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文化的分化也是很明显的，美国文化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公认为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英国学者斯特里纳蒂因此而对文化一分为三：精英文化、通俗文化（或民间文化）以及大众文化。“通俗的民间文化起源于基层民众，是自我创造和自发的，直接反映民众的生活和各种体验”。而“大众文化是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透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平民文化是老百姓自己的文化，普通人的文化、庶民文化。主要特点为“通俗”，它与大众文化的区别体现了生活性文化与消费性文化的差异。平民文化、大众文化同属于和“精英文化”相对的下层文化，具有非精英化、卑俗化特征。但是，平民文化的核心是人本主义精神，而大众文化则可能因其具有的工具理性而致使人性异化；大众文化不具备平民文化的人文关怀，平民文化也缺乏大众文化的商业气息。
我国的大众文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初成气候，广播电视台不得不根据大众文化的流行性、通俗性、商业性等特点来调整自己的节目。而平民文化则是90年代伴随着电视媒介平民化以及都市报的盛行而兴起的。电视民生新闻所体现出的电视文化应该是平民文化的产物，正是文化的多元化使得原本高高在上的电视新闻媒介俯下身子倾听平民的声音，表达平民的意愿，形成平民的话语媒介。在这里，老百姓能够用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方式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喜怒哀乐，并且将之作为评判社会价值观念的标签与典范。这种转变与我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切相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改革的推进与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流文化由原来的政治文化、精英文化转向消费文化，也就是大众文化，媒介功能也由宣传说教转向信息传递，市民文化开始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与精英文化中分化出来，市民文化是平民文化在城市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市民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关注自家事、身边事及社区公共事务，关注现实利益，追求自我价值认同，民生新闻的兴盛，恰恰张扬了这种市民文化。陈力丹教授指出：先进文化所体现的观念和内涵在于：政治文明、民主与科学、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依法治国、现代公民意识、法治和人权意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等。由此看来，民生新闻所蕴涵的市民文化成份与先进文化的观念是相一致的。
总之，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传统观念的颠覆以及文化的多元化，这一切都为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与兴盛构筑了独特的人文环境。社会阶层分化使市民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传统观念的颠覆使平民化理念大行其道，文化的多元化使电视民生新闻表现出多元化的传播内容与形式。
二、电视民生新闻对于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重构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注重道德和情感的约束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及其当事人的判断与评价往往是道德评价性和情感依托性而不是法理性的，对于人文关怀的践行也是侧重于道德判断与人格魅力。传统新闻媒介及其受众群体对于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评价也大体如此，因此而产生的新闻典型人物形象往往是高大全式的，当然，这里面包含有政治话语的力量。电视民生新闻关注的群体以中下层的普通老百姓为主，参与传播的主体也是平民百姓，产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都是平民的、大众的真实、鲜活的社会形象，不论正反面，都能使受众从中获得道德评价的参照体系，观众对于电视民生新闻报道的评价也是平民式的道德与情感评价，从而构筑起疾恶扬善的社会舆论氛围，使受众从内心深处产生对高尚道德的赞美与自觉追求。正如李普曼所言：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种看法。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过程中无不渗透着这种公众舆论的力量，体现出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认同。
人文精神的本质就在于“以人为本”，是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完善和自由发展的精神。人文精神强调对人的精神状态、情感状态的关注。人文精神对新闻报道的影响，在于新闻媒介自身充当普通老百姓的贴心人和代言人。电视民生新闻的人文精神体现在对普通大众的人文关怀上，这种关怀具体表现在“群众利益无小事”、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及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所遭遇的不幸给予的真诚关怀等等方面。民生新闻的人文关怀对象是普通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诉求，其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注、尊重和维护。有学者认为，我们要大力提倡传媒的人文精神，首先要从精神上高扬“人”的旗帜，更实际地关注实实在在的个体生命，并更细微更彻底地关怀每一个普通人。《南京零距离》从以往电视新闻强调教化转向注重交流，由“我让你知道什么”的主观灌输转向“你想知道什么我尽量让你满足”的客观服务。《零距离》对观众的人文关怀还表现在倡导新的市民精神、扶助弱势群体、曝光城市的阴暗角落、正义感、同情心等等。
这样的人文关怀在全国许多电视民生新闻节目中都时有体现，已形成一种良好的传播特色。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说，民生新闻的人文关怀还体现在节目制作与播出过程中对报道对象人格尊严与隐私权的尊重。社会期待论认为：媒介信息中传递的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组织和人物类型的社会行为规范和思想准则，会间接地对个人意见，进而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因此，民生新闻节目中反映出的人本化价值取向和人文道德观念，对社会人群价值观念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有研究者认为：新闻传媒的人文关怀方式，应该是在尊重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实现这种关怀，即：维护人的主体性；关怀受众中的大多数——群众；尊重受众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能全面否定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使用受众习惯的词语系统，符合大部分受众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以及审美习惯等。张岱年先生指出：价值可以说具有两重含义，价值的基本含义是能满足一定的需要，这是功用价值；价值的更深一层含义是其本身具有优异的特性，这是内在价值。儒家肯定“道德”具有内在价值，所以宣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认为仁义具有崇高的内在价值。人们经常称道的真、善、美，既有功用价值，也有内在价值。真的价值即是正确的认识的价值；善是道德的价值；美是艺术的价值。
电视民生新闻对于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重构就体现在对于真善美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平民化解读，将这些传统道德观念中的精华化解为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美德，经过新闻人物的真实表演以及电视新闻媒介的写实报道，使这种平民化的传统价值观念在节目中加以扩散。观众从节目中看到的基本上是大俗大雅与大美大恶，人生百态真实地在民生新闻中再现。同样是灾难新闻、突发新闻的报道，具有人文精神的电视民生新闻的报道就体现在对悲剧产生的复杂背景、主客观原因及造成的影响的广泛关注而不是一味猎奇，寻求视角与情感上的刺激。对灾难事件与人物的人文关怀给观众以广阔的哲理思考，提醒人们注重安全防范意识与伦理道德意识，为避免悲剧的重演提供警示与镜鉴。
第二节电视民生新闻与媒介社会责任
一、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解析社会责任理论源于西方学者对于20世纪初美国新闻自由现状的批判性反思。1944年，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带领一个12人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对美国新闻自由现状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最后发表了一份《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总报告。委员会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新闻自由正陷于危机之中，主要原因就是缺少责任的约束。为此，委员会提出，新闻界必须对社会负有如下责任：满足公众需求，维护公民权利以及那些没有任何报刊代言、几乎被遗忘的言说者的权利。委员会同时提出了自由社会对于新闻界的五项理想化的要求：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这份报告宣告了大众媒介社会责任思想的问世，奠定了社会责任学说的理论基础。随后，经过赛伯特、彼德森及施拉姆等人的整理、阐述，社会责任理论在50年代问世。社会责任论者认为，新闻自由应该承担道德责任，同时，需要建立一个与社会“分享共同价值”的大众传播体制。“我们所拥有的应该是一个社会责任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新闻业享有某些权利，同时也承担责任和义务。”
社会责任论诞生于西方新闻媒介商业化、市场化盛行的年代，正是由于新闻媒介过分商业化，导致新闻自由的滥用，而引起学术界的反思，提出新闻媒介拥有自由的同时，还要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并且这种责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虽然社会责任理论生存的环境与我国电视新闻媒介的生态环境有着制度层面的差别，但是对于目前中国的电视新闻媒介而言，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不论在哪种制度环境下，都应当对社会公众担负起公正、客观、真实地传播信息的责任，这就是媒介的环境监测功能。同时，还应当担负起传承文明、沟通社会等方面的责任。其次，中国新闻媒介正处于新闻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融合的新时期，媒介产业化发展同样存在着西方媒介所面临的过于商业化、市场化的问题，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点可以从电视媒介的娱乐化、媚俗化中找到相当多的例证，这说明我国新闻媒介迫切需要强调社会责任意识。再次，社会主义的新闻业担负着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任务，尤其是社会效益的实现，更是新时期中国新闻媒介服务社会公众、推动社会进步、建设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因此，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对于我国新闻媒介特别是电视新闻媒介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