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鸣
我是1938年8月到达延安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离开延安。前后在延安学习、工作、生活达七年之久。
我一到延安就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先在柳树店五大队，不久转到女生大队。抗大搬到敌后，我又被派到中共中央党校继续深造，就在女生班学习。不久，中央决定成立女子大学，我又随班继续到女大。之后，又被调送到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继续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环境下能得到如此长时间的理论学习是非常难得的。这既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也充分体现了党对妇女干部特别是对妇女理论干部加强培养的用心和远见。
当时结合学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学习，还经常能听到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形势与任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报告。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柯庆施同志和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统战工作的李克农同志曾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帮助我们提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张鼎臣、赵毅敏、李初梨等都担任过我们女大政治指导员。记得有一次，我们讨论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定律与否定定律等，同学们热衷于争论这个是不是质量互变、那个是不是否定之否定，在理解概念上争论不休。指导员就向我们提出：学习理论的目的，是要使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际。学哲学，不要在概念上兜圈子。学习辩证法理论是要我们认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变化的规律并用以指导对事物的变革。指导员这番深入浅出的讲话，使我们打破对哲学的神秘感，开始懂得了学哲学的现实意义。后来整风中系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三风》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等，使我进一步懂得了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是为了熟悉和背诵理论概念、条文和个别原则，而是为了学到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解放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在延安除了学习政治理论外，我们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思想感情，即人生观、价值观方面也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我们这些当年只有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虽有一定文化，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很多。要从非无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一定要下苦工夫，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早在来延安前的1936年，我就开始接触进步同学和地下党同学，阅读一些革命书刊，思想上有些启蒙。抗战爆发后，进步书刊可以公开发行，阅读更多了，在地下党帮助下奔赴延安。经过一段学习和参加共产党组织后，原以为自己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了。后来在整风中才认识到，自己只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一个像白求恩、张思德那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高尚的人、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人，在自己心中开始树立起一个崇高的榜样，事事注意对照自己，从严要求自己，自觉把自己的兴趣统一于革命需要之中，自觉服从组织上关于工作的安排。个人的水平有所提高时，不忘首先是由于党的培养和集体的帮助，警惕发生骄傲自满情绪等等。这可以说是我在延安学习中改造灵魂的最基本最深刻的一课。
党组织也很重视对妇女干部工作能力的提高，增长她们的才干，把她们放到工作岗位上锻炼提高。我在女大学习一段后，就担任过校党委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又选调我到党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对国民党统治区金融外汇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写过一篇题为《目前中国的外汇问题》的文章，发表在1941年11月17日和19日的《解放日报》上。1945年，中央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我有幸在大会秘书处担任主记录和整理材料工作，直接听取和记录毛主席关于《论联合政府》、《愚公移山》等报告，听到朱总司令、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等的讲话。这不仅使我更多了解了党的英勇奋斗史，深感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更使我增强了革命到底、迎接更大胜利的信心。
在大生产运动中的锻炼是更为多方面的。延安大都是土山，最怕雨天下山。一次到深山密林去扛木头，我拣了一根粗的木头可以举起来，就扛起下山。谁知越走越重，直不起腰，不一会儿下起雨来，肩上压得很重了，路又滑，鞋子被泥粘住，干脆丢了鞋光脚走，脚下更滑得难行，眼看男同志一个个从身边过去，我心里急得火烧火燎。有的同志说我扛的太重叫扔掉算啦，但我好容易下到半山，岂肯轻易扔掉？！突然急中生智，来一个“滚”，先把木头滚下去，接着我也坐上“滑梯”滚到山下。一身泥水，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从那以后，再滑的山路我也不怕了。
我们女同志也和男同志一样开荒种地，放一把火先烧荒，再从山下一镢一镢往上刨，力气用了不少，手也起了血泡，但一想这点困难如克服不了，那我来延安干什么？这么一想，就浑身有劲了，你追我赶，不一会儿一片山就推光了头，过了一段，组织上让女同志们发挥特长，如纺毛线，织毛衣毛袜。我当时三天能织一件毛衣，不算最快的。为了提高技术，那时还在杨家岭组织了纺线比赛，还规定了验收奖励的制度。
经过一段大生产运动后，机关学校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常常能吃到大肉和西红柿等新鲜蔬菜。顺便提一句，延安的小米对女同志来说非常有营养，几乎个个都吃得胖胖的、脸红红的。
延安的物质生活总的说来是比较艰苦的，但大家以苦为乐，精神生活是充实的。延安没有电影院，没有固定的娱乐场所，但大家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组织了各种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喜欢体育活动的可参加打篮球、打排球、打乒乓球，我当时还是女大排球校队的一员。这个排球队聘请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之一的李东野同志担任教练，经常参加校内外比赛。还组织了歌咏活动，在集合开会前或开饭前都学唱救亡革命歌曲。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还教过工农干部班学员唱歌。大集会时，各队之间相互拉歌，此起彼伏，非常活跃。
每天晚饭后，在临近延河的杨家岭、王家坪一带工作的同志们大都来到延河边，有的散步谈心，有的在河里洗脚洗衣服，消除一天的疲劳。周六晚上，常有晚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或杨家岭大礼堂看京戏，常看阿甲等同志演的《三打祝家庄》、《打渔杀家》等等。有时在杨家岭小礼堂组织周末舞会，中央机关工作的许多男女同志也去跳舞。常常是陈毅同志拉胡琴，杨秀峰同志打铃配乐。有时毛主席也来跳舞，他那双大手，使人感到无限温暖。
延安真是一个革命大课堂，使你时时处处都在接受革命教育之中锻炼成长；延安又是一个革命大熔炉，使你在不断地锤炼自己中，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延安还是一个革命大家庭，使你感到其中的温暖，尤其使我们这些旧社会背井离乡长期流浪的女青年像回到了亲切无比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