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会议的参加者，阿迪达斯中国的CEO桑德琳女士有一天找到我，问我：是否考虑做盈方中国的CEO，原来的总经理那时已经离职。
我没有完全离开“体制内”的准备，毕竟我前40年都是“组织分配工作”的，而且我已经答应了亚组委，不过还是同意见一下布拉特先生和当时的临时负责人克里斯迪克先生。
他们向我描绘了一幅伟大的图景：瑞士盈方集团在国际足联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奥运会之后如果中国申办2018和202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话，他们会全力支持。而且盈方集团旗下的HBS就是世界杯足球赛的主播机构，也就是说，亚运会结束之后，如果世界杯申办成功，我可以很快开始筹备组建主播机构，BOB的人员可以派上用场。
盈方中国拥有市场权利的CBA联赛，在当时的“北极星计划”下从奥运会之后就开始真正的市场化改革，2014年就可以成为NBA式的联赛联盟公司。
盈方中国还拥有足球“中国之队”的市场权利。
我可以同时继续制作亚运会的电视等等。
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当时放到奥运会之后再考虑的话，极有可能就放弃了。因为由于中国足球队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拙劣表现，国家体育总局连想都不想申办世界杯的事情。
也是由于中国足球队的表现，使得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前中国队根本就没有像样的比赛，因此足协和盈方中国在我加入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合作。而篮管中心曾经雄心勃勃的“北极星计划”到了今天已经被篮管中心自己给忘记了。给我留下的是几千万的“递延资产”（前几年的亏损）和努力赚钱一条路。
我是一个很重承诺的人，也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所以既然答应了就要坚持下去，直到真的做不下去为止。
从花钱的到挣钱的，从强大的甲方到弱势的乙方，的确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转变。好在即使我在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的职位上时也是把自己看成专业人员，从来也没有当成官员；也好在我一直很看得开。所以当人们问起我如何适应这个转变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关键看你自己的心态。如果你决定接受某一个职位，就要马上从这个职位的角度考虑，而不能还停留在你原来的位置思考。从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到盈方中国总裁对我的最大改变是从梅地亚宾馆转到天坛宾馆：原来体育总局的人找我要到梅地亚宾馆，因为那里离我近，因为我是甲方；现在我找体育总局的人是到天坛宾馆，因为离他们近，因为我是乙方。只有愚蠢的人才撑着你已经不具备的架子，我不笨。当然，以我的资历，我已经可以不做很勉强我自己的事情了，这也使得我的转变不令我过于勉强。
为什么我可以不是很勉强我自己呢？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就是我不会再将一个职业当成事业对待了，因为事业对于我来讲是生命的一部分，而职业只是一个谋生手段而已。我已经将那份激情完全留给了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部，今后的任何事情对于我都只是一个职位而已，我不会为它忍辱负重的。既然可以随时离开，我当然就是尽力但是不勉强了。
三年过去了，盈方中国做得不错，每年的收入都比上年有很大增长。尽管现在CBA的一些俱乐部在篮球形势好转之后开始抱怨盈方中国挣得还是不够，但是不要忘记前几年的状况，路要一步一步走，钱也是要一点一点挣的。
在我管理盈方中国的三年里，再次印证了我一直的观点：人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换了一些人，给了能干的人大一些的权利而已。
无论做什么事情，团队都是最重要的。
不过，尽管我和我现在的团队做得还不错，我对于中国体育市场的认识却并不乐观。三年里深入到了体育市场的前沿，我已经改变了以往在圈外时对于中国体育市场的谨慎乐观态度。在2008年初我应邀在北京大学做过一个讲演，当时我自己拟定的题目是：中国体育市场，有限却辉煌。但是在2011年我应邀到清华大学又讲了一次，我的题目是“北京之后”这么一个中性词，结论是：中国体育市场，前景不明。
在这过去的三年里，尽管北京奥运会成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尽管中国体育军团成为了世界第一，然而就中国体育市场而言，“辉煌”虽然还是一个字面上的“大趋势”，不过实现的那一天似乎还很长远。与现在已经风风火火的文化市场改革来说，体育似乎并不包括在内。从这个层面上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反而推迟了中国体育的体制改革。
现在看来，在中国，体育和市场的距离还很长，而且在中国，体育的市场化的确有限。我认为这里面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是观念性的：体育不是商业，媒体也不是商业。
新中国建立的60年间，我们从来也没有从商业角度来仔细研究过体育。在没有融入国际社会的那些年里，我们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在开始了解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是用一枚枚金牌来鼓舞国人，展示自己。在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里面，金牌就意味着集中全国之力保证金字塔尖上的光辉，这是由于财力不足的没办法的办法，举国体制的优势就在这里。至于今后成为了发达国家，有了足够的资金，这种体制是否还需要继续，现在的答案是肯定的。
与国家体育总局在中国体育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力相比，中国的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同样拥有着体育机构无法改变的特征——国家喉舌。这个特征决定了在中国短时期内不可能出现与CCTV可以平等竞争的另外一家电视台，也就决定了转播权的买方市场。除了一些最重要的赛事可以有要高价的资格，大多数中国的体育赛事不要指望像欧美那样取得巨额的电视转播费。
第二个是体量上的：体育还没有为国家有过显著的经济和税收贡献。
凡事量变都可以成为质变，关键在于这个量有多大。如果中国的体育能够每年产生出几千亿的经济收入，如果中国体育的市场可以向GDP贡献出几个百分点，管理国家的高层们当然会像关注银行、保险、通信业那样关注体育市场的改革和进步。然而这些年来，中国的体育军团对于国家的贡献主要是精神上的，国家层面的智囊们对于中国体育的期待也主要是集中在稳定和激励方面，至于体育如何挣钱似乎还没有排上主管者的议事日程。
第三个原因是操作性的：制定政策的人们不会轻易制定一个和自己的未来可能无关的政策。
既然中国体育的改革还没有足够重要到惊动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者们，所以中国体育市场化的变革或者说是探索也就限制在体育的主管部门层面。不可否认，过去这些年里所有国家体育部门的主管者无一不是制造金牌的大师，但是他们对于市场的知识却有限，因此他们推行的市场政策也就有限。这样的局面还要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我说：中国体育“不”市场。这个“不”不是客观上的没有可能，毕竟我们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方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地位”，以此可以证明市场是个好东西；这个“不”其实是无意为之。
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成为了一个体育大国，我们的举国体制据说也成为了发达国家需要仿效的经验。但是真正对百姓有益的是做一个体育强国，而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充满市场活力的，可以持续发展的各项国家级联赛。
但是中国可以称道的“国家级联赛”有多少呢？他们的市场价值又是多少呢？如果按照西方市场的标准，中国没有一个联赛可以称作“市场产品”。不说俱乐部属性、经营者的目的等因素，单就一点：联赛赛程要给国家队训练让位，就可以看出“联赛”不是中国体育市场的主打产品。
所以我说：中国的体育市场只是中国体育体制的一种调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