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 好莱坞审查制度
人们普遍认为，好莱坞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并损害着美国强权武力。自20世纪初期创始之时起，以洛杉矶为基地的美国电影业就受到欧美精英人士的怀疑审视，他们视之为坠落的犹太人影响势力，指责它以少数派的观点损害传统价值观念。20世纪50年代，保守势力对于在好莱坞防范共产党人的担忧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美国政府发动大清洗攻势，凡是被认为“有反美倾向”的电影制片人统统列入黑名单。迈克尔·梅德维德的畅销书《好莱坞与美国》曾经确定了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一段时期公众大辩论的基础。作者在书中写道，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起，好莱坞就把美国及其军事力量描绘成“敌人”。事实上，《好莱坞的强权文化》这本书剖析了几十部描写美国权势运作的高成本预算当代影片，例如，《真实的谎言》（1994），《独立日》（1996）以及《钢铁侠》（2008）。正如书中所揭示的那样，电影业平时一贯宣传如下这一值得怀疑的观点，即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是一种仁善的力量，美国在海外动用其军事力量对整个人类产生积极的结果。因此，美国的干预不是被描写成先发制人的行动，而是被描写成对待“坏人”作出的唯一合理反应，是美国可以表决态度的最佳方式。
上述影片普遍没有明显表现出下述立场：美国当局是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尽管也许有一些“烂苹果”，但是终究会被制度本身铲除掉），美国的行动不理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也许存在着值得探求的效果更好、更加令人满意的和平解决方案。好莱坞在电影屏幕上所采取的最严厉批评立场就是明确指出：心怀好意突袭进入其他国家其结果也许会引火烧身，使得美国人，尤其是那些权高位重部门的代表们，成为这种无恶意过失的最大牺牲品。影片《黑鹰坠落》（2002），《慕尼黑》（2005），以及《紧急动员》（1998）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形。
上述一类影片的制作或拒绝一般同“阴谋”审查，以及其他高压政府措施无关，但是正如乔治·奥威尔在论及文学作品审查过程时所说的那样：“不受欢迎的思想可以使之沉默，不便披露的事实也可以掩盖，不必实行的官方查禁，政府并不直接加以干预，倒是因为人们普遍默认这样一种态度：绝不可以提到那个事实。”
事实上公众的确要求观看一些既无挑战性又过于简单化的影视作品；此外，在传统范式限度内提出一些更具质问性的政治视角并非易事。不过倒是有个虽不明显但却起着决定作用的业内因素确使好莱坞对现实产生极大的赞同理解，经常赞颂美国现有体制及其对政治暴力的运用。这些因素（下文将详细阐述）加在一起所产生的综合结果是：在好莱坞现有体制内极难推出一部对美国政权进行系统批判的影片；与此同时，凡是明显地支持现有制度，维护当今现实的影片均能轻而易举拍摄制作出来。特别受到恩准优待的是那些颂扬以美国为中心，认同美国采用高科技暴力手段对付外国恶棍的那类影片。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有关美国强权政治的任何问题完全忽略不提，倾向于其他叙事内容，特别重视那些程式化，便于商业运作，票房收入极高的影片和音像制品。
那么，上述起决定作用的若干因素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影响好莱坞影片制作的呢？大牌制片公司共有6家，他们从制作到发行控制着当今世界绝大部分电影行的业务运作。他们是迪士尼公司，哥伦比亚/索尼影业娱乐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20世纪福克斯公司，华纳兄弟公司和环球公司。这些大牌制片公司分别属于各自的跨国母公司：沃尔特·迪士尼公司，索尼公司，维亚康姆集团公司，新闻集团公司，时代华纳公司，（到2009年为止）通用汽车公司、威望迪公司。规模略小，但仍然举足轻重的其他公司包括米高梅公司，联美公司，狮门公司以及梦工厂影业公司。最后一家公司以三位亿万富翁的名字命名，他们分别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杰夫·卡茨恩伯格和戴维·格芬。华纳兄弟副总裁理查德·福克斯总结说：“这些电影公司基本上都是发行经销商和知识产权所有者。”
美国政府声称，其文化遗产一定不能“拱手送给别的国家”，因此，千方百计地保护美国电影市场，并通过许多税收鼓励措施，十分宽松的媒体合并规章条例，以及争取国际亮相形式，对上述大牌制片公司给予支持。有些大牌制片公司拥有海外老板——新闻集团公司（NewsCorp，澳大利亚），威望迪公司（Vivendi，法国）和索尼公司（Sony，日本）。但是华盛顿中央政府把外国产权限制在25％，对于制片公司的影片发行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有关部门手里。《加拿大商务》杂志甚至把上述六大制片公司称为“好莱坞的福利懒汉”。
高度集中的公司产权对于影片内容会产生什么影响呢？首先，把来自国外影片的竞争排挤出去。20世纪60年代国外影片在北美市场占有率接近10％，80年代中期为7％，而到了90年代仅为0.5％。为竞争2006年奥斯卡大奖，91个国家（创纪录）呈送自己的影片角逐外语片奖，但是只有7个国家雇用美国发行商。《综艺》杂志以其简明扼要的新闻标题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总结概括：“傍上好莱坞：你准赢。”虽然好莱坞也非常重视其国际市场，但是仍然偏向于把美国和美国人当做影片拍摄对象和市场服务对象，贬低外国影片和外国视角的重要性。
其次，六大制片公司动用手中的利器——资金，为有身价的明星和高科技特技效果制定业内标准，以此排挤低成本制作的影片。到2007年12月，平均每部影片的制作与推销成本费用猛增至1.066亿美元，迫使制片公司的掌门人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不得不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结果，拍摄的影片往往力争避免加入那些美国人不熟悉的政治叙事内容。制片人罗伯特·伊万斯解释说，电影制作人“不拍摄那种出人意料的影片，他们太担心了，那样会付出很高的代价”。伊万斯认为，今后再也不可能拍摄出《教父》（1972）那样的影片了——那是针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辛辣刻薄的隐喻，他也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了这部影片的制作——因为制片公司认为赔钱的风险太大了。派拉蒙公司前任总裁戴维·克尔刻帕特里克也认为，结果是大家只需看雷同划一的影视娱乐作品，不要太紧张，不必太复杂。这话说得在理，不过克尔刻帕特里克把在这种情况下拍摄出的影片一概贬斥为低俗愚蠢之作有失公平。本书所探讨的几十部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影片绝非低俗愚蠢之作，比如《改朝换代》（2007）、《谎言之躯》（2008），以及《刺杀据点》（2008）。
商业化运作
产品植入广告，以及指向玩具、服装、小说改编和电影音乐的商品转化协议，对于制片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即使影片没有获得成功，损失会由生产商来承担。这样做反而公平，因为影片就是广告。据估算，每年影片中的产品植入广告总额达12亿美元。由于每部影片的平均成本为3000万美元才能达到销售的要求，植入15个产品广告就能增加数百万美元收入，何乐而不为呢？詹姆斯·邦德系列影片《择日而亡》（2002），由于植入了20来个相关品牌产品广告而增收1.2亿～1.6亿美元。
目前，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富》500强公司大多都在影片中植入自己的产品广告，而且一些专业公司则应运而生，帮助客户尽可能全面有效地在影片植入自己的产品广告。早在1990年，就有一位广告商“插哥”解释说：“凡是我们选择的项目，都有最大的控制能力。我们把影片进行分解处理，告诉制片人我们想在影片什么地方看到客户的品牌。”这样一来，对好莱坞电影制作所产生的最显著影响就是艺术水准进一步下降。马克·里特瓦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重要的是照顾关系户，而不是艺术创作才能。他在文章中解释说：“所有制片公司都由工商硕士们掌控。他们的全部训练和经验就是规避风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只有最具独创性的影片才能成为火爆大片。观众需要丰富多样的影片，制片公司不能置之不理。
电影业杂志《综艺》总编彼得·巴特，至今还记得当年参与决定将一部影片计划推向制作阶段（俗称“开绿灯”）的那段经历：
当我刚刚开始在派拉蒙影业公司工作时，每次召开绿灯审片会议，会议室里一共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也许我们当中的两三个人会审读电影剧本。我们不断说着一些废话。比如，“我挺喜欢这部影片”，或者“我盼望能看到这部影片”，都是这类没头没脑的话。如今绿灯审片决策过程可能有30～40人参加，还得有一个小组专门讨论销售搭卖产品广告问题。
麦当劳或汉堡王公司会植入多少广告呢？另外还有专人负责研究为玩具公司转化产品等问题。有专人负责研究国外出资赞助商会提出什么广告要求。因此，每个人都在研究影片的商业问题。围绕剧本、演员阵容和包装问题说个没完没了，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无论这整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否有意义。
巴特又解释说，现在正处于制作过程中的影片都是“对销售发行团体最有吸引力的影片。他们说了算”。有些情况下，创作大批剧本的首要目标就是销售产品，比如，男主角詹姆斯·邦德在影片《黄金眼》（1995）中驾驶宝马汽车的场面，影片《空中大灌篮》（1998）中兔八哥和迈克尔·乔丹昂贵品牌联想情景，影片《麦克和我》（1998）中的外星人只靠可口可乐和彩虹糖活命。戴维·兰开斯特解释说，敷衍和妥协的迷雾几乎笼罩着一切，构成无形的潜在危害。司空见惯的是欢喜结局，轻松娱乐，看不到令人不安的政治叙事情节。
因拒不配合这种现实体制而遭受的经济惩处可能会非常严重。1997年，里博克公司起诉三星影业公司（TristarPictures），称该公司违背诺言，没有在影片《甜心先生》欢喜结局场景中把他们的产品植入广告摆在明显位置上。后来双方庭外解决，据说花费数百万美元。里博克公司的广告在DVD影像产品上重新得到安插处理。1990年也有一个类似案例，当时百得公司（Black＆Decker，美国）庭外解决了一桩索赔15万美元的诉讼案，起因是在影片《独胆龙威2》中布鲁斯·威利斯最后没有采用该公司生产的一种钻头，未达到促销广告的目的。
还有一个案例同儿童动画片《钢铁巨人》（1999）有关。这部动画片是极其敏感的冷战讽喻影片，票房收入惨淡，反倒在烂番茄网站（rottentomatoes.com）上获得95％的支持率（这家网站登载知名论者公开发表的全部影评文章）。票房不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华纳兄弟公司在推销这部影片时表现欠佳。作家蒂姆·马克坎莱兹解释说：我们找好了玩具商，备齐了材料，可是花费了整整一年时间。汉堡王和类似的公司也想加入进来。4月份我们请华纳兄弟公司观看了这部影片。我们没有耽误时间。他们却说，“你们永远也不会按时做好准备。”不对，我们及时做好了准备。我们在4月份请他们看影片，他们说，“我们要再过几个月把这部影片推向市场。”那是一家大牌制片公司，每年他们接手30部影片，只是从码头上把这些影片往水里一抛，看他们是沉下去，还是漂上来。因为他们身后总还有另外一部影片等着推销。看过影评以后，他们（华纳兄弟公司）感到有些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