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遵循的决策路线，在社会秩序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然，在我们处理伦理原则时，准确是必要的，正像伦理原则之间的关系必然常常被集中于它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和它们所描述的经验定义上一样。不过，当所做的选择是为了一个特定社会内容或者一套特定的社会安排时，伦理原则的意义就变得清晰起来。这样看来，经过反复思考所做的判断，并不是直接来自规范化的原则，而是源自一套人们对某个特定社会组成部分所负的责任。
在这一系统中，有关机构问题的争论是最根本的，并且直到社会应用和社会结论被指明以后，伦理思考才算是完成了。基于这种社会伦理，我们的任务不光只是下定义，而且还要对社会正义、权力、官僚机构、文化形式等等复杂问题做详尽的阐述。而对这一任务来说，社会原理处于中心地位，而不是在外围。
应该由谁做出决定？
在伦理学推理的每一步中总有某个或某群行为者，直接参与做出决定，他们决定价值观念，选择道德准则，以及效忠的对象。如果不是一直注意是谁做出决定这个问题，就没法儿富有成效地阅读或讨论这本书中的个案。
应用伦理学每一步都要严肃地考虑应该由谁负责的问题。
每做出一个决定常常有无效的决策者牵涉其中，在简单的情况下它往往是一个组织问题。由编辑或经理而不是由记者或销售代表做出决定。在更复杂的情况下，难道娱乐节目制作人可以争辩说他们只是给了公众自己想要的，而以此草草了结他们应该提供高质量节目的责任吗？是只有父母要对孩子们所看的电视节目负责，还是广告商和广播公司也一样负有责任？
如果说广告商和广播公司有责任，他们有多大责任呢？是不是拥有最高技术的人就有最大的道义责任？我们必须小心那种将顾客和非正式社会网络排除在决定过程之外的家长式作风。什么时候州通过法庭成了最终的决策者？给予任何人或任何团体绝对的权威或责任在道义上可能是灾难性的。
要求全体人员负责有助于约束人们逃避责任的倾向。
尽管这本书强调社会伦理的重要性，从业者个人也不应该忘掉，个人是道义的真正行为者，一个公司或机构，当它被注入某种精神，并为此精神所激励，而且被组织成为一个单一的机构时，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各自分离的实体的总和——它有了自己的个性。而且这样的机构确实能在某种意义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成为道义上认可或不认可的对象，但这也只是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是这样。这样的机构是真实的，但缺少具体性。我们认为负责的行为者是从道义上推理的个人，只有这些个人可以被责备或赞扬。
当然共同的责任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当个人加入了一个组织，只要他们是这一组织的成员，他们就共同对这一组织采取的行动负责，而最重要的就在于终极责任最后还是落在个人身上。必须说明的是，这不是对暴虐的个人主义提出的请求，那样做就是与波特图式中的社会伦理学针锋相对。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有意义地指定和集中责任就必须在构成公司的个人中分配责任，个人并不是截然分离的、毫不相关的原子实体，他们经常处于一个在道义上与其相关的社会环境中，但他们依然是“个人”。伦理学，从根本上说是与每个人都相关的，对整个媒体系统的攻击和概括，常常会混淆视听而不是给人以启迪。在多数情况下，那种评价多半不是规范的伦理学，而是头脑发热的道德说教。下面的例子和评论，通过波特图式的过滤，使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员可以做出对社会负责的、合乎伦理的决定。
【注释】
1．详见AP wire copy，1993年2月12日和11月26日；另见Ray Moseley的“What MadeToddle's Killers Tick？"’Chk：ago，nibune，1993年11月26日第1部分，p.1。
2．Henry D．Aiken，Reason，and Conduct（New York：Alfred A．Knopf'，1962），pp.65-87．
3．若想了解背景，参见Richard L.Morrm所著Teaching Values in College中的“Valuesas Standards of Action"（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1990）；David Boeyink尚未出版的论文“What Do We Mean bv Newspaper Values”，1988年2月8日，Souther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St．Petersburg，Florida；Everette E．Dennis，“Val一ues and Value-Added for the New Electronic Journalism”，自由论坛媒体研究中心，1995年3月15日；Journal~m Values Handbook，The Harwood Group，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11690B Sunshine valley．Dr．，Reston，VA20195．艺术家们的评价，参见Horace New comb and Robert Alley，The Producers Medium：Conversation with Creators of American TV（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o4．太平洋宗教学校的Karen Lebacq。博士根据Ralph B．Potter的最初版本的描述命名这个模式为“Potter Box”，“The Structure Certain American Christian Responses to the Nuclear Dilemma，1958~1963”．（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1965）．也可参阅Ralph．B．Potter的“The Logic of Moral Argument”，Toward a Discipline of Social Ethics，Paul Deats编辑，（Boston：Boston University Press，1972）．PP．93—11405．Potter自己认为它是“ground 0f meani“g”的水平，正如他在如下文章中所描述的，“Even when enthieal categories have been explicated with philosophical exactitude it ispossible for one to ask”．“Why ought I to be moral？”或“Why aught I to consider your expessions of ethical judgment and your patten of ethical reasoning to be convincing？”进一步的探讨参见“drivers men ultimately to reflect on their more fundamental ideas con—cerning God．man，history，and whatever is behind and beyond history”及Potter的“The Structure of Certain American Christian Responses”．PP．404—405 o6．从实证主义层次考虑不必暗示对中立事实的承认和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在C．Wright Mills，The Saci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Oxford U niversity Press，1959），pp．50—57，w．I．Thomas的“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实际上用一种更为精确、复杂的方式阐明了实证主义层面上的道德问题，参见w．I．Thomas的Primi-tive Behavior：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D．8。（New York：MeGraw—Hill，1937）。对这种策略详尽的介绍，参见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编辑：Nor-man K．DenZin and Yvonna S．Lincoln（Newbury Park，CA：Sage Publications，1994）。
7．参见Karen Lebacqz，Professional Ethics：Power and Paradox，（Nashville，TN：Abing-don Press，1985）。
8．显然，解剖学的价值和他们的信念和观点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是心理的而且是公理上的。从波特图式的角度来看，我们关心的是把各种情况下的价值区分开并保证它们只是做决定过程的一个方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与Louis Rath，Sid—Bev Simon和Merrill Harmin价值分类的观点相比，我们更坚持批判性的标准反应，就像第三部分中所描述的那样。
9．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Solidari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10．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8；还可参见他的Ethics of Authentici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还有他的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11．尽管伦理利己主义有日益广泛的流行性，但并未包含进名单内。作者怀疑它作为一种伦理理论的充分性和一致性。进而，从应提高自身素质的观点也与波特图式所提出的强调社会责任的观点也不同。然而，伦理利己主义有数种解释，对这种观点感兴趣的可参阅Edward Regis提出的意义重大的概念，它克服了标准的客体性。Ed-ward Regis，“What is Ethical Egoism？”Ethics 91（October 1980）50-62页。若想了解这一领域争论的背景，参见Tibor R．Machan，“Recent Work in Ethical Egoism”，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6（1979）：1—15页。
12．Peter Euben，“The Debate Over the Canon”，The Civic Acts Review 7：1（1994年冬季）4-15页，Euben在这篇文章中全面地概述了这个正规的问题。本段的观点和例子全来自Euben的这篇文章。
13．若想了解Confucius的“The Doctrine of the Mean”请参阅Daniel Bonevac．William Boon，和Stephen Phinips的Beyond the Westen Tradition：Readings in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Mountain View，CA：Mayfield Publishing Co．，1992），PP．264—269。
14．例子参见Introduction to Aristotle中的Nicomachean Ethics编辑：Richard Mckeon（New York：Modern Library，1947）；（1104a），P．333；（1106a）P．340；（1107a）P．341，（1138b）p．423。
15．出处同上，（1107a）P．340页。
16．Immanuel Kant，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翻译，H．J．Paton（New York：Harper Torch books，1964）PP．69-71，82-89。
17．出处同上，P．62。
18．Bentham提出了一种测试方案，可测出人们动作所表现的快乐数量，Jeremy Bentham，A 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New York：Hafner，1948），3—7章。
19．John Stuart Mill在A System of Logic一书的最后一章得出这个结论（London：J．W．Parker，1843）。他试图在18年后扩散和维护他的罪行，参见John Stuart Mill的U-tilitarianism（London：J．M．Dent＆Sons，1861）特别是第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