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则从影片《钢铁侠》案例中得到了更为简明的教训。时任华纳兄弟公司制作总裁的洛伦佐说：“总有人对我讲，‘你们为什么不制作一些更好看的影片？’我们的教训是：每制作一部影片，就被宰割一次。”
杰·梅是一家总部设在洛杉矶的产品植入广告代理机构负责人。他看到了好莱坞商业广告出现在DVD影像产品上的必然结果：突然间，一个条形码冒了出来，让你知道影片场景中的某个东西是外卖的，而且你一离屏幕就能够买到手。也许这样的促销广告中就包含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提摩西·道尔顿这样的大牌明星在银幕上所抽的香烟品牌——他们每个人都从中赚取了数十万美元广告费。也许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独闯龙潭》（1985）、《最后的动作英雄》（1993）和《蒸发密令》（1996）那类影片当中广泛使用的“沙漠之鹰”枪械，只要按一下按键就能买到手。我们是否很快就能只需轻轻一触屏幕，便把《钢铁侠》中影像制品中标记的航空与军火巨头波音公司的股份买到手呢？反对派的意见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当然好莱坞自己也必须把影片卖出去。为此，快速识别品牌便成为关键所在。好莱坞出品的影片现在具有很强的产品衍生性，主要特点是拍摄续集，前传，改编与重拍，尤其是那些总收入很高的影片，离不开上述后期衍生处理。哥伦比亚制片公司营销总裁杰弗里·安瓦尔解释说：“以前，拍摄的续集平均占到原片总收入的65％。现在，如果续集拍得好，会比原片赚钱，有时多赚很多钱。这反过来则导致一种常常令人感到悲哀的结果：制片公司一心扑在谁能赚钱的内容上，而不是努力制作出奥斯卡奖水准的优秀影片。例如，由沃伦·比蒂主演的美国国内政治讽刺影片《吹牛顾客》（1998）编剧杰瑞米·皮克瑟透露说，环球影业公司制片人汤姆·克莱格对他说过，他介绍的《吹牛顾客》”“确实是个好故事，也能拍成很好的电影。”但是克莱格的制片公司不会掏钱买下这个剧本。克莱格解释说，“我们不会购买那些必须精心制作才能获得的好剧本。”他还补充说，“如果你说‘汤姆·汉克斯和一只叭喇狗在执行警务时是一对搭档’（此处指迪士尼公司和试金石分公司联合拍摄的影片《特纳和霍奇》），它就可能是有史以来制作的最差影片，那我们也不会损失一分钱。”当然，《特纳和霍奇》同样没有损失一分钱。
庞大的海外市场意味着制片商倾向于尽可能让国际观众都能理解故事内容，但这并不一定是形成表达不同思想观点的突破口。好莱坞的确想争取国外观众（包括儿童），这有可能进一步简化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例如，保守人士非常震惊地发现，2009拍摄的动作片《特种部队》把字母缩写成GI的含义由原来的“政府配发”（Governmentlssued），变成了全球联合行动组织（Globallntegrated JointOperatingEntity）。这确实是对国际市场的一种讨好行为，不过影片中GIJOE行动小组大部分人仍然由美国人组成，为西方世界而战。这部影片被《大西洋月刊》称为“伊拉克战争的绿色贝雷帽”[1]，此处模仿着1968年约翰·韦恩主演的越南战争宣传片的表达手法。国外电影市场尽管不断壮大，未必就会逆转我在这里探讨的发展趋势。
如今电影制片商也经常采用试验甄别方法，让300～500名抽样观众提供反馈信息。这些观众在确定影片质量方面可以发挥其作用，但是他们的政治影响却有可能是鼓励循规蹈矩，保持一致。澳大利亚导演布鲁斯·贝瑞斯图解释说：“人们根据社会规范填写测试卡，所以未必能反映出他们对影片的切实感受。阿希的从众实验之类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同等同辈人会彼此产生心理压力，从而进一步支持了贝瑞斯图的看法。这也许能够说明影片中的坏人被演员刻画得多么生动形象，却仍然打分很低的原因。”凤凰影业公司董事长迈克·梅达沃伊说，“影片检测系统有一种雷同单一，一成不变的特点”，制片公司谁也不会再去冒险——预测一下影片检测结果是什么样。
具体就对外政策题材影片而论，如果不是因为受试观众对于影片《第一滴血》（1982）结尾处描写的约翰·兰博杀戮场面不肯认同，我们绝不会在影片当中看到干涉主义对外政策的一个最为持久的象征作品了。同样，受试观众希望在影片《约会规则》（2000）和《基地疑云》（2003）当中看到欢喜大结局，从而明显地促使制片公司决定把国家准许的主要人物谋杀行为赋予英雄主义色彩，尽管这样做有违制片人的初衷。
国家支持与渗透
政府与商企官僚机构（比如国防部）都设有公共关系部门，以便同媒体保持特殊关系。自20世纪初以来，制片商就一直采用军事设备和素材节省成本，创造逼真电影场面，其中包括影片三K党招兵买马经典之作《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以及奥斯卡获奖影片《翼》（1927），这样做主要是为争取获得非常有利于征兵和公关活动的电影剧本。其中也会涉及在影片公映之前按照高级军官的意图大范围改写剧本，对影片进行彻底审查。戴维·乔吉少校是陆军派往影片拍摄现场的技术顾问。他曾以打油诗般的口吻说道：“如不照我说的干，我拿起玩具回兵站。”有些影片，比如《壮志凌云》（1986）、《珍珠港》（2001），以及《深入敌后》（2001）对国防部依赖性很大，当初如果没有国防部的帮助就会无法拍成这些影片。里德雷·斯哥特说过，如果没有五角大楼的帮助他也许可能拍摄《黑鹰降落》（2002）这部影片，不过“我得把它叫做UH-1休伊（Huey）降落‘了’”，他指的是型号比黑鹰直升机小得多的另外一种军用直升机。当然，他是在开玩笑，因为那部影片完全依靠黑鹰直升机，因为他要再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之战中黑鹰直升机被击落的轰动一时的场面。
五角大楼的影响力也同样体现在颇有争议的“大成本”影片剧本《极速舰艇》（1999）的遭遇上。1994年《每日综艺》报道说，迪士尼下属分公司试金石公司（Touchstone）在西古尼·威费尔决定出演主角之后，重新对这部影片有了很大兴趣。尽管制片人盖尔·安·赫德还没有确定导演，彼得·奥斯特伦德和艾米·布鲁克·贝克已经写完剧本，达莱尔·波尼克桑也改好了剧本。威费尔将在影片中扮演一个海军精神病医生，这位女医生在波斯湾战争期间发现有一个杀人犯罪团伙登上了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她还发现，她的病人参与了白宫的一项秘密计划，要把喷气式飞机零件运往伊朗。影片中这一情节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真实发生过的伊朗·康特拉丑闻，当时里根政府把武器秘密地销售给美国公开的敌人伊朗，以便为尼加拉瓜的康特拉军队提供收买资金。
爱好探听消息的记者戴维·罗伯发现，五角大楼审读完《极速舰艇》剧本之后便拒绝合作，称“我们没有任何诋毁白宫政府，也不能提醒公众重新想起伊朗·康特拉事件”。西班牙海军一听说美国国防部表态拒绝，也步其后尘，不予合作。由于制片商需要用航空母舰拍摄影片，这样一来国防部的决定就使制片计划彻底告吹。大牌制片公司非常渴望得到五角大楼的支持，所以当国防部特设的好莱坞联络官菲尔·斯特鲁布发现自己的工作也受到国防部全部削减开支的威胁时，制片高管人员便一同竭力反对。杰克·瓦伦蒂还给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写了一封亲笔信进行游说，最后大功告成，使斯特鲁布保持了自己的职位。美国作家协会声称为维护会员的创作权利而斗争，但是从未抱怨过五角大楼的干预行为。戴维·罗伯发现，该协会有位主席查尔斯·荷兰以前是陆军军官，影片JAG编剧，完全赞成五角大楼过问作家协会事务。其他政府机构，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土安全局和美国特工处，一直能够通过对影视产品提供支持来影响剧本内容，不过其影响力根本不能同五角大楼相提并论。联邦调查局FBI以前就对一些影视剧制作施加过影响，比如影片《执法铁汉》（1935）、《铁面无私》（1959～1963）、《FBI故事》（1959），以及备受尊敬的美国广播公司电影连续剧The FBI（1965～1974）。后者对于J·埃德加·胡佛盛情合作为每集电视剧提供相关资料感激不已。往日风光不再，尽管福克斯公司和联邦调查局曾经表示努力合作，要拍摄一部以伊拉克战争老兵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这位老兵在剧中被任命为联邦新任反恐领导者。
中央情报局在好莱坞的作用，根据对外披露的有限情况判断，仍然较大。以往的情况颇能说明问题。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曾经发现了些美国特工人员，卢伊奇·G·曾拉斯奇的亲笔信。他本人当是派拉蒙公司高管人员，暗地里为中央情报局心理战略委员会效力，这说明中央情报局在冷战初期可以在电影业中渗透得有多深。例如，鲁拉斯奇披露说，他曾经争得好几位负责分配角色的导演的同意，在多部影片当中秘密安插一些“衣冠楚楚的黑人”，其中包括一位尊贵的黑人男管家，他的台词表明他是位自由人（见影片《桑戈理》（1953）），另一位黑人在影片《球童》（1953）高档高尔夫俱乐部场景中，为迪安·马丁和杰瑞·刘易斯开车。在另一个案例中，中央情报局授意删除了影片《喋血丹蒙》（1953）中的重要场面，因为这部影片公开质疑美国当局对待阿帕奇印第安的方式，其中有一组镜头表现一个印第安部落遭到强迫迁运，并且美国陆军尾随跟踪。把影片进行这般改动处理，是为了削弱苏联利用敌国在处理种族关系上的历史污点而大做文章的力度。
中央情报局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尤其下了一番工夫。美国心理战争署曾经徒劳地委托弗兰克·卡普拉导演影片《我们为什么要打冷战》，愿意为制片商提供有关苏联的详细情况，希望他们能够用在影片里。1950年中央情报局，政策协调办公室以及心理战争署合作得比较成功，一同购买版权，投资拍摄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卡通片（1954）。这部影片被赋予了反苏色彩，以适应秘密投资者的口味。迈克尔·莱德拉夫拍摄的故事片《1984》（1956），当时就受到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的监督，经改动后把影片中的老大哥进一步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格雷厄姆·格林的长篇小说《沉默的美国》（1955）中描写中央情报局主角被害事件，因为有人发现他在为印度支那的一个反共恐怖组织制造塑料炸弹。在1958年拍摄的同名影片中，塑料炸弹变成的塑料玩具（准备送给越南儿童）但是这名特工人员还是被共产党人残酷地杀害了。这一情节改动是中央情报局特工爱德华·兰斯戴尔提出的。他就是在古巴进行破坏暗杀活动的幕后指使者，也是马龙·白兰度主演的《丑陋的美国人》（1963）的人物原型。当时他会晤了正在越南寻找拍摄外景地的制片兼导演约瑟夫·L·曼凯维奇。费加罗制片公司执行副总裁罗伯特·兰兹会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阿兰·杜勒斯。后者表示喜欢影片的政治倾向，并且提供了政府援助。
英国作家格林看过影片之后说道：“几乎可以认定，这部影片故意攻击小说原著和作者。”的确如此，要想从中央情报局那里获取有关他们插手影视娱乐业的情况绝非易事。《被颠覆的奥威尔》（2007）一书的作者丹尼尔·里博评论说，“我想要了解的（有关《动物农庄》的）情报很有可能也顺着奥威尔的‘记忆漏洞’消失了。”我虽然也知道有《情报自由法》，但是我不再想了解什么新情况了。中央情报局的影响力在正式场合下似乎没有国防部那么大。哪怕是写在纸条上的东西，他们也不愿意拿给别人看。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愿意透露有关他们自己颠覆媒体活动的情报。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1995年中央情报局开始奉行比较开放的政策，设立自己的好莱坞联络处，并对好几部影片开展“咨询”工作（以正式机构，或者个案警官身份），比如《国家的敌人》（1998）、《临时特工》（2002）、《逃亡鳄鱼岛》（2012）、《胭脂艾苗》（2011）以及对于本书重点关注美国对外政策来说另外两部极为重要的影片——《查理·威尔逊的战争》（2002）和《特务风云》（2006）。中央情报局对于24集电视连续剧《双面女间谍》与《宠物小精灵》也提供了咨询意见，而且更进一步插手影片《第一女子侦探所》和电视剧《特务威龙》（1997，汤姆·白兰格主演）。两部影视作品都是在2007年中央情报局兰格利总部拍摄的，还有技术咨询小组前后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