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发现历史的价值 (3)
“学术”不在国外，在人心
留洋镀金在近代就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时尚，钱穆正赶上留洋的第一拨。他说：“今天有人说，我们要研究中国学问，怕要到外国去，如像美国日本，在他们那里，所藏中国书很多，但亦仅是一堆书而已。”学术未必就一定在西方的图书馆里，在这一点上，钱穆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证。
钱穆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线装书，他对历史的真诚和忠心受人嘲笑，但是他内心毫不怀疑，可以说是将毕生的信念都交给了书籍。而最终他也是倚靠着自己对历史的信念，成为一代宗师。
钱穆说学术不在国外，这里的“学术”指的是国学。不过钱穆又说国学这个词原来是没有的，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这种提法，国学才成为众多学问的一种。
比如类似胡佛研究所，海外各种各样具有优厚条件的学术机构，对于很多华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大批学者为了治学而远赴海外，这是革命初期一群有志青年力图改变旧中国的一条途径。但是最终成就一批大师的，不在于海外的学习环境，而在于个人学习的诚意。
傅斯年与钱穆是同时代的人，他曾邀请钱穆参加他主持的历史研究所。傅斯年从北大毕业后，考取了官费留学。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在众多学生当中，真正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读书、心无旁骛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人，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有的人读书不行，但还是设法弄了一个博士学位风风光光地回家了，傅斯年连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没有人不佩服他学问的渊博。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间，他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学科的专门人才，在大学执教期间，傅斯年也深受学生的敬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老师。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公道自在人心”，同样，“学术自在人心”，“尊卑自在人心”。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人才是真正的主语”。钱穆相信，古人中有真名士，与国外任何一个思想家、金融家想必，都毫不逊色。我们能够学到古人中优秀者的精神，也就能够做好学术、建设好社会，不需要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然而到了今天，我们除了知道历史是需要批判的，外国领先于我国，其他茫然无知。这样的状况，必然导致国民对国家没有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比如，去往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是现在中国父母的一个共识：不能让孩子留在国内受应试教育的“摧残”，要让他们去先进国家感受最好的教育方式。然而，面对这样的情景，钱穆或许又会说：“学术也不在国外，教育也不在国外。”为什么这么说？
“有书无人，有文而献不足。诸位到日本到美国，也只是死读书，没有什么了不得。”一个人如果能力不够，没有意识到真正决定学问的东西是什么，去哪里都是一样的。他以台湾为例，“犹如我们今天在台湾，论起书本来，也并不输于到美国日本去。小小的一个台北市，有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台大图书馆在那些处，除掉从前在北平，别处便不易找到这么许多书。我们要从许多书中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也该尽够了。但诸位要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先生。”
先生就是老师，是利用好这些材料的人，是一种面对客观历史的主观思想。没有这样的主观思想，做学问、谈发展，光指望国外是不够的。
历史注脚：
美国胡佛研究所
美国胡佛研究所是一个资料丰富的学术研究机构，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战争、革命与和平”三个主题。在该所的收藏中，中国现代史档案馆颇为引人注目。这里直接涉及中国的文件有200多类，其中大部分是个人档案。这些档案通常是私人捐赠的，或者由家属委托代管，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近年来，胡佛研究所将关于宋子文的3万多件文件，陆续开放给学者阅览。
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认为“文，典籍也；献，贤也”。文指典籍文章，献指的是古代先贤的见闻、言论以及他们所熟悉的各种礼仪和自己的经历。《虞夏书·益稷》也有相关的引证说明“文献”一词的原意是指典籍与宿贤。钱穆说“有文而献不足”，就是说我国如今懂得历史典章制度的贤人太少了。
耶稣教也没能挽救罗马
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宋代是一个极盛时期。上比唐，下比明，宋代的学术都有模有样。唐代与明代在经济上富盛，而宋代衰贫。从国势上来看，宋不如唐、明。但是学术恰恰不同，“唐朝只是佛学大盛的时代，宋不能及。若论文学，唐宋各有长处，唐诗并不一定就是在宋诗之上。如讲古文，虽然由唐代韩柳开始，可是宋代的古文胜过了唐代。经史各方面，唐朝都远不能与宋代比。明代也不能与宋代比。”
清代喜欢讲“宋学”，这种称法在古文献及相关领域还在一直使用。但是“宋学”这个称谓，在钱穆看来，有两种错误。一是清代人有门户之见，他们自称为“汉学”，以与宋学分立门户。尤其是乾嘉以后，对宋学的轻视贬低日益严重。
一般我们所谓的汉宋之争中，汉学注重对经典作实事求是的考据工作，更接近于科学； 宋学注重对经典作微言大义的发挥工作，更有哲学意味。两种学问本没有轻重是非，但是在清代，很多人对宋学的评价不高，认为他们没有学术价值。
民国以来，很多人接受了清人的这种看法，并且说“若是宋代学术好，为何不能救宋代的贫与弱。”
钱穆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有孔孟儒家、乃至先秦诸子百家，也并没有避免乱世。我们现在一心一意佩服的西方人，他们的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并没有拯救希腊。又比如罗马帝国，后来遵奉了耶稣教，但耶稣教也并没有挽救罗马。可见我们不该用一种浅薄的实用主义来批评学术。”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三位希腊的哲学家，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想和政治见解，并成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但是希腊这个文明大国，最后却被罗马征服了。罗马对希腊的文化有所继承，这一点并非钱穆所说的全然是另一种文化的断代，从神话传说中就可以看到两种文明间的继承关系。罗马原本和希腊一样，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信奉了基督教，但是还是被北方蛮族的远征军消灭了。
钱穆的话一语中的。崇拜西方文化的人认为传统文化无用，其实西方文化也有“无用”的时候。孔孟之学和先秦诸子之学，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民族战争的问题，但也自有它的价值。就算它们不能挽救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乱，但这些思想为后来的中国学术史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宋代的学术，也不能救宋代的衰亡，但也为宋代以下的中国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这种形势下，五四运动爆发，实用主义在我国开始兴起，钱穆那一代人首先受到了实用主义的冲击。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来华讲学，也带来了他的实用主义思想。
据史料记载，杜威在华停留两年零二个月，足迹遍及北京、直隶、奉天、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作了一百多场讲座。他在讲演中传播实用主义哲学，宣传美国的文化、社会政治观、道德观和教育观，在我国知识界中产生很大影响。传播与宣传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首推胡适，他不仅系统地介绍实用主义哲学，而且把杜威的方法论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具体运用到“朴学”与“红学”的研究中。教育家陶行知，也成为实用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与推行者。另外一个人物是时任《新教育》主编的蒋梦麟，在“杜威号”上发表《杜威之伦理学》、《杜威之道德教育》，对杜威伦理学的历史地位，杜威如何从社会与心理出发阐明道德教育原则等问题，都作了深刻论述。
实用主义者只管结果，而不问方式是否合乎实际，合乎原则。也就是只管效用、利益，不管是非对错。只要是有用的即是真理，一时无用即为谬误。但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东西，那些修身养性，中庸平和的思想，并不能马上将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改变，而西方的武器、科技可以。所以，人们得出传统无用的观点，要将传统抛弃得远远的。这种做法是“浅薄的”，因为钱穆坚信历史中的智慧绝非短期的得失可以衡量的。
正如他所说，西方的精神也没能挽救西方的苦难，我们的传统并非暂时无用就可以抛弃的。学术的价值在哪里？钱穆说学术重要的作用是能够指导后人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先理解到古人的用心。如果为了改善眼前的情况而忽略了古人的真实想法、功夫，这样的学术是不成熟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历史注脚：
宋学
宋学又称理学、道学、新儒学。由韩愈、李翱开启，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和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被称为“理学”。宋学发展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张载和程颐、程颢，集大成者为朱熹。
实用主义
钱穆所说的“浅薄的实用主义”，其实讲的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胡适在美国的老师杜威就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实用主义认为，凡是有结果的才是好的，不能产生效果的所有一切都不值一文。实用主义在西方产生了广远的影响，但在我国主流社会，仍不接纳这种以结果衡量一切的思想，认为它有违人伦。
三 读史明智
亡文化便要亡天下
历史上，任何成功的入侵都是以文化上的入侵为标志的。
日本人占领东北之后，要求东北的学校在教学中将日语作为母语，历史课上不仅美化侵略，而且只教授日本史和满族史，没有中国史；在语文教学中，把汉语当做少数民族语。很多小孩子从小说日语、穿日本校服、唱日本国歌，直到东北解放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