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自从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期以后，广播电视播音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严格按照稿件播音，不允许在话筒前进行“无稿播音”，连台号、节目名称等固定用语也要写下来。如果有谁手中无稿就去播音，那简直是奇闻。于是许多播音员，长期照稿件播音，竟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式，一旦离了稿件，连小组会上的发言也会前言不搭后语。这根本不是播音员的责任，更不能因无稿播音的出现，某些播音员一时不适应，就认定他们“只能照稿念”、“不全面”、“没出息”。无可否认，长期依据文字稿件进行再创作，缺乏依据腹稿即兴播音的创作机会，使播音腔中“念稿”的痕迹比较明显，尤其是知识性、服务性、文化性节目的播音不可避免地略输文采甚至有些生硬。
第四，从广播电视系统的整体看，队伍的文化素质不够高。有些领导不懂播音却以“长官意志”决定播音质量的优劣，决定播音员的去留，使一台、一组的播音“模式化”。凡不符合这一模式的，便不准播；凡不像中央台、不像某人的便认为不合格。造成播音队伍不稳定的因素很多，这一条却也不可轻视。全国不少台的播音员，年复一年封闭在播音室里，无法开阔视野，不能增长见识，更没有机会到各台去交流播音经验，只有“听中央台的播音”，学习不知门径，模仿不解奥妙。其结果，只能在自己所处的文化层次、社会经验的起点上，力窥播音艺术的丰碑，照猫画虎，亦步亦趋。得其神韵者虽有，邯郸学步者甚众。以上这些原因，在“播音腔”里又杂入了某种主观随意性。
第五，形而上学在神州大地上从未灭掉它的威风，它几乎无孔不入地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辩证法的普及虽使它相形见绌，可是习惯势力的确是可怕的。在播音中，或者再扩大一点，在广播电视中，形而上学也有藏身之所。一个节目轰动了，于是纷纷制作；一次播音成功了，于是“有口皆碑”；一位播音员出名了，于是竞相仿效；一种样式被承认，于是“不胫而走”……“一窝蜂”、“齐步走”像个幽灵在播音创作中徘徊，一次次兴风作浪。无疑，这在“播音腔”中肯定会打上某种印记。
第六，改革开放的形势，使我们真正地放眼世界了，原来觉得神秘的东西现在觉得新奇了。学习和借鉴外国有用的东西，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原样照搬，甚至模仿外国和港台的普通话播音，那就滑稽了。学习和借鉴，也可以“拿来”，但总不能无视国土、国情，一味盲目追求。我们广播电视，还应以国内受众为主体，不应因某个外台的备受青睐而改弦更张。研究国内受众的心态和心理趋向，是义不容辞的。可惜的是，一些同志采用了某个外台的播法，还认为是破除“播音腔”，是改革。
第七，播音美学中的诸范畴，如风格、意境、韵律等，在广播电视传受双方之间，都存在着创作和欣赏的不小差距，提高有声语言的美学素质，实在是紧迫而长期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播音腔”中的美感成分并未被开掘出来，更未扩大它的普及面。用较低的欣赏层次判断“播音腔”是好是坏，恐怕会产生不小的偏颇，对“播音腔”的认识也容易流于浅薄。
总之，作为广播电视播音特色的“播音腔”，有其合理内核，也有某些杂质需经过仔细辨别，这样就不会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把小孩也扔出去了。
四
“播音腔”是我国老一辈播音员多年实践、长期探索的艺术结晶；后继者又在坚持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丰富着它。播音改革，也只有在继承中创新，才会有坚实而广阔的前途。
剔除“播音腔”中的杂质，赋予它时代的新的活力，以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的多种功能，大概是改革者的大任了。
阐述“播音腔”的本义，并不是反对播音改革；历数其杂质，却正是想为播音改革提供一孔之见。不过，本文不可能详加解析，只是简略陈述一二，唯愿使播音改革更加深化，使我国的广播电视，真正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
我认为，播音同行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使用、丰富和发展“播音腔”，并且以不懈的努力，成就新的时期、新的个人的播音风格。为我们共同的美好追求勇往直前！
1988.10
广播电视播音改革探索过程中，普遍议论和经常受到挞伐的，是“播音腔”。以此为代表，认为它是应予否定的核心，是改革的主要障碍。至于什么是“播音腔”，怎样分析它的形成，它有哪些合理内核，又有什么混合成分，尚未有中肯的分辨。本文从历史发展，从横向比较，从动态变化，初步予以辨析，明确了许多是非。
播音是一门科学，必然要有自己的有声语言特征。播音又要有时代的印记，语气上也不会毫无变化。这里，不应全部肯定其方方面面，也不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本文似乎只是一个纲要，并未详细阐述，但那基本观点，还是可以起到廓清模糊认识的作用的。
夏青
深化播音内涵加强语言魅力
广播电视改革面临着进一步深化的艰巨任务，涉及广泛的领域，关系众多的功能。从“出头露面”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播音员(包括各类节目主持人)的角度看，尤为迫切，至为重要。对“出头露面”的轻视、忽视，或者表面重视、实际漠视，都极大地阻碍了整体的改革，这是被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所已经证明，并在继续证明的，这不可回避，无可逃脱。
一
作为广播电视传播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播音迥异于书报传播的“排字”工种，也有别于人际传播中的“交谈”过程。播音是一种创作，是大众传播电子媒体中的产品形态要素，是节目制作、传送、接收的律动基因。这是广播电视的特殊性、独立性，也是视听优越性、普及美感性的根基。以此为逻辑起点，才可能抓住广播电视传播的规律，才可能推进改革的发展。
但是，长期以来，广播电视传播系统的认识上、操作上的“报刊影子”并未消失，在有的地方、有些时候，还显得浓重。重编轻播、重文轻语、重词章轻表达，就是比较突出的表现，这种认识与操作的核心是：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最重要，可以下大工夫，花大气力；而语言表达，诸如语意是否清楚完整，语气是否准确贴切，思想是否揭示得深刻，感情是否表现得丰富，等等，那就“不在话下”“言如其文”了。似乎有了构思、有了叙说、有了词语系列、有了来龙去脉，就有了受众的认知，而那中介，不过被认为是“无差错”的“语音”而已。
事实上，播音创作的关键是赋予构思以完美体现，赋予叙说以顺畅流动，赋予词语系列以正确目的，赋予来龙去脉以明白蕴藉，一句话，赋予语言内容以生命的音声活力。这一过程，是对语言内容的阐释，并且是理解与深化、转型与活化的开掘。所谓理解，远不止于词语系列本身，它包容了民族语言融汇着的广阔背景与文化积淀；所谓转型，既有由内而外的转化，又有由无声到有声的转化，这转化又都是由散点透视、连绵铺排建构的三维辐射过程，由此造就了有声语言的社会功能。
播音，既不是词语系列的排字印刷，也不是词语系列的字音拼合，它以自己特有的规律完成着语言目的的特指选择、语言内容的主次确认、语言色彩的意会点染、语言分寸的比较判别等一系列创造思维活动，并以此同其他传媒、其他传播、其他语言艺术相区别。
播音中的有声语言，不管来自文字稿件，还是来自腹稿，只要成为节目的具体组成部分，就绝不是简单的“音声化”。“怎样写的就怎样念”，“怎样想的就怎样说”，并非准确的表述，因为不符合表达的实际。
常识之一：播音中的词语系列，由于要“言志”，当然应该目的明确。在这里，没有具体目的的词语系列是不存在的。某句话、某段话、某篇话、某话题，可以因表达而正确实现其目的，也可以因表达而完全背离其目的。热情赞扬的可以播成冷漠轻蔑的，坚决支持的可以播成疑惑反感的，沉痛哀婉的可以播成轻松愉快的，强烈反对的可以播成消极懈怠的……播音过程，掌握着词语系列的“生杀”大权。
常识之二：只要有两个词或词组连在一起，就产生了主次关系，而这主次关系仅从词语系列往往难以确定。主次关系是语意的关节，是目的的落实与具现，同时又是背景、语境、受众诸方面的多向联结点。驾驭好主次关系，是关系到语言流动方向、态势，关系到语言内涵思路、深度的重要方面，“达意”成败，在此一举。揭示主次关系，有多种表达方法，但不应以此为理由，使之淹没在“自然”“快速”的词语海洋中，如果是这样，只能证明语言驾驭者的无能或低能。
常识之三：思想感情是有声语言的生命之源，“纯粹的意思沟通”，在有声语言中是不存在的。每一个词语系列，在播音创作过程里，总是伴随着、依赖着那语流下面感情的潜涌，不是这样的感情，便是那样的感情，“无感情”也是一种感情，只是停留在或降低到“零度”的感情而已。人类感情的丰富造就了有声语言色彩的多样，构筑了“心灵的窗口”的形态，打开了“息息相通”的大门。感情色彩的认知无须另作说明，像小说描写那样，“他兴奋地说”之类，话语中自然包容着、蕴含着。因此，“表情”不是理智的辨析，而成为“共鸣”的悟性。本无所谓“强加”，更不应“外贴”，那油然而生、脱口而出，正表现了有声语言驾驭者深邃的内心世界和深厚的语言功力。
常识之四：“过犹不及”，是一种分寸，“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是一种分寸。有声语言的分寸，比起遣词造句、字斟句酌的写作和思考来，更难于把握，同样需要“厚积薄发”、“明察秋毫”。播音中的分寸，既包括整个节目(栏目)基调的把握，又包括有声语言句和段、层和篇的驾驭，从而造成恰切、妥贴的整体格局与具体样态，呈现出准确、鲜明、生动的感悟通达，“传神”便成为视听之间的传受感应，魅力得以升腾。
这几点常识，不知说明了多少次，但仍显得说而不明，恐怕并非深奥，可能正是不“明”其妙之故。缺乏对有声语言的了解与实践，要体味个中滋味，确实困难，不过广播电视的特点与规律，早在召唤人们去认识它了，什么时候才变成“常识”呢？反复说明，不能不是一种责任。许多电台、电视台的同仁，包括业务领导，不少真知灼见使我们大受启发，当归功于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某些理论家，总希望寻找那“超常”的智慧，本是好事，但却万万不可忘记这平凡的“常识”！
二
广大受众从广播电视中听到、看到的是以节目为基本单位的精神产品，这中间当然有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播音中的有声语言包括副语言，更有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受众不大有可能，也不大有必要去追根究底，节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工作人员用了多少精力、花了多长时间、怎样分工合作、如何群策群力。谁出的力多，谁的水平最高，等等。节目的生产过程是“内部秘密”，节目的播出过程才具有“公开传播”的特征，即使是现场直播、热线电话、随机采访、纪实拍摄，那操作前的缜密构思、时间配置、题项选择、应变准备、主线把握、起承关系等，仍具有“内部保密”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说，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总是对受众的期待进行有力的引导，总是使受众处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心态中。如果节目疲软，引导无力，或者内容较好，制作粗糙，受众当然有权转台或关机，也许勉强接受，坚持到节目终了。“秘而不宣”、“引而待发”，应该是节目播出过程中吸引受众的重要因素。对“重播”的期待，“百看(听)不厌”的心理，均与此有关。
重要的是节目的内容与形式、有声语言的内容与形式，应该如何达到完美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这是一条规律，既是创作规律，也是生产规律。符合这条规律，创作和生产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失败。从有声语言看，什么样的语言内容就要求着什么样的语言形式，而相应的语言形式又反过来推动语言内容的可解、可感。这一点往往不被重视，很多人以为“必然如此”而浅尝辄止。
在播音创作中，必须解决语言内容和语言形式的关系问题，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在内容和形式的认识上、理论上、实践上有许多不同，但从总的关系上说，明显的对立尚属少见。这里，不去说那些争论，只从播音创作方面剖析一下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播音中的语言内容，简单说来就是：一定的词语系列负载一定的思想感情；语言形式，简单说来就是：声音的状况及变化。播音创作，不但要通过词语系列正确反映大千世界，而且要通过声音，把这词语系列及其内涵外化为具有可听、可感的某种形式，从而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了解和理解，大千世界中的人、事、物、景、情应该形成怎样的词语系列，为什么要形成这样的词语系列才可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来？而这样的词语系列应该用怎样的声音形式，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声音形式才可能比较准确地表现出来？这个过程中，创作主体面对着多向、多层、多样的创作依据，其艰难程度并不亚于写作。如果从时效性看，它比一般的写作更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