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毅
光阴流逝，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忆过去真是百感交集。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全国人民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中国的妇女也在社会上得到从未有过的地位。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距哈尔滨90华里的阿城县，家住城外郊区。父亲讲祖父从河北逃荒到此，只有四间茅草房，还是盖在地主的地上。父亲是个勤劳的手工业者，以编织柳条包（箱子）及其他生活用具来维持生活。父亲没读过书，深知没有文化之苦，因此立志要让自己的子女都能上学读书（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我是八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父亲没有封建的重男轻女思想，因此大哥读了中学，大姐读完小学，我自己经过努力拼搏去到上海学医，成为优秀的产科医生。二姐、三姐读到简师及医专。我和最小的三哥读中学时，父亲已年迈体衰，不能劳动。我们生活读书都要由哥哥姐姐资助。1931年九一八炮响，打破了我的恬静的梦，也改变了我平静的生活，那年正是我小学毕业，因为战乱，母亲携我到哈尔滨哥哥姐姐家避难，二哥一家也从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外县逃难到来，都挤在大姐的医院里（实际比现在的诊所大些），我们不知流过多少眼泪，万分憎恨旧社会人们的自私自利。
日本鬼子占领沈阳后，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怒火。我目睹大姐、大哥、二哥等许多爱国青年聚集在大姐的松江医院，共商救国大计，他们上街宣传，为义勇军李杜、丁超、马占山募捐。1933年旧历年除夕之夜，正当人们要吃大年饺子时，日军的坦克隆隆地开进了哈尔滨市区。从此抗日活动转入地下，大哥去山里找过义勇军，1934年还进关一次。
突然间意外的事发生了，日本鬼子兵来到大哥工作的同记商场找他，他预感到危险，要母亲带着他的三个孩子掩护他进关，乘当夜火车到了北平。大哥答应不久设法让父亲和我再同大嫂一道进关，可路费不够，父亲被留在哈尔滨，直到他1937年病殁。
大哥和东北同乡去了汉口，筹办由张学良出资办的《大光报》。我和母亲留在北平，二姐知道我们处境困难，借口要生孩子需要母亲照顾，从陕西带着小孩子来北平，从此我们暂时住在一起，后来二姐的婆婆也从东北来了，住房紧张，我已无处栖身。
1935年秋，我考入一个教会学校的初中二年级。“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学校又被迫提前放假，我又转学至汉口心勉女中，直到1937年6月才断断续续读完初中。1933年，国民党政府同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后，1935年6月又签订了《何梅协定》，在冀东十四县搞“防共自治政府”，河北境内不许中国驻军，策动华北自治。国民党政府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对内坚持反共打内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并残酷地镇压爱国抗日救亡运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我时常思念家乡的父老亲人，何时何日才能打回老家去？对蒋介石的不抗日、打内战深感痛恨。“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刊物如雨后春笋。四姐夫介绍我看了邹韬奋的《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进步书籍。通过这些刊物书籍，我看到了希望，尤其是对苏联情况知道的更多些。那个美好的社会不知吸引了多少青年向往，三哥也曾为了这个梦想，在初中暑假时偷了一条小船划到黑龙江对面的俄国，未能允许入境，回来后被父亲痛打一顿。他终于在1933年冬经过共青团介绍去苏联学习。他的出走也给了我一个启示，我也要走他这条路。
在武汉读书时，因同学进步思想较接近，彼此借书看。后经同学陈坚介绍，我参加了武汉学联，那时学联是不公开的。我们学了许多革命歌曲，甚至还有苏联国歌。我们用抗日歌曲，唤起同学们的抗日热情。有时把报纸上的重要时事，用红笔划出贴在墙上，和教员也辩论过“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抗日歌曲唱出了我的心声，更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国土在一天天的沦丧，我们不愿做奴隶，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在民族国家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我没法安心读书。武汉当时政治情况不好，学联的一些积极分子，被列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有的同学已事先知道，逃到了山西太原，她们写信告诉我们，山西救亡工作开展得很好，不但有工作，吃饭还不要钱。我决心离开武汉也去山西。母亲和四姐没有阻拦，支持我去。1937年7月底，我和同学陈坚等四人，离开了武汉。
阎锡山看到民族危机日甚，感到自身难保，故改变策略，采取“联共抗日”的方针。他想借助共产党的力量，采取某些灵活措施，应付时局危机，维护自己的统治。党派薄一波等同志组成专门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委员会，对外以抗日救亡面貌出现，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具体协议，接管了刚成立不久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利用合法形式在原国民师范旧址，办起了各种训练班。共产党员以救亡干部的身份任政治教员和工作人员。各地下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中有计划地派人去太原受训，也有经过学联介绍，去的最多的是东北人，华侨也有。
我们到太原时已因七七事变形势有重大改变。军政训练班的男学员已改编为决死队（也有少数女学员），随时准备开赴前方。我们被编入女兵连，指导员就是大革命时入党的刘亚雄同志。我第一次穿上灰军服，变成了一个女兵。除军事课外也有政治课，每日还要去医院学习救护。只一个多月就因需要成立了“山西妇女战地服务团”，我们四五十人都编入服务团，到前线伤兵医院。太原失守前服务团解散。我们两三人到了晋东南找到决死队的熟人，想经他们介绍去延安学习。被告知因去延安的人多，供给困难，临汾倒有个八路军学兵队。这样我们就到了学兵队。又是一个崭新的环境，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多数是学生。我看到佩戴长征纪念章的八路军，特别敬重。我们的女生队长李伯钊就是长征的女英雄，她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学兵队学习三个多月，收获很大，懂得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还学习了群众工作及游击战争等课程。感受最深也得到一次很好锻炼的是第一次紧急集合行军。一天早饭后我们正在上课，突然传达命令，迅速转移，敌人离此地只有30里路。听后十分紧张，赶紧整理东西打好背包出发，每人还要背一把小铁锨，路上又要防空，走了有一二十里又叫吃午饭，心想为什么还不快走？有的学员因为匆忙，忘记带茶缸子，没有餐具，只好把小铁锨擦擦当碗用，真是一副狼狈相。吃过饭又从来路返回，原来是一次紧急集合演习。有了这次教训，我们都自动而认真地轻装了，有的人甚至把珍惜的相册也不要了。我也把不必要的衣服送给房东老乡，只留下必需的东西。
在学兵队我参加了民先队。三个月多学习结束，学员都分配工作，有的去了大后方，有的去了前方。我们十八人由民先总部介绍去晋西北总动员委员会。晋西北是贺龙同志一二师的后方，大家听了都十分高兴。经过一个多月辗转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到达了总部岚县。他们赞赏我们能吃苦耐劳，不怕艰险。因为当时敌人正进攻离石、隔县，我们无法通过，就过黄河再返回山西。总动员委员会当时是共产党员南汉宸负责。我和李六平、吴清华两个女同志及两个男同志分到兴县，我被分到宣传部。
当地有八路军教导团，我们自认为也是八路军，因此见了他们就特别亲。后来，我要求去延安学习，经总部介绍我去了延安。
1938年八九月间，我来到了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当我看到巍巍的宝塔山，激动地淌下热泪，仿佛一个游子回到了自己的家。
延安空气新鲜，可以自由地呼吸，多少追求光明进步的青年都奔向了她的怀抱。武汉失守前，国共两党尚能较好地合作，外面的人还可以自由进入延安。每日看到一批批穿着各式服装的青年男女来到这里，既兴奋又高兴！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炼吧，炼成好钢制成利剑，刺向敌人。他们就是火种，是烧毁旧社会的团团烈火。
我进了抗大四大队六队，后成立女生八大队时改为二队。因为日寇飞机轰炸延安，为了缩小目标，减少损失，抗大总校迁到晋东南，延安只留下三分校。1938年12月，我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又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6月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我们党校两个妇训班全部又转到女大。
在延安的学习生活，是最美好的时光。那时真是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学习生活。大家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单纯、热情、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延安的物质条件是极其艰苦的。穿的是每年发一套的单、棉衣，鞋袜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用旧衣服撕成布条，请参加过长征的同志给打成草鞋穿。洗衣没有肥皂，就用木柴灰水代替，刷牙没有牙膏，用盐代替。这些困难对我们来说都不算什么。经过延安生活培养了我们艰苦奋斗的作风，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
我们在抗大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除了理论学习外，学校特别重视革命气节教育，使我们懂得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被敌人逮捕，应如何保持气节。还经常听从前方和国统区回延安的一些领导的报告，使我们能及时了解前后方的状况和时局。我们还参加了延安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虽然解决不了大问题，但培养了劳动观念，锻炼了意志。
同志们都努力学习，也在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小资产阶级意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小组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都极认真，没有什么情面，为的是互相帮助进步。这真是一个团结友爱的革命大家庭。我们的文体活动也很丰富，常有演出和球赛。革命歌曲更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新的歌曲，我们先学先唱，《八路军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员之歌》、《黄河大合唱》等，每日早晚点名必唱一两支，开大会前互相拉歌，真是歌的海洋。
学习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旧社会罪恶的根源来自私有制，有了私有制，产生阶级和剥削压迫。穷人要翻身，只有推翻旧制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建立新中国。妇女要解放，必须和民族解放、无产阶级解放联系起来。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最美好最理想的明天。那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的社会，人们都在平等友好中幸福地共同生活。我由一个幼稚的革命青年，逐渐成为一个清醒的革命者，更坚定了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决心。在我进入党校期间，因为保密需要，组织上让我们改名，名字本是一个代号，但它也往往代表了一个人的意愿。这时我改名为路一，意思是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离开学校去新解放区工作时，我又改名为路毅，决心要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上，不畏困难挫折，坚持革命到底。这个名字伴随我走过风风雨雨50多年，也再没人知道我的真名——于濯漪了。我没愧对了这个名字，当个人利益和革命发生矛盾时，我想到路毅这个名字，增强了我克服私心和困难的毅力。最矛盾的一次是1945年四五月间，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党中央要开展国民党大后方的工作，决定派一批闽、粤、赣籍的同志回原籍工作。我的丈夫被挑选上了，他要求我同去。那时我有两个孩子，一个不满四岁，另一个还只有九个多月，正在喂奶期间。去不去？孩子怎么办？经过思想斗争，我终于战胜自我，留下孩子交给西北局组织，随丈夫去那里工作。日寇投降后，我们200多人的部队立即出发，行至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时，中央根据时局的变化，又决定让我们迅速赶赴东北。后来我们全体留在热河新收复地区工作。半年后我们托人才把小孩子接来。
参加革命后，经历了各种运动，我也曾被误解怀疑过，也曾有过委屈、迷茫，但并没有动摇我的信念，也从未怀疑过我所选择的这条革命道路，并始终无悔地走下去。
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历史的重任落在年轻的一代人身上，但不要忘记旧中国屈辱的——它是失败和胜利、痛苦和欢乐交织在一起的路，也是对全民族、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