朋友对我抱怨起母亲，说她没文化思想不开通，说她什么也干不了还爱唠叨。于是，我就把这两个故事讲给他听。听罢，他泪眼朦胧，半晌无语。
这麻袋里装的不是馒头啊，分明是一袋鲜活的心，一袋父母心！
一袋父母心
●佚名
一个真实的故事！使我这颗曾经邪恶的心为之战栗……
那年，我在豫南一个劳改农场服刑。有一次送来一个太康的犯人，当他看到别人的家属都是隔三差五地来看望时，非常羡慕，于是便一封又一封地向家中写信，每月几块钱的“劳改金”全都用在买信封和邮票上了。可是；半年多过去了，家里也没人来看他。最后，他终于急了，给家里发了一封“绝交信”。他的爹娘就他这一个娃儿，其实早就想来看他，只因家中实在太穷，几十元的路费都借不来。当接到娃儿的“绝交信”时，老两口再也坐不住了，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和准备，决定去看儿子。
他们把自家的板车弄了出来，仔细检查轮胎有没有漏气。感到没啥大问题了，就把家里仅有的一条稍新点的被子铺到车上，然后向劳改农场出发了。在路上，老两回始终保持着一个拉车，另一个在车上休息，谁累了谁歇，但板车不能停。他爹不忍心让他娘累着，就埋头拉车，被催得急了，才换班歇一歇。因为走的路远，他爹的鞋子很快磨破了。出现这种意外他们当初可没想到。当他娘给他爹挑扎在脚步里的刺儿时，气得直摇头，嘴里不住地叹气。可是路还得赶，从清早到晚上，一直走到天黑得看不清东西，才找根棍子把车一支，两人在大野地里睡一会儿。等天刚蒙蒙亮，又开始赶路……就这样，100多里路程，他们走了三天两夜才到达。
劳改农场跟监狱不一样，在那里，一个犯人的亲属来看望，一圈犯人围着看情况，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太康犯人的亲属来看望时，我和很多犯人也在场。
那天，当我们得知老两口徒步从百里外的家乡来看儿子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了！尤其看到那双磨破的鞋中探出的黑色脚趾，围观的犯人们都掉泪了，连管教干部也转过头去，用力地擦拭着眼睛。这时，只听“扑通”一声，太康犯人重重地在爹娘面前跪下去！
见此情景，我们真心上前去拉他，可无论如何，他就是跪地不起。管教干部发话了：“谁也别拉他，就让他跪着，他也该跪跪了！”说完，撇下太康犯人，硬拉着两个老人进了干部食堂，并吩咐做饭的师傅赶快做些汤面。片刻工夫，满满两大碗汤面端上来。看样子老两口真是饿坏了，也没过多推让，也不往椅子上坐，原地一蹲，便大口大口吃起来。三下五除二就把面条吞个精光，连汤都没剩一点，直吃得满头大汗。
吃完后，管教干部又过来了，手里握着一把零钱“大爷大娘，这是我们几个干部凑的120元钱。钱不多，算我们一点心意。”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不收，嘴上还念叨：“这就够麻烦了，咋能要你们的钱呢？”大娘转过身对仍跪在地上的儿子说：“娃儿，你在这里千万好好改造，等明年麦收了，我和你爹还来看你……”
他爹远远地退到一边，用像砂纸打过了的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乱画着。
本来，一般家属看望只有半个小时，管教干部觉得老两口来一次不易，就尽量放宽时间。最终，他们无声地端详了娃儿好久，才依依不舍地上路了。临走时，又费力地从板车上拖下一只大麻袋。说是娃儿在这里干活改造，怕他吃不饱，给留点吃的，等儿子饿了时慢慢吃……
看着老人一步三回头渐渐远去的背影，太康犯人还在地上跪着，满脸泪痕。我心里一阵发酸，同时也纳闷，这么一大麻袋都是什么吃的？既然他们带了吃的，怎么饿成那样？正好有两个同是太康的犯人，上前帮忙拾起那个麻袋。其中一个不小心；手没抓住麻袋的扎口，“砰”地麻袋摔在了地上。一下子，一堆圆圆的东西欢蹦乱跳地滚了一地！我仔细一瞧，满地骨碌滚动的都是馒头；足足有几百个！大的、小的、圆的、扁的，竟然没有一个重样的——显然，它们并非出自一笼，而且这些馒头已被晾得半干了。看到这，我的脸上好像被人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火辣生疼！在“道上”曾以“铁血石心”著称的我，刹那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在太康犯人的身边，我也“扑通”一声跪下了。这一举动仿佛具有感染力，只听“扑通扑通扑通”，在场所有的犯人，也都齐齐地跪了下去！我不敢想象，老两口徒步百里看儿子的情景。更不敢想象，老两口是怎么挨家挨户地讨要了这么多馒头！最让我心痛的是，怕儿子一时吃不完再坏了，他们一人拉车，一人在车上晾馒头……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劳改农场的饭菜量，这儿的“杠子馍”，一个就有1斤重……
这麻袋里装的不是馒头啊，分明是一袋鲜活的心，一袋父母心！它刺痛着我的眼睛，更刺痛着我的灵魂！这时，我的耳边传来一句撕心裂肺的嘶喊；“爹，娘，我改！”那是太康犯人在爹娘来看望他期间说的唯一的话，那简短的四个字响彻天际，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那是他年轻时的照片：一身时髦的军干服神气地穿在他挺拔的身上，头上戴着军帽，军帽下那英俊清秀的脸上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憧憬。
父亲的奖状
●胡元斌
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他的身子早已融进了青山，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言行举止我却始终难以忘怀。
小时候，我常在母亲梳头用的长方形镜子后面见到他的英姿——那是他年轻时的照片：一身时髦的军干服神气地穿在他挺拔的身上，头上戴着军帽，军帽下那英俊清秀的脸上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憧憬。
然而，现实中的父亲却与照片中大相径庭。那时的父亲苍老、邋遢、胡子拉楂，头发像个麻雀窝，整天一副疲劳不堪的样子。其实他才四十多岁。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使一个生机勃勃、前途无量的人变成了现在这种模样？每当无事时，我就抱着父亲的照片作如是遐想。
当时父亲的职业是街道棉织厂的染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了养家，父亲在这家棉织厂不论酷暑严寒，都穿着一双深筒胶鞋，日复一日地烧着一口巨大的铁锅，铁锅里煮着古老的靛蓝或黑色颜料，待锅里烧到一定的温度，就把布料（大部分是土布）放进去。染好后，他又把布匹从铁锅里捞起来搭在长板凳上，然后就像电影《红灯记》中的磨刀人一样把板凳扛在肩上，穿过大街走过小巷来到我们这个山城惟一的一条小河边，把染过的布匹放在清清的河水中漂洗。布匹一入水，立即变成一条蜿蜒的巨龙，巨龙摇首摆尾游向远方。漂洗完后他再把这些染成黑的、蓝的布匹晾晒在经河水冲刷过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上，等夕阳收尽最后一线光辉，才把洗净晾干的布匹折叠整齐，放在板凳上扛回厂里。父亲默默无闻地在这家工厂一干就是一生。随着企业的发展，他又转行干浆线织布等工作，后来还被厂里任命为车间主任，保管。他不管干什么工作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为此年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并多次受到市县及轻工业局的表彰，奖状积攒了厚厚一叠。可他始终不像当时有些人那样，把奖状贴在家里醒目的地方，让人观赏、称赞，而是把奖状全部藏在一口他轻易不打开的枣红色箱子里。那口箱子在我少年时代曾感觉神秘万分，因有一次我发现父亲打开后望着里面的东西发了半天呆，看见我又匆匆关上。落魄如斯的父亲还有什么秘密吗？
好奇心促使我探寻父亲的秘密，那个年代的小学生一学期只有薄薄的语文算术两本书，课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业，所以每天放学后，只要父亲不在家，我就想法去开那个箱子，但由于紧张、害怕，我试遍了家里的每把钥匙，始终未能如愿。
有一年新年，母亲带着妹妹到乡下的外婆家去了，中午家里来了一个客人，父亲胡乱弄了几个菜，就陪着客人喝酒，一年到头，父亲难得有这样的轻松时刻，他的脊背早被生活的重负压弯了。为此这天中午两个大人交杯换盏喝得一塌糊涂。客人走后，父亲又打开了他的宝贝箱子，过了一会儿，我发现父亲躺在箱子旁的床上睡着了，箱子竟意外的没有上锁。
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父亲仍然鼾声如雷，我摒住呼吸掀开箱盖，却大失所望。原来箱子里除了那厚厚一叠奖状，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我一张一张翻着这些印着红旗和五星的奖状，仿佛看见父亲从年轻到中年的人生历程，他用他的不辞劳苦，他用他的任劳任怨换来了许多人为之不屑的这一串串光晕。
看着父亲基本上空空如也的箱子，我总觉得父亲的人生道路上有一个缺环，那穿着军干服的、气宇轩昂的父亲后半生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有一个更加辉煌更加灿烂的人生。奖状的下面并排放着四本书，我认识那是《毛泽东选集》1-4卷，我拿起一本翻了一下，忽然从中掉下一张照片。
是的，是一张有些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扎着两把辫子的姑娘，姑娘的面前卧着一头——豹子，姑娘一手抓住豹头，一手握拳高举，那样子就像武松打虎。我不知这是剧照还是真有这么一个打豹英雄。我把照片放进书里，把书放进箱子底，四处看看，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就把箱子关了。父亲仍在酣睡，他的箱子在我眼里再也无秘密而言。只是他的身世更令我迷惑不解：那个打豹的姑娘是谁？她与父亲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谜底一直到若干年后我长大成人才揭开。那一年，我受命为一位离休老干部整理回忆录，这位老干部无意中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他说他当年参军是从我父亲手里出去的，那时我父亲是初解放时本街道的第一任街长。听到这里，我心里狂跳起来，表面上却若无其事的问，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老干部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回来担任领导工作后才听说，他为了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前程毁了。我心里一激灵，脱口问道，是不是一个打豹子的女人？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说，当时他被派往一个非常闭塞的地区当区长，这个地区山高林密，去来几百里都不通舟车，因此他一去五年没回过家。这期间他在任的那个区出了一个打豹女英雄，可能是接触多了，两人产生了感情，有一天夜里他长时间呆在那个女人的屋子里没有出来，被一帮早有预谋的人捉了奸，不久就被开除回家，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父亲的故事令我震惊不已，心绪久久难以平静。后来的情况经我反复向母亲询问才知道：父亲从解放前一个在天主堂给洋人放羊子的穷孩子成长为共产党的区长，声名赫赫，威振一方，突然被开除回家，顿感威风落地，无脸见人，从此一蹶不振。父亲出事时，我的哥哥只有六岁。善良的母亲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但父亲这个跟头栽得太大了，他犯得不是其他错误，而是作风错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犯这样的错误是最受人鄙视最被人瞧不起的。父亲在家里一呆就是几年，母亲用她柔嫩的双肩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她先是在农业社干农活，后来又到街上打零工，随着我们兄妹四个的陆续出生，母亲的身体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全家经常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为了生活，父亲再也不能够躲在家里闭门思过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丈夫，更是一个父亲，他必须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然而走出门的父亲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威风八面，英姿飒爽的父亲了，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就长出了一头灰白的头发，瘦骨嶙峋的脸上，一双眼睛浑浊无光。同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人还能认出他。他在外专揽别人不干的苦活累活，先是搬运工，后来就干上了染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