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器不利：2010年在广州我们租用了50辆转播车，是亚运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个数目听起来很有气势，其中的一些质量也很不错，但是与奥运会无法相比。由于奥运会的制作经费是广州的差不多五倍，所以用的团队和设备全部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而在广州，我只是在关键部位和门面赛事上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团队和设备，例如国际广播电视中心（IBC）的主控中心，例如田径、游泳、体操、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其他的一些只要普通观众看不出来大的区别就好。我们的赛艇制作团队在岸上用的是一辆放掉一半气（减少颠簸）的卡车作为移动摄像机的载体，而北京奥运会时用的设备要几百万不说，还被列为西方对我国禁运的物品名单上面，我当然只能凑合。
第五，时不待：北京奥林匹克转播公司从2004年11月1日开始运行，当时已经觉得有些晚了，但是毕竟还有三年多的时间准备。而广州亚运会转播有限公司是2008年12月31日才成立，只有一年零十个月，项目却比北京奥运会多14个，场地多出15个。
但是也有优势：第一，BOB中方人员的努力和进取精神，使得团队整体形象显得很专业。
如前所说，七十几个原来北京奥林匹克转播公司跟随我到了广州的中方员工基本都是没有做过亚运会的人，但是他们的特点是肯学习，工作努力，而且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所以到了亚运会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可以参加奥运会、世界杯、亚运会以至所有国内外大型赛事的转播服务工作，都会是非常合格的人员。
说起来有意思，在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的合同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BOB要给中国体育电视事业留下人才遗产。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人才遗产是留下了，但是没有一家国内电视台认真对待这些优秀人员，反而让我这个退休人员捡了个便宜。
广州亚运会转播公司这个团队做的工作是历届亚运会转播机构中最为专业的：两次场馆调查的五千多页资料；四十二个比赛项目的专业会议；可以与北京奥运会媲美的国际广播电视中心；三千多小时没有出现任何纰漏的电视信号……
当然，从所有这些成就中懂行的人可以看出北京奥运会的背影，本来就应该这样。大型体育电视转播和服务本来就没有什么秘密，主要在于熟练和信誉，因为没有一个运动会的组织者有胆量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新的团队。就像一个人若是刚买了一辆奔驰，他雇佣的司机一定是有几年驾驶经验的，即使他认为另一个新手也开得不错，并且有可能在几年之后比那个老手要棒，他还是不会将新车交给新手。当亚运会结束之后，我手下告诉我亚组委的相关部门想保留GAB的所有资料时，我马上同意，一点都不担心今后会有别的团队再来做一次，这就是由于熟练带来的信誉，书本上学不到的。
第二，对国情的了解和对于现状的清醒认识，减少了许多弯路；尊重自己人，尊重国内团队，事半功倍。
从开始筹备，我就告诉团队：从奥运会的标准入手准备，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优势；以广州亚运会的实际情况着手实施，否则我们就会被人当成只会照搬教条的书生。所以，我们的资料，程序，要求都是一流的，但是我们绝对不给亚组委找不必要的麻烦，而是根据我们的经验不断地调整计划。例如广州亚运会的足球比赛场地有八个，比北京奥运会还多出两个，而且其中的两个，一个在开幕式之前，另一个在开幕式之后的第二天就结束了全部比赛，只有三四个比赛日。对此我们从一开始计划就建议减少比赛场地，后来知道是由于各区的热情高，都建了场地，组委会谁都不好拒绝。于是我们说：理解。
后来又建议亚奥理事会将有电视需求的几个主要足球国家安排在提供电视信号的五个场地，但亚奥理事会不予理睬，而且将韩国、日本及西亚的十几场比赛偏要安排在我们一年前已经正式通知他们的那三个本来没有电视信号提供的场地。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些体育官僚是怎么想的，如果像是国际奥委会那样给主办城市以很大的经济利益也情有可原，然而，他们吃着广州，拿着广州，还摆着大爷的谱。我到现在都没有搭理过亚奥理事会那几个管事的人，只是发过一个邮件告诉他们：GAB是与广州亚组委签的约，因此亚奥理事会无权指挥我。根据与亚组委的合同，我完全可以不理睬这些比赛，但是考虑到亚组委的难处，特别是看着亚洲这些转播商，我没有办法说“不”。所以就专门另外租用了几辆转播车和相应的制作团队，提供了所有转播商需要的比赛信号。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机构和人员的尊重。尽管所有设备和人力都是GAB雇佣的，尽管我们做到了国内外人员和设备一视同仁，我们还是把这些人员同意到广州来看成是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在广州实现了全中国以至亚洲体育制作人员的大团圆，每天在IBC的食堂里吃饭的时候，总是看到各地的熟人，大家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也非常认真地完成任务。这是钱买不到的。
也正是我们对于所有人的尊重，所有的人，特别是国外人员都在不自觉地比较着早亚运会十天的英联邦运动会，而且在外国公司由于英联邦运动会组委会三个月之后还没有付清款项而向国际法庭提出诉讼的时候，已经被拖欠了四个月合同款的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却只是友好地向我询问。
第三，好钢用在刀刃上。
从开始我给GAB定的目标就是：在允许的预算之内，从信号质量上绝不低于多哈的标准，而且提供高于多哈的个性化服务。之所以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两件事我必须切实执行：一个是在规划阶段全部使用国内人员，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在国外的主播机构里，规划阶段的人力成本几乎占到百分之五十，而广州亚运会转播公司却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另一个就是在赛时阶段在关键赛事和关键岗位上使用最好的人员和设备，为此就要不低于国际通行的报酬标准。GAB在最后的两个月用掉了预算的百分之七十，我的原则就是这个段落的标题“好钢用在刀刃上”。
皆大欢喜，是广州亚运会和残亚会电视转播和服务的最后结局。
加入盈方中国
在2007年，我受邀在一个体育市场的研讨会上发言，那是我第一次和盘托出我对中国体育市场的观点。我就是在那个论坛上提到：我认为北京奥运会是最后一个金牌至上的奥运会。但是我错了，伦敦奥运会马上就要到了，始终是金牌至上。
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北京奥运会后离开中央电视台，担任了盈方中国公司的总经理，投身到中国的体育市场的实际操作之中。
我参加到盈方中国是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
2008年年初，瑞士盈方集团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叫做“体育领航员”的论坛，参加的有于再清、邓亚萍、高敏、朱俊和盈方集团请来的国外几位资深人士，我也受邀参加。那是我第一次和盈方集团的董事长崔佛斯和CEO布拉特见面。
几个月之后，我答应广州亚组委竞标广州亚运会转播公司。由于如果做亚运会，则要到2010年底才能结束，所以我认真地开始考虑今后的去向。不像国外，电视竞争激烈，做过奥运会的人可以轻易地在另一个体育电视公司里面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我当然喜欢重操旧业，但是在我国现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