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被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其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功与过，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祀、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寻求不死之药的荒谬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写人物，这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受憎态度。比如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屈原像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态度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胜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述，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然而对陈胜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慨地谴责了楚国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也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强烈愿望。司马迁还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行径，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使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酷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的就可以依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之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株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就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的专制统治加以揭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这一结论。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其中“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火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浮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比如，司马迁描写刘邦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刘邦同样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刘邦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刘邦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刘邦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不仅非常生动，而且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圃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寻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而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寻味充分表现出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写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刘邦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刘邦说话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饬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之后，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史上，司马迁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他实事求是，不阿谀奉承的人格力量，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