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发现历史的价值 (4)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承载自己文化的语言和文字，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要想保护好自己的国家，首先也要保护好自己国家的文化。
但是，“打倒孔家店”是新文运动中最有力量的一句口号，传承了数千年的文化经典在这句口号下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力求进步的人们认为将孔家店抛却得越远，就越能换来社会的进步。尽管这种进取心迫切的很，但进步却并不是打倒谁就能取得的。很多人都明白，打倒孔家店是需要斟酌的，但碍于进步分子的质疑，只能三缄其口。唯有钱穆站出来逆流而行，要把孔子和《论语》扶上传统的位置。
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必须图强。新知识份子看到西方的强盛，希望通过走同样的道路实现中国的强盛，故主张学习西方的文化及思想，“科学”、“自由”及“民主”被反复提倡。
譬如，胡适认为中国必须经过西欧的“文艺复兴”才能进入“现代化”，他所提倡的新思潮、白话文、现代文学等便是仿效西方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前后，凡能对中国有利的，无论是英，法，德，俄，美或东亚的日本，都会被介绍到中国。譬如，1918年易卜生到中国表演戏剧，提倡女性自主自由；1919-1920年间美国哲学及教育家杜威到北京访问，并在各地讲学；1920年英国哲学家及政治家罗素前来中国讲学；1921年中囯共产党成立，并在北京等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美国女性主义者桑格造访中国发表节育问题讲座；同年，科学家爱因斯坦到日本顺道访问中国；192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前来中国演讲等。
在这种时局下，两种现象应运而生：一是一意效仿西方，二是摒弃传统文化。
看到年轻人对国故典籍渐渐漠然视之，钱穆便想写一本给现代人阅读的《论语新解》，但直到去美国讲学时才得以从容地开笔，这本书在1963年完成。
当然，《论语新解》不是纯粹为了“敬告青年”所作的，它的学术性并没有降低。在“一意效仿西方”方面，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西化，连学术、思想、教育等方面也受到冲击，最明显的就是学习西方“科学”。胡适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顾颉刚提倡“古史辨”及傅斯年倡议“材料史学”等，基本上都是在“科学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所以提倡传统学术方法中的精华，也是他撰写新书的用意。
“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不利的言论，矛头都对准传统文化。譬如，有陈独秀的“批孔”，政治“专制”；胡适的“打倒孔家店”，“整理国故”，“重估一切价值”；鲁迅的“批评国民的劣根性”，“不看中国书”；钱玄同的“废除汉字”；吴稚晖的“把线装书扔入毛厕”；顾颉刚的“疑古”等主张。由于这些人都是大学教授或被美誉为“导师”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言论多少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使国人误认为“传统文化”是没有价值的。
钱穆将大量的心力用于研究《论语》和孔子，一方面是因为他欣赏儒学的精义，更重要的是儒学是中国文化主要的命脉，这与民族国家存亡及发展的前途问题息息相关。在研究了中国历史种种之后，他提出“国可亡，但是天下不会亡”，因为即使朝代更替，但仍然是中国人的朝代。然而一旦“亡文化”，就等于“亡天下”。所以他不断强调民族文化与历史的重要。一个民族能够延传一定要有所“本”，此“本”即其我们的传统文化。孔子之《论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本”。
“《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因此，保存民族文化，就必须重视孔子，重视《论语》。
其实，“打倒孔家店”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误解。“打”只是一种方式，关键是“打”后的结果“倒”。在这里，胡适的一个“打”字，只是用来表明他对“孔家店”的些微不满和对吴虞的支持。就这样一番好意，却被曲解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一概否定，钱穆不得不站出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喊出另一种声音。他担忧的是，如果在中国连经典都成了废纸，一切知识和观点都来自西方，那中国等于在积极争取做人家的殖民地，历来读书人心中的那个“天下”，也就没有了。
历史注脚：
钱穆说《论语》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期，钱穆还在果育小学任教，二十四岁的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作品，《论语文解》。他对《论语》的研究则在更早之前。可以说钱穆对于传统的经典有着很深厚的学识和情感。他在后来的著述中，还撰写了《论语要略》、《孔子论语新编》、《论语新解》、《孔子略传<；论语>；新编》。
一字之差
1921年，胡适在《吴虞文录》的序言中写道：“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这可算作是“打倒孔家店”的滥觞。但胡适先生所说的只是“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仅一字之差，语意却大相径庭！
古人绝非腐朽之辈
读史是在读著史之人的心，乐观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而悲观的人笔下的故事往往绝望黑暗。从钱穆的书来读钱穆，便可以看出他为人的真诚细致，对待古人“恭而安”，总是怀着尊敬之心读出古人的良苦用心和独特智慧。
钱穆在讲到《三国志》的时候，讲到了一个问题。从班固的《汉书》之后，正史均以断代为史，但是一代的史书必有所主，汉代之后，晋代没有起，陈寿是三国中的蜀人，在晋朝做官。照历史传统，是由魏到晋，陈寿应该以晋为正统。因此在他的《三国志》，只魏帝称“本纪”，蜀、吴诸主均称“传”，“本纪”是记述君王的，而“传”是记述重要的人物的，陈寿尊魏，颇为后世所非议。但他书称《三国志》，而不以《魏书》为名，不与《汉书》、《后汉》、《晋书》同例，既名“三国”，则是并列的，因此，钱穆特别提醒读者要去体会陈寿不得已的用心。
仔细体会古人在书中的用心，才能真正算作是读懂了一段历史。但是在钱穆生活时代的年轻人，往往以疑古惑经、恣意批评为荣，对古人争论的东西不屑一顾，钱穆评价这样的人“无论其见解是非，只是太轻薄，太不忠厚，便该是一病。” 钱穆批评起年轻人来，可谓“温而厉，威而不猛”。
“所以我要告诉诸位，在我们前代老辈人之工力，我们不该看轻抹杀。”否则，以批评古人为荣的人只会流于轻薄狂生的名，忽略了书本中蕴含的人物思想精华，和古人为求传承脉络而做的功夫。
卢弼添加的宋代高似孙的批注，也让钱穆想到提醒学生，“做学问不能只为写论文，也该学前人作笔记，笔记用处有时比论文大。我们尽要拿一个题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论文，可以在杂志上刊载。但从前人考虑得周到，一条条笔记中，不晓容纳多少问题在内，易查易看，对后人贡献大。”如卢弼，虽然近人讲史学不会推尊到他，但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添加的点，也凝结了他的心思，这样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虽然他一辈子的成绩只是专研了一部《三国志》，但这也了不得。“前辈人终究曾下了实在工力，我们哪能存心轻蔑。这是我们做学问的一个态度问题，或说心术问题。若先已存心轻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书中做出自己学问。”18
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有一个轻薄狂生的故事，与钱穆的观点颇为相似。
有一个狂妄的晚辈书生，品性狂妄，对今人古人都喜欢鄙视谩骂，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身价。如果有人挑出他的毛病，他便会恨之入骨，有时甚至殴打别人。
正赶上河间府举行岁考，十几名并不熟识的考生同住在一起。一个凉爽的夏夜，大家分散坐在庭院中乘凉，那狂妄的书生就随心所欲地高谈阔论起来。大家不想听他尖刻的话，便由他点评。但是树后面坐着的一个人一直与他争辩，轻易就指出狂生谈论中的谬误。狂生被问得哑口无言，便恼羞成怒：“你是谁？”黑暗中只听到回答说：“我是焦王相呀。”焦王相是河间府一带有名的老儒生。那狂生便惊骇地问：“你不是已经死了吗？”只听黑暗中笑着回答说：“我如果不死，怎敢去冒险摸老虎的胡须呢？”狂生恼怒地跳着脚叫喊，但只听见“吃吃的”耻笑的声音，却无从寻人。
纪晓岚笔下嘲笑的轻薄狂生，与钱穆批评的大胆后生如出一辙。在钱穆的那个年代，多的是“信口批评古人”的嘴巴，唯有他诚惶诚恐，珍惜古人的智慧和生命，如同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历史注脚：
三国的名称
在陈寿的《三国志》中，魏蜀吴三国的称法沿用至今。钱穆分析陈寿的想法：他不能称三国为“魏、汉、吴”，因“汉”是王朝之名，所以当时魏人决不称蜀为“汉”，汉则已让位给魏了，在魏人定称它是“蜀”。而从吴国人讲，通称蜀是汉。黄震（东发）的《黄氏日钞》里，提出这问题，钱穆读《黄氏日钞》后，对此大为佩服。
古人的批评精神
现代文人的文学批评都变成了文学表扬，从不说难听的话，一味地恭维对方。但是在古代，文不和则批是一种文人的传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宋理学家陆九渊。
陆九渊要求门人：“大凡文字宁得人恶，得人怒，不可得人羞，得人耻。”对于弟子的批评，毫不留情面，对大儒朱熹的批评亦是如此。朱熹是陆九渊素所敬重的好友，而陆对朱的一封来信有所不满，在回信中便不留情面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今阅来书，但见文辞缴绕，气象褊迫。”对自己的哥哥，陆九渊批评时也毫不留情。这样的批评家，现代鲜矣！
家国需要自己的仪式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是溥仪的“宣统”。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废除年号纪年的做法，而改用民国纪年。但是到了后来，人们渐渐连民国也不说了，干脆叫“公元几几年”，到了新中国成立，便正式改用公元纪年了。这似乎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但这种变化，被钱穆称之为“亡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