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曾发表于《随笔》2009年第4期。
林贤治
今年二月，署名寓真的作者，在《中国作家》杂志刊发长文，以档案辑录的形式，再现聂绀弩案的真相。三月间，章诒和在《南方周末》接连发表文章，用个人经历和书面材料相印证，所言一样是告密问题。在此前后，网上还流传高尔泰是否有过告密历史的论辩，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史实，一时在海内外兴起颇不小的波澜。
关于延绵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直至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过往的叙事全在于暴露“全面专政”的阳面，比如批斗会、体罚、逼供、互相揭发等等；至于由组织安排“坐探”、“卧底”，采取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的战术，窥探阴私，然后置人于死地的情况，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公开的、集中的披露。
告密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的产物，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行为，确乎成为过去；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已然进入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因此，无论个人或社会，都必须具有正视的勇气。唯有敢于正视，才有深入的理性思考；不然，我们将长期无法摆脱这样一份阴郁的政治遗产的纠缠。
说，还是不说
伟大的民族，必定是一个珍重历史的民族。
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人类自身的成长过程及见证。无论是充满挫败、伤痛、耻辱，或是光荣的凯旋，这份经验，都能给未来提供指引。没有灯塔，便只有回顾；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可以作为参照的事物。
所谓历史，实质上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集成。集体记忆，关涉人们的共同命运，内容包括大大小小的事件、人物、场景，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场域与时代氛围，但是，记忆的主体仍然是个人。有三种记忆模式：实录记忆、认识记忆、批评记忆。其中，实录无疑是第一重要的，就是说，必须最先把真实呈现出来。自然、建筑、文物、视象等等都可以成为记忆的实证；但是，最常见的载体，还是被赋予了确定意义的文字和声音。
于是，国家有档案馆，保存了包括告密在内的档案。寓真所述关于聂绀弩案的材料就出自这里。此外，还有个人回忆录、日记、书信，以及口述实录等等，都可以留下真实的记忆。但是，假使当事人或掌握史料者拒绝公开事实真相，那么我们面对的历史就将因沉默而余下许多空白。这样的历史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可能是虚假的。
说，还是不说？不但影响历史的真实性，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公正性、正义性问题。在这里，所谓“告密”，不是一般的秘密，而是有其特定内涵的，所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段里，构成政治陷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既有加害人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也有受害人的无辜的损失与牺牲；两者还共同构成为一种社会影响，通过相关的人际关系进行传播，毒化社会空气，形成信任危机。只要告密的肮脏的事实没有被揭露，只要历史呈匿名性质，毋庸讳言，事实上我们仍将生活在彼此防范、怨恨，而又充满和谐温馨的谎言之中。
哈维尔说：“我相信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在所有的环境中。”说出真实，不但在于拯救记忆，拯救历史，首先在于拯救我们的良知。丧失良知的社会是可怕的社会。
谁之罪1：社会机制
在告密的往事公诸报端以后，舆论界紧接着的问题就是：谁之罪？
《南方周末》发表李大钧的文章，质疑章诒和，除了告密的事实之外，主要是辩护告密者的人格问题。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众所周知，告密并非是个别的偶然性事件。假若从普遍性来看，则可以肯定社会机制出了故障，而非仅仅取决于当事人的道德人格。
其实，告密并非中国所独有，正如贪污腐败一样，乃是一种世界性现象，而且古已有之。比较而言，告密具有某种一致性，与制度、权力及道德有关。但是，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里，其起因、内容和方式，以及发生的程度，仍然有很大的差别。
可以比较一下上个世纪苏联30年代肃反和美国50年代的“麦卡锡案件”。
1935年，斯大林在杀害基洛夫之后，清洗异己以致滥杀无辜愈演愈烈，至1937年达致高峰。告密成为一种流行文化。所有人、所有机构，甚至最高权力机关的人物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安全机构“契卡”成立后，斯大林借列宁之口说：“列宁教导我们说，每个党员都应成为‘契卡’的代理人，即要观察和报告。”又说：“如果我们因为什么而痛苦的话，那决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没有告密。”告密，鼓励和保护告密成了契卡的重要工作，告密者被称为“志愿者”、“编外契卡”。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说：“预报不良现象不是告密，而是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职责。”告密成了党性的表现，实际上，在肃反运动中成了党的一项中心工作。据英国历史学家的一部关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生活的著作《耳语者》所引一名高级警官的说法，每五名苏联的机关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又称仅莫斯科，六到七户人家即有一名告密者，苏联主要城市中经常向当局告密的卧底便占总人口的5％。从这些惊人的数字看来，当时的苏联，确实如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狼在追猎的世纪”。我们所熟知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包括曼德尔施塔姆本人都是因此成为狼的猎物的。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便多次出现“告密者”一词。
斯大林主义影响到哪里，哪里就有狼群出没。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1984》，就是根据西班牙内战的亲身经历，以及苏联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中就有告密的情节，全书充满着一种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被操控的恐怖。
为了维护政权，斯大林不惜发动作恶机制制造恐怖，致使人人自危而完全失去抵抗力，最后发展成为阿伦特说的那种“自动化运动”。一个名叫莫森的德国历史学者，在阿伦特著作《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德文版序言中说：“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合适。”是制度造成整体性的道德崩溃，而告密，只是恐怖制度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在美国，政府因参议员麦卡锡指共产党人搞颠覆活动而大举搜捕。同样地，这也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迫害，一时人心惶惶。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即被指控同“颠覆”活动有联系，被迫离开美国。著名编剧福尔曼也上了麦卡锡的黑名单，因拒绝在麦卡锡委员会上作证，不但被取消了电影《午夜》所获的奥斯卡奖，甚至不能在好莱坞和其他所有的美国制片厂工作，结果去了英国。许多共产党人及嫌疑分子都遭到审讯，被判下狱。1952年，一位到美国访问的英国人马丁写道：“真正的后果是使庸人、懦夫和溜须拍马者得志，而令有识见，有创造性的人沉默。”在整个迫害过程中，告密行为显得特别活跃。
同为政治迫害、恐怖与告密，苏联无疑是制度性的，危害时间长，损失大，即使经历一个“非斯大林化”时期，也未能彻底放弃对公民的操控。美国的“麦卡锡案件”的产生来源于错误的政策，所以呈阶段性，并很快地为制度本身所纠正。
告密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到了现代，不但不曾绝迹，而且有所发展。国民党的“党国”，就是在清党——告密与屠杀——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20年的大陆统治是军阀统治，特务统治，后来又将这种统治方式带到台湾；直至1987年，迁延数十年的党禁和报禁才告终结。
中国共产党在“争民主，反迫害”的斗争中走上前台，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唯一的执政党。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主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却是曲折而崎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专制主义的幽灵翩跹起舞，反民主反科学的势力大行其道。告密成风，批斗成阵，冤狱遍于国中。“文革”把恐惧当做政治生活的基础，一方面政法部门无法可循，完全按“最高指示”或揣摩形势风向办事；另一方面是群众专政，或者公开揭发，或者秘密举报，在阶级斗争极端化的环境中，人人成了“革命”的窃听器。利用告密，鼓励告密，文革中的许多“现行反革命”都是通过群众告密被制造出来的。
要剖析告密的起因，必须剖析告密的环境、条件、历史渊源。在中共历史上，最早的较大规模的告密事件，当数红军“打AB团”时期。延安整风时的“抢救运动”是一个恶性发展，康生把苏联的一套带到国内，开了意识形态专政的先河。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等等运动，无一不是群众专政外加意识形态专政。群众是躯体，意识形态是灵魂。到了“文革”，这种双重专政有了更高级、更为完备的形态，当时叫做“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这种意识形态性、群众性、全面性，正是政治学者阿伦特所定义的极权主义的几个指标。对于“文化大革命”，仅仅使用模糊语言，称之为“左的”、“错误的”、“悲剧的”而加以否定是不够的，应当给出一个合乎政治科学的定义。唯有对这场凶暴而荒诞的“史无前例”的社会运动极权化性质作出理性的评判，我们才可能对告密和告密者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解。
谁之罪2：集体人格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造就了一种人为的敌对环境。身旁有阿耳戈斯的眼睛，头顶有达摩克利斯之剑，人们普遍失去安全感、责任感、存在的勇气；内心里只有无权感、卑劣感、屈从感、孤立感，在可否受罚与可否得救之间彷徨无计，受尽折磨。在这样的环境中，本能战胜道德，兽性征服人性，心理学家的所谓“健康人格”难以生成。但因此，讨论中就有人为告密者辩护，把罪责完全推给社会，为个人开脱。
即便环境险恶，告密者个人就可以逃脱责任了吗？
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的著作中，有两个著名的案例。其一是关于艾克曼。1960年5月，以色列情报部门从阿根廷逮捕了在逃的前纳粹军官艾克曼，于次年2月在耶路撒冷受审。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艾克曼是“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将300万犹太人遣送至灭绝营，被称为“死刑执行者”。对于艾克曼犯下的罪行，阿伦特认为，原出于军人极平常的服从命令，按党和国家的指示行事而已。她指出：是极权制度通过洗脑等手段，把人异化为无主体、无思想、无判断力的作恶工具。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受害者，当然又都可能成为加害人。因此，在她看来，艾克曼的个人罪恶实质上是制度罪恶。在这里，她提出一个“平庸的恶”的概念，并因此一度遭到曲解。其实，她的态度是明确的：“恶”虽“平庸”，毕竟不改其“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