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政府类型代表不同的国家管理形式，了解一国的政府类型对国际市场营销人员来说很有必要。
（二）政党制度
考察一国的政党制度有助于营销人员了解执政党的政策主张，以此推测政府是保守的、中立的或激进的，是倾向于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以美国为例，通常人们认为民主党推崇自由贸易政策，而共和党则推崇贸易保护政策。
政党制度是一国政党行使政权或干预政治的各种形式的统称。政党制度有三种基本形式：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制。两党制是指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制度。两党制的典型国家是英国和美国。多党制是指由几个政党联合执政或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与两党制相比，多党制政府的更换更频繁。法国、意大利是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一党制是指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并掌握政权，或虽有几个政党，但仅有一个执政党。一党制在第三世界国家较普遍，墨西哥是典型的一党制国家。
营销人员应该了解执政党对外商的态度，同时也应了解其他主要政党的政策纲要，因为它们也能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把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在多党制国家更是如此。
（三）国民感情
东道国的国民感情对国际市场营销也会有一定影响。例如，有的国家人民对某国没有好感，就会时常对其商品进行抵制。国民感情有时会演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对国际市场营销来说是不利的。
【案例2—3】2005年3月30日，在沈阳信盟连锁超市近30家店，销售情况一直很好的约10个日本品牌的几十种商品全部撤柜。信盟方面表示，它们在用这种方式捍卫中国人的尊严，用行动抵制日木篡改教科书。这一行动引发了各地的响应。3月31日，在200多名员工的建议下，郑州天然商厦八方通讯手机卖场内，从货架到仓库所有的日产手机全部被清理。
企业在从事国际市场营销时，应尽量使营销策略本土化，建立起本土化的企业形象。为此应注意以下几点：
（1）了解东道国人民是否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对本国产品的忠诚度如何，对外国产品的排斥程度如何。
（2）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各种措施应尽量满足东道国的要求。
（3）营销活动应与东道国大众利益相协调，同时，经营战略也应与东道国经济及文化发展相配合。
（4）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并尽量使用当地语言，这有助于双方建立良好的关系。
（5）营销人员及眷属的言行举止应避免引起当地人的反感。
（6）利润不应由其独占，而应与东道国人民及政府分享，即抱有“取之于当地，用之于当地”的胸襟。
（四）政局稳定性
国际市场营销人员应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目标市场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如果一国政治很不稳定、政策摇摆不定，国际市场营销企业就应慎重行事。通常，政局稳定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政府确保自己当权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指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现行政策是否稳定是外国经营者最为关心的政治因素。政府也许会更换，新的政党也许会上台，但不管哪个政府执政，国际市场营销所关心的是法规或行为准则的连续性。有时，政府的更换并不总是意味着政治风险程度的变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已经产生了50多届政府，但商业活动依旧。印度则不同，政府更迭比较频繁，直到最近几届政府才鼓励外商投资，实施市场开放。可以说，在稳定的政府实行持久（至多是渐变的）政策的情况下，企业才能繁荣。
【小资料2—1】2002年6月以来（特别是9月之后），巴西金融形势急剧动荡，巴西货币持续贬值，国内外汇市场上雷亚尔对美元的牌价一路下跌，屡创历史新低。巴西经济形势的波动，使原木就在危机中挣扎的阿根廷经济雪上加霜，阿根廷比索对美元的牌价也一路下跌，同时还带动了整个南美国家的货币竞相贬值，对拉丁美洲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然而，导致这些变化的根源并非来自巴西经济本身，而是巴西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中左翼政党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与执政党候选人塞拉之间的激烈竞争所带来的剧烈冲击。由于巴西在举行总统大选的同时，还进行全国26个州和联邦区的州长和区长选举，因此总统大选对国际市场营销产生的冲击绝非一般。
卢拉曾经是一位冶金工人，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并在1981年创建了巴西劳工党，1986年以最高得票率当选为巴西议员，从此成为巴西政坛上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1989年、1994年和1998年，卢拉作为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先后三次参加了总统竞选。尽管他每次都位居次席而败北，但是卢拉在竞选中提出的代表贫民利益的治国纲领，却使他获得了一次大过一次的优势，在普通百姓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他的治国纲领具有很强的激进民族主义的左翼色彩，对巴西传统的利益集团是一个重要的威胁。因此，卢拉每次参选都在巴西政界和国内外私人投资者中产生巨大的恐慌心理，从而带来政局的波动和经济形势的动荡。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稳定人心，卢拉在2002年这次竞选中调整了其竞选战略。
以下几项有助于评价一国政治稳定与否：①政权更迭的频率。政府的更迭，往往也代表企业政治环境的改变。若这种变化过于频繁，便会产生一连串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无法及时做出调整。例如，秘鲁政府很欢迎外国投资，但由于其过去政局不稳且政策多变，愿意前往投资的外国企业并不多。②文化的分裂。文化分裂与政治的不稳定有密切关系，如印度国内文化的复杂，是其国内骚动的重要原因。③宗教信仰的冲突。这是造成政治分裂、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争，引发了多次暴动。④暴力、示威等事件的多寡。
（五）东道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一国的政治环境时，还应当考虑该国的国际关系。东道国与企业母国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都会对国际市场营销产生影响。
东道国与企业母国的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两国间良好的关系对企业在东道国开展经营活动是非常有利的。相反，如果东道国对企业母国持敌视态度，该国政府和民众就可能对国际企业采取不欢迎的态度，企业则面临着较大的政治风险。
东道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东道国与许多国家敌对，企业在该国投资就要谨慎，如非洲国家曾严格限制与南非的贸易，阿拉伯国家曾不仅不与以色列进行贸易，且对他国在以色列投资建厂的企业进行抵制。
此外，东道国参加国际组织的状况也对其经济贸易政策产生影响。例如，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不得擅自增设新的贸易壁垒。一般说来，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越多，其被束缚的方面就越多，采取极端性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小。
（六）行政效率及清廉程度
在考虑东道国行政效率与清廉程度时，首先要看当地政府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制度来协助外商投资，包括简化海关手续、提供市场资讯以及其他有助于发展贸易的措施。最令国际市场营销人员感到厌烦的是有些国家政府机关关卡重重，事事刁难，但若上下贿赂得当，则立即通行无阻。
【小资料2—2】清廉指数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成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德国柏林，是一个旨在反对贪污腐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从1995年起制定公布清廉指数，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聚集了世界上163个国家和地区。该排名显示，芬兰、冰岛和新西兰并列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海地得分最低，几内亚、伊拉克和缅甸排在海地之前。在清廉指数总体排名中，情况不容乐观的国家包括美国、古巴、以色列、约旦等，而在总体排名中取得进步的有中国内地、印度、日本、黎巴嫩、土耳其等。
新加坡的政府管理使之成为全球外商投资的沃土，目前，在新加坡投资的跨国公司有7000家，其中超过4000家在新加坡设立全球总部或区域性总部，已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运输中心和国际贸易中转站、世界电子产品重要制造中心和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即使如此，新加坡政府还在不断提升行政效率，从1995年5月新加坡推出“公共服务21计划”开始，新加坡以减少政府成本为主要目标的改革重点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在保持经济政策正确的前提下，坚持把重点放在制度改革上，即机构的简化、公务员的高效和廉政，从制度刚性上控制行政成本的增长，最大限度地减少显性成本；二是加入全球性的政府重组运动中，引进市场机制，根据其机构特点循序渐进、不断深化，使政府卸下沉重的财政包袱；三是构建电子政府并在相应的行政程序和办事原则方面进行创新，以减少政府运行成本。
第二节国际市场营销的政治风险
各国政府对国际市场营销的干预可分为积极的鼓励与消极的干涉两大类。东道国政府为了达到其政治或经济目的，往往通过颁布法规，一方面使一些外国公司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即可以鼓励外国投资和国际市场营销。另一方面，使一些外国公司会受到消极的政治干预，进而打击外国投资、增加国际市场营销的政治风险而使其受损。之所以会受到区别对待是因为政府对这些公司为东道国的利益所作贡献的评价不同。
一、东道国积极的政治干预
政府对外国投资进行鼓励的最重要原因是它能加快该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制定实现其经济目标的具体指导原则，越来越多的政府对外国投资和国际市场营销采取鼓励态度，朝鲜也不例外。1991年12月朝鲜宣布建设罗津先锋经济贸易地区，2002年又把朝中边境城市平安北道新义州市指定为经济特区，希望通过采取积极的政府激励鼓励外国投资和国际市场营销。
当然，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跨国公司必须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转让技术、进行出口销售、刺激当地产业的增长与发展、增加外汇储备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国际资本及货物移动，采取积极的鼓励措施。常见的有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措施以及设置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很多发展中国家实施鼓励外商投资的各种办法，内容包括税收减免、简化审批程序、便利资本及利润的移入及移出等，这些措施对国际企业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指的是外国产品进入这些领域，不需要缴纳关税，进口的产品可在此区域内转移，随后向外输出。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对东道国的主要贡献是增加该地区的贸易及就业，同时也为国际企业的营销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外商投资和国际市场营销的不断深入，不少国家也在积极思考外商投资和国际市场营销的作用。例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在2005年发布的《非洲经济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非洲国家应该重新思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角色，每个国家的投资政策应适合本国国情。《报告》认为，非洲国家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应正确评估外资带来的负面效应。近年来，投资非洲的外资企业向境外转移的利润总额远远超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在一些国家，外资企业上缴国家的税收占其出口额的比例还不到5%，某些过度优惠的引资政策损害了当地企业的利益，妨碍了东道国民族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非洲所吸收外资的90%集中在初级产业。2004年，非洲吸收外资约18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仍集中在能源和资源领域。
在鼓励外商投资和国际市场营销深入到一定程度时，政府还需要考虑是不是应该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2007年，一篇题为《市场换来技术了吗？》的论文引发了诸多讨论，这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受国家统计局与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委托所做的研究报告。中国从1992年开始明确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允许外商进入中国市场，但要带来先进技术。可是，15年后的2007年，该报告显示，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不仅难以换来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反而会妨碍内资企业通过努力研发自主创新。与之相反，倒是港澳台资进入后，内资企业与港澳台资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会显著地缩小，并且没有发生由于港澳台资进入而不利于内资企业通过研发缩小差距的现象。
该研究还揭示出外资企业比中国内资企业更赚钱的秘密：外资企业相对低的工资率和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近10年的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导致了外资企业较内资企业更低的相对工资水平，且享受了明显过低的实际增值税税率。即中国最为宝贵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中国政府以高昂的额外税收成本为代价而支持的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甚至主要让外资企业享受了。
技术没换来，市场却让出去了。该研究强调，“以市场换技术”10年后，利用我国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外资企业已成为我国与世界市场联系的主要纽带。根据研究结果，外资企业的出口率在36%（港澳台资）与42%（外资企业）之间，其出口产品已占到中国制造业总出口的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