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发现历史的价值 (5)
“在我们学术界，中日抗战那年每不称民国二十六年，定要说西历一九三七。我们到台湾来，也不说民国三十八年，定要说西历一九四九，好像中国够不上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年代，这真是亡国现象，为何我们定要讲西历多少年呢？岂不是中国人好像不承认中国自己有这个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许是爱国之心的作用，让钱穆对新生的很多现象都看不惯，像年号消失的问题，在他当时还只是一个苗头，到今天已经被默认了。
为什么钱穆对年号如此看重？追根溯源，还得说到年号的来历。年号是中国古代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日本、越南、朝鲜、高丽也曾受到中国影响，使用过自己的年号。直到现在，日本仍然使用天皇的年号。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钱穆还举例说，鲁昭公被三家驱逐出国，但此下《春秋》记年称“公在乾侯”。唐代唐中宗年号“嗣圣”，历史上应该写“嗣圣几年皇帝在房州”，但实际上这个“嗣圣”年号已废不用，那时候只称“垂拱几年”、“天授几年”，都是武则天的年号，《通鉴》温公只是就实书写，但同时范祖禹为温公编著《通鉴》之唐代部分，他又自写一书名《唐纪》，就用了“嗣圣”的年号，不写“垂拱”、“天授”。如何使用年号，已经上升到政治取向的问题了。
中国历史上，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一个小小的年号，其中有很多的学问和讲究。在《资治通鉴》中，一个皇帝在一年中间改年号的很多，不是一定要到明年开始改，而《通鉴》所记年号，都以最后一个做决定，钱穆认为这样的做法有违史实，不可取。
不仅年号这样的传统被取消，我们从殷商开始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也渐渐被西历取代了，这时候钱穆说：“我们本不是一个西历国家，为什么要用西历纪元？现在又不称之曰‘西历’，而改称曰‘公历’，这也是一问题。将来若要为世界人类历史做一个公历，怎么定法，现在还不知。而且此可用西历，也有麻烦。”
西历是以《圣经》中耶稣诞生的那天为基准，开始记录日期。是西方人的日历，西历的第一世纪在汉代。汉武帝前用西元，需要前一年前两年地倒推回去。中国史要从春秋战国一路推上去，这样推算非常麻烦。而且钱穆认为，用阳历是一件事，要历史用西历，又是另外一件事。“这事有关教育，政府应该有个抉择，不能进让人自由。”
朱子在《通鉴纲目》中说：“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这两句话，我们骤然一看似乎不像是历史上的问题，其实是历史上一个大问题。现在不写历史不要紧，“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不能不写历史，总有人会出来写，到那时如何写法？这是个大问题。”
在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未起以前，很多人主张用黄帝纪元，孔子纪元。黄帝纪元就是以皇帝的生日为元年，孔子纪元就是以孔子的生日为元年。很明显，这种思想都是呼应的西方以基督生日为元年的做法，彰显黄帝、孔子这些人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作用的。但是这种倡导并没有普遍推广开来。
其实，不论是年号，还是农历、节气，它们都是一个国家的仪式。钱穆所珍视的，也就是在这种仪式中我们可以得到的民族认同感。古代人非常注重仪式，因此在身份、穿着、用语上都有一套礼仪，在这种礼仪之中，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份安全感和归宿感。
陈独秀是一个最顽固的反对传统的人，然而他最苦闷的时候永远在写固体诗；胡适是一个曾在美国受教育的哲学博士，是西化的代表，然而他平时穿着长袍马褂。他们寻找内心安慰的时候，最终仍然会回到传统的世界。
这就是传统形式的意义。只可惜到了今天，连考虑年号和农历的人也没有了。不知道一生提倡强国自立的钱穆如今会作何感想。
历史注脚：
年号的学问
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也因此，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人民起义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年号与正统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如袁世凯称帝时曾使用过“洪宪”的年号，而爱新觉罗溥仪在担任满洲国执政和皇帝时分别使用过“大同”和“康德”的年号，但是通常不为中国正史认同。
祭孔
2004年9月28日，孔子的故里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庆典——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行官方祭祀孔子大典。曲阜市市长江成在大典上宣读了孔子诞辰2555年的祭文，300多名身穿汉代文士服装的学生按照汉朝礼仪祭拜孔子。之后，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班率孔氏后裔在大成殿前举行了家祭，海内外孟子、颜子、曾子后裔以及来自美国、日本、台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祭孔参礼团、曲阜市民等近万人，先后在大成殿前祭拜孔子，盛况空前。
先名正，后言顺
梁启超曾在《饮冰室文集》中说：“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他认为历史上最荒谬的事情，莫过于史家争论正统的问题了。这样的观点一出，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钱穆就认为，正统是必须要争论的一个问题。
譬如历史上常说魏、蜀、吴三国，其实历史上不应称“蜀”，应称“汉”。当时蜀国人自称“汉”，以示自己是继承前两汉，为三国正统，诸葛亮《出师表》上的：“汉贼不两立”。吴蜀联盟，吴国人说：“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可见当时的吴国人也称四川是“汉”。而陈寿《三国志》把这个“汉”字改成了“蜀”字，钱穆说“由写历史人来改历史，那真是要不得。”这个问题听似很无聊，钱穆也说，“近代有人说我们历史上所争的正统问题是不该再提了，认为此只是一种陈腐的，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才知道此等历史问题，同时还即是现实问题，不可不争。”
姓氏有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婴孩病患，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如汉代之王充，即便有足够的道理，也难以树立真正的天子威仪。《桃花扇》中李香君在为抗清扶明赴汤蹈火之时，大明的官僚却强迫她成婚而使她血溅纸扇，染成“桃花”。这种以血统为正统的观点，长年来占据着世人的心。
到了宋代，欧阳修和司马光都对这种只论血统不论功业的“正统”提出批判，他们注重从道德、功业两方面去考察王朝历史地位，把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言人事而弃神学，重理性而摒迷信，并指出正统有续有绝，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道”无所归的历史时期。
正统与非正统，其实代表着一种道德判断，也代表着公众舆论的取向。试看历史上的典故，就能知道为什么正统之名需要人、尤其是史家来定夺。
南宋高宗迁都临安，国势日衰。至恭宗赵显在位，元兵侵占临安，帝后王臣都成为元兵的俘虏，只有度宗的淑妃带着赵昰、赵昺两个皇子出逃，并得到南宋旧臣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的保护。随后，赵昰在福州被尊为皇帝。为了将赵宋的残余消灭，以绝后患，元兵对宋室继续追杀，宋室继续南逃，端宗赵昰在11岁时病死，群臣继立8岁的赵昺为卫王，以陆秀夫为左丞相，文天样为右丞相，张世杰为太傅。宋卫王最后迁至崖门，召集20多万军队，建营驻扎。
文天样被俘后，崖门被围，张世杰等丢弃岸上营地，率兵将全部下海，与元兵决一死战。元兵久攻不下，便切断宋兵的粮草和取水的后路，前后夹攻，张世杰见大势已去，便突围出海，后来死在现今阳江市海陵岛附近的海面。陆秀夫保护卫王，无法逃走，便先叫妻子投海，然后抱着幼主投海以免受辱。后来，杨太后和后宫、大臣相继投海而死，以全忠节。据史书上记载，当时浮尸在海上有十多万，宋室就此灭亡。
到明朝时，崖海兴建大忠祠，在祠堂内立“死难义士神位”以资纪念。嘉靖二十二年，又奉“故宋忠义同死国事诸臣”和“故宋同死王事于广诸臣”之神位。
崖海的战争中，南宋官军士兵能够视死如归，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保护宋室的正统血脉，以求日后反击元兵。殉国的死难者中有跟随二王从临安出走的官兵，有张世杰的江淮水师，有南下沿途结集的勤王志士，有福建、潮汕等地的畲族队伍，当时新会各地的义勇乡兵，崖海一带的“乌蜒船”民，还有后宫伺宦与军官眷属。
他们千里奔随，出生入死，慷慨赴难。这其中的悲壮和决绝，岂是“正统”二字可以解释清楚的，但是若否定了“正统”，这千万人的死，便如同落花流水一般再无意义。
政权之中有正统，学术流派也有正统，其实中国人穿衣打扮都要讲究正统不正统，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性格。《论语》中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名正之后，每个人才有自己的位置和一份应尽的责任。因此，如钱穆所说，正统的问题过去在争论，现在和将来，还会是中国人探讨的一个问题。
历史注脚：
大师说正统
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但是历史上一直重视正统观点，宋代史学领域争论正统，其中欧阳修的正统论影响最深。在他的《正统论下》中有云：“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随后，苏轼承袭欧阳修对正统的理解，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他们都认为正统是保障统一的基础。
正统与编史
正统论一旦确定，历史中谁对谁错也就有了一个评判标准。自晋以后，人们对魏的正统地位一直争论不休，欧阳修指出，东汉自和帝、安帝开始衰败，到桓帝、灵帝时国力大坏，在这种情况下，“豪杰并起而争”，在道德上并无高下之别，这样就要“较其迹”，看其功业了。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为后梁在内的五代之君列《本纪》，给五代历史以应有的地位。欧阳修的正统论注重从道德、功业两方面去考察王朝历史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道”无所归的历史时期，是有价值的，反映了欧阳修史学思想的进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