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首席执行官）汤姆·罗斯曼讨厌制片商。对此他毫无避讳。但是汤姆干营销却很出色。有位导演表示，“大家都在心惊胆战地干工作，都怕被铁拳击中，无论鲁珀特·默多克、彼得·谢尔宁，还是汤姆·罗斯曼都这样。所以说那里的工作氛围很消极。”电影杂志Fadeln披露的内容还包括对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含泪控诉，表明奥巴马统治下的美国“开明的自由主义”还没有体现在雇佣少数民族人士和妇女担任编剧、导演和制片人等项事宜上。
美国有色人种全国促进会称，少数民族种族群体仍然面临着就业与升迁机会直接同非常主观的意见决定相关联的情况，导致少数群体人士“严重短缺”，尤其在电视广播领域。《他们自己的帝国：犹太人如何打造了好莱坞》一书的作者尼尔·加布勒更倾向于把上述情况看成是“一整套传统和错误认识，以及恐惧和敷衍心理所导致的结果”，这些内外因素“具有种族主义的不良影响，毫无动机可言”。娱乐业一直对穆斯林或阿拉伯人特别排挤，部分原因是他们非常缺乏有组织的施压团体。有很多案例报道表明，由于阿拉伯人已被归类为恐怖主义分子，因此他们给自己起了英语化的名字，甚至改变了自己的民族外貌，以求事业发展。
另外一些解释
有些人对于好莱坞影片中缺乏批评内容作出明显和善的解释，这是为什么呢？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一般化的常规惯例，特别在动作冒险影片方面，无助于创作出对抗性强的叙事情节。诚然，最易写出的影片情节就是一位美国士兵突破敌方战线击毙一名脸谱化的敌人。但是好莱坞历史上的影片全都打破了这一模式，所有影片都能够找到实用的方法——即使通过减小的改变剪辑方式——减少他们对于现有权力体制的唯命是从和膜拜崇敬程度。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影片观众实际上需要一些过分简单化的逃避现实的故事情节，因此，电影业总会提出千篇一律的故事内容。但是，如果简单化处理就是所需要的一切，那么影片就能够推广一些呼吁团结一致，反抗政府和资方压迫的口号，比如“自由属于工人”，“绝不以鲜血换石油”这样的口号。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政治因素似乎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真正自由的政治体制中，制片人不受到观众期望的约束。著名的创作教学专家罗伯特·麦基在模式化类型和原形之间作如下区分：前者表现范围狭窄，内容形象陈旧，而且具有特定文化色彩，而后者则“适合于全人类，在各种文化当中均有体现”。麦基向我们介绍说，精彩故事应该具有原型特点。根据他的解释，我们看电影是为了“生活在虚构世界中，让它照亮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并不想逃避生活，而是希望发现生活，以新鲜尝试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头脑，变换历练自己的情感，享受生活，不断学习，增加生活的深度”。换句话说，观众接受挑战，不喜欢恩赐。麦基想必不爱观看影片《狂奔天涯》（1991，描写压迫人民的伊朗家族）、《金牌天兵》（1994，描写肮脏的阿拉伯人）、《间接伤害》（2002，描写杀人成性的卡利比亚人）。但是赞颂社会责任和政治自由思想的态度倾向在好莱坞充其量只是处于弱势。在这种思想氛围当中，电影业很容易强制推行由国家官方和非官方喉舌宣传的思想意识。尤其是很有影响的评论员频繁推荐那些“善”与“恶”明显成两极对立的外交政策题材故事片。在这类影片中西方都扮演好人角色，至少是“罪过比较小的角色”，而共产党人则成了无数这类影片中易于识别的敌人，从《红色威胁》（1949）、《入侵美国》（1952）到《第一滴血》（1988）、《猎杀火红十月》（1990），莫不如此。纳粹分子也同样扮演由来已久的恶棍角色，比如《一个德国间谍的忏悔》（1939）、《拯救大兵瑞恩》（1998）、《无耻混蛋》（2009）等影片即是例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影片当中必然出现一些过于简单化的恶棍或英雄。例如，在以美国本土反抗国际伊斯兰恐怖主义斗争为主题的影片《紧急动员》（1998）当中，那些恶棍反面人物都是来自美国社会生活各阶层的穆斯林教徒，但是这部影片对于实行军事管制的美国军方（布鲁斯·威利斯主演）那种出于善意，但手段强硬的军事措施提出了质疑。因此，正如加拿大播音员石建国（音译）评论的那样，影片《紧急动员》“为其咄咄逼人的宣传强硬主战思想披上了一层善意的开明情感外衣”。他还说，“拍摄一部侵略主义动作片，安排美军战胜那些漫画式种族主义分子组成的众所周知的敌人，这么干可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因为影片要使人信以为真，要得到别人的重视，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在种族问题和两性问题上‘合乎情理’”的时代。说得很对，这就是《间谍游戏》（2001）、《红潮风暴》（1995）和《魔鬼女大兵》（1997）等类型影片背后的关键风格要素。上述影片在宣扬一些本可以同民族主义暴力互不排斥的故事情节时启用了一些露骨地表现情感的人物，其中包括内心充满悔恨的杀手，兢兢业业的黑人军人，挣扎在男人工作环境中的女人。“我们”是好人这种观念，事实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争论双方决策者和评论员的广泛认可和大力宣传，外交关系委员会欧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所长查尔斯·A·库普杉赞同克林顿的如下观点：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国家”，并进而认为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地区发挥着重要的域外平衡者作用，能够积极促进多方合作反对侵略，和平解决长期争端，是世界经济自由化背后的有力推手”。新保守派的美国新世纪计划旨在牵头领导以一场运动，希望通过军事力量维护并扩大美国霸权。该项计划的发起人之一罗伯特·卡根解释说，“美国实施的仁善霸权有益于世界绝大部分人口。”美国与美国人民“以那种开明进步的自身利益为导向，在实践中比较接近于宽宏慷慨，这是危险的”。哈弗大学政治学冠名教授，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是“唯一一个由一整套政治经济普世价值观念确定其民族特性的重要强国，这些普世价值观念是自由、民主、平等、私有财产和市场”。
甚至曾经严厉批评过自己决策失误和亲自奉行的美国对越战争政策的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马克纳马拉，也从未断言美国的军事行动主要受到美国首要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驱动而损害了东南亚地区人民的利益。相反，马克纳马拉所犯的错误则由下面这句话明确表述出来：“我们并没有在价值观念和主观意图上出现失误，而是在判断和执行能力上出现了失误。”重在强调美国的痛苦，而把越南人抛在了一边。
美国仁善的外交政策这一概念来自对于“美国例外论”的广泛历史信念。“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着特殊作用。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国当中美国不仅无可比拟，而且高人一等。19世纪中期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其经典之作《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首次使用“例外”一词描写美国和美国人民。美国例外论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早期阶段。
经常用来描述美国对外政策的例外论思想有两种。其中一种思想认为美国是个模范国家，反映在诸如“建在山上的城市”、“无纠缠联盟”、“反对帝国主义”、“孤立主义”以及“堡垒美国”等理念当中。另外一种例外论思想常常占有更加重要的支配地位，认为美国是个传教士式的国家，反映在“命定扩张说”、“国际主义”、“自由世界领袖”和“世界新秩序”等理念当中。虽然上述两种例外论思想一直是美国历史和美国自我形象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重要方面，彼此也有相似之处，因为这两种思想都认为美国依据其正派公平的价值观念行事，超越国内各地权力集中的实际利益。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1983～1989年担任过电影业管理委员会委员。“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他作出回应说：“我感到非常震惊……有人会仇恨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多么善良。”好莱坞的自由人士不喜欢布什，也不喜欢他的前任、电影明星出身的罗纳德·里根，但是里根—布什思想意识长期以来构成了好莱坞对外政策题材影片的思想基础。如果你相信里根和布什，本书无疑会使你感到迷惑不解。如果你对我们领导者自我标榜的仁善表示怀疑，我希望本书能够有助于你理解好莱坞影片如何成为这一欺骗性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1]“绿色贝雷帽”指美国特种部队。——译者注
[2]美国黑人组织。——译者注
第二段 失去活力的好莱坞
且不说第一段已经提过的高层内部（对好莱坞）产生的影响。现在看一看那些在摄影棚里身体力行的演员和导演们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曾风靡20世纪中期的那种诡计多端、叼着雪茄的大亨们的银幕形象已经很少见了。我们难道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名人效应的新时代了吗？
曾被《福布斯》杂志评为最有影响力的名人汤姆·克鲁斯就在这方面吃过亏。克鲁斯曾在奥普拉脱口秀节目中跳上沙发蹦来蹦去，公开向凯蒂·赫尔姆斯表示爱慕之心；再加上其他一些在公开场合一连串的疯狂言行，使他在2006年失去了和维亚康姆公司旗下的派拉蒙影片公司继续签约的机会。对他来说，最具摧毁性的打击莫过于维亚康姆公司以性情暴躁出名的总裁萨默·莱德斯顿对他的封杀。萨默·莱德斯顿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汤姆·克鲁斯的这种古怪行为无异于“创新性自杀”，我们认为做这样愚蠢的事导致公司赔钱的人是不应该留在摄影棚里的。汤姆·克鲁斯的行为最终没有被派拉蒙影业公司接受。
《福布斯杂志》、《好莱坞记者报》以及《名利场》等一些主要出版物，在过去十多年列出的“名人榜”上，榜首位置始终都是由像莱德斯顿、新闻集团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之类的总裁们占据的。
好莱坞市场营销人托尼·安吉罗蒂说，这些人才是最高统治者，和过去一样（过去是摄影棚的老板们真正掌控着明星），虽然他们不得不与合作伙伴共同瓜分利益，但他们的确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导演唐·辛普森指出，不幸的是，圈内的高层领导，也就是董事会主席，经常会对电影的制作指手画脚。剧作家特里·乔治，在这个圈子的另一端是那些普通的编剧，他们基本上就是高薪的打字员。代理商波比·汤普森说：“这些编剧被视为垃圾，处处受人欺辱。”
一位编剧以福克斯电影公司为例称，该公司典型地佐证了蒂姆·罗宾斯在电影《幕后玩家》（1992）中说的那番话：“如果没有那些讨厌的作家和导演，我们真的会有所成就的。他们感觉是他们在制作电影，而你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的想法复制下来，或许还得添加一些优雅的对白。……我拒绝这种工作，因为成为世界上最贵的打字员可不是我想要的。这是汤姆·罗斯曼（福克斯的联合主席）式的模式，是彼得·彻宁（新闻集团主席和首席运营官）的模式，鲁珀特·默多克的模式。这就是福克斯的企业文化。整个公司的运营过程都充满着一种荒唐的自豪感；他们认为一切都正在按着我们说的办。”
这些企业领导者是否也对政治不闻不问呢？我们熟知热爱的明星们支持的左倾议程，是否也会得到他们的赞同呢。他们当中有人的确是一辈子都属于民主派阵营，像莱德斯顿。然而他却在2004年大选中把票投给了布什，因为他觉得对维亚康姆公司来说这才是更合适的交易。最重要的是，实际上没有人可以被称为激进派。但也有例外，比如eBay创始人亿万富翁杰夫·斯克尔，在2004年通过一个社会解放性平台，成立了参与者传媒公司，还制作了相对具有挑战性的影片《辛瑞那》。另一方面，很多高调的商界领袖组成了一本“罪犯相册”。
杰克·韦尔奇，是环球电影公司的母公司——通用电气公司1981～2001年的总裁，共和党派人士。他曾公开表明蔑视一切条约、外交和规定。他长期雇佣共和党人鲍勃·怀特出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老板，还经常公开夸耀自己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克里斯·马修斯和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高级副总裁蒂姆·拉瑟特，从自由党人士转换成为新保守主义者。韦尔奇把自己在里根执政时期自己得到的“中子杰克”称号视为荣誉徽章，尽管他是因为伤害到民众，却使自己的生意毫发无损而得到这个称号的。加利福尼亚国会议员亨利·瓦克斯曼甚至在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要求下指控韦尔奇，因为他在布什2000年“偷来的选举”事件中，突然出现在确定民意调查结果的新闻编辑室中，并对他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施压，使他们提前宣布布什竞选成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拒绝了国会提出的检查监控录像以证实这一指控的要求。杰夫·伊梅尔特作为通用电气公司韦尔奇的继任者也是共和党派人士，他把福克斯定义为领先的新闻媒体。杰夫·伊梅尔特就像被报道的那样是右翼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