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大年在片子中对人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内容的增加、主题的复杂、形式的多样化上，在字幕设置和同期声的使用上，也下了很大的工夫。用他的话来讲，同期声要做到“精确、真实、鲜活、实在、片段”这五个词，才能对影片起到更好的烘托作用。
从内容主题到表现形式，钟大年在纪录片的一线创作中追求如何让“人”成为主角，同时又在一线的实践中得到了电视研究者独特的收获。
钟大年：对于搞电视教学的人来说，创作是一种乐事，又是一件苦事。乐的是，它是一次积累实践经验、充实教学内容的好机会；苦的是，你不能像一般创作者那样，拍完即了，把创作所得仅仅作为一种感性经验留在记忆中，而是还要去总结它、分析它，甚至批判它，从中悟出一些理性的认识来。
福建姑娘温化平虽然毕业留在了学校，但她的梦想却是做一名电视新闻记者，渴望走到一线去，希望能在中国电视这片土地上大展一番拳脚。但是人在机遇面前，有时是不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的。
温化平：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随遇而安，兢兢业业地学习当一名好老师，虚心诚恳地向“老”老师学习，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留校不久，学校送我到美国衣阿华大学学习大众传播理论和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这对我的教学和研究来讲，无疑又是一个新的飞跃，很多学来的好的经验都被用到日后的教学和研究之中。
1988年，学成归来后的温化平，依然不甘“寂寞”，和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孙慧一起执导了“如意杯”央视第一届主持人大赛，并在比赛中大胆担任了一把主持人。对于在中国电视圈中摸爬滚打了30年的人来说，也许这次经历只是人生中很常见的一个插曲，但是对于一个深深热爱着电视但却又无法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与其捆绑，甚至在人生中的某一天，会为了一些东西而放弃自己所钟爱的事业的温化平来讲，这次主持人选拔大赛，是她一生中最温暖的记忆。
温化平：我的电视作品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时常出现，还大胆地当了一把主持人，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评论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呼吁注重推出中国自己的主持人……得意啊！那是我一生最得意最有成就感的时光。
当时，担任福建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的程鹤麟也参加了这次主持人大赛。师生重逢，老同学相逢，福建老乡重逢，格外地亲切，也格外地动容。那时的他们，沉浸在中国电视与个人命运纠葛的发展中而倍感充实……
选择一线，既是77摄影班同学们最大的希望，也是中国电视发展的必然结果。一线人才的稀缺，中国电视的亟待大发展，给予了这些年轻人无限机遇。在一线的打磨与历练中，77摄影班的同学们怀着对电视最虔诚的热忱，不断完善自我，加速提升职业功夫，一步步缔造着为时不远的中国电视的黄金时代。
12.第一个！第一个！
无论是纪实风潮，还是舆论监督热，在8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电视十年间，77摄影班在成绩单上写下了许多“第一个”。伴随着众多的“第一个”，他们也像大转型期的中国电视一样，从一线记者群体中脱颖而出，成长为电视台的中坚力量，以探索者和创造者的姿态和勇气，参与着中国电视语态的大变革。
先行者
1984年，大学毕业两年之后的余义宁升任辽宁电视台新闻部时政组组长；1986年，他又被任命为新闻部副主任，成为当年台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工作、恋爱、结婚，余义宁完成了一个青年人应该有的成长。从业生涯中，命运为他预置了一连串的“第一”：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文科毕业生，他1982年走进辽宁电视台；1985年，成为第一名赴日本友好台研修的新闻记者，回国后制作了辽宁电视台第一部反映国外生活的纪录片《富山掠影》，其中有一段内容，是向观众介绍日本的卡拉OK，而那一年，很多中国人的意识中还没有自娱自乐这个概念，而“卡拉OK”这个词，更是闻所未闻；1986年，在当年省政协会议开幕时，余义宁制作了辽宁电视台历史上第一条“现场报道”，尽管这种报道形式放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在当年，还是着实令余义宁和他的同事们激动了一把；1987年，新闻界开始恢复“记者”职称，经过评选，在辽宁电视台第一批获得“记者”职称的同事中，余义宁是最年轻的一个；1988年，策划推出辽宁台第一档评述性新闻栏目《热点透视》，并首次启用记者担当节目主持人，同年推出新闻杂志型栏目《本周30分》。彼时，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还处在混沌未清的胚胎期；1992年，余义宁第一批获得了高级记者的职称。
余义宁经历着和学校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体验着艰辛，也品尝着一个个生命中的惊喜。时代在进步，他也在成长。但和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比起来，77摄影班这一代人能够体会到的是更多的“第一次”，在成长的历程中留下更多的“第一名”。
余义宁：这不是因为我们更加优秀，而是因为时代给了我们这种可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不会重复上一辈人走过的路。同时，也让我们担负了更多的使命，划开当年广播电视专业领域尚属混沌的天地。
余义宁的成长之路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省级电视台新闻部岗位上奋斗的77摄影班同学们几乎都走过了和他大同小异的轨迹。伴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推进的步伐，中国电视新闻改革也进入了新阶段，当媒体开始强化舆论监督功能，深度新闻和批评性新闻受到重视的时代来临之前，77摄影班的“先行者”就尝试实践了这种新闻报道理念。
在甘肃，为适应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日益民主化的新形势，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引导的作用，1988年，乔保平策划并开办了《社会之窗》栏目，负责这个专栏节目的组织和编审业务，从报道选题、内容、构思、编辑等方面培育着栏目的成长。这档专栏，主要进行社会批评性报道以及问题探讨，在选题和采访上，注重新闻的社会性、全面性和思辨性，既要针砭时弊，又要探明原理，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产生的“阵痛”。
乔保平：在专栏开播后采编的19集报道中，既有揭露假冒伪劣、扰乱民心的《假冒伪劣风非刹不可》，还有讲述一个偏僻村庄将致富户捐款派何用场的《盖学校与修神庙》，又有反映全省公路遭受严重人为破坏的《毁路阻道知多少》……
社会性的现象和问题绝非孤立因素所造成，其成因也非仅仅显露在事物表面。因此，选定选题后，乔保平作为领导不仅要负责“提出问题”，还要注重“解决问题”，那就是在深入采访上用功夫，尽量挖掘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力求完整充实，准确生动地反映主题。
在1988年甘肃省高考期间，为了提高考试、录取工作的透明度，纠正社会上的误传，消除部分考生和家长的疑虑，乔保平带领记者在阅卷、登分、建档和录取等工作阶段，分别采访了考生、家长、阅卷老师、有关负责人等，对阅卷老师资格、评分标准、工作责任制和程序规定等方面情况进行了连续报道，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广大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对宣传高校招生工作的严肃性和周密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时，山东的韩国强同样在思考着电视新闻的发展之路。他倡导电视新闻社会化的新闻理念，主张电视新闻应关照当下社会人民的关注热点，从广大百姓的利益出发去寻求新闻诉求点，同时在电视新闻的形式上，他主张增加报道形式的可视性和解说词的可听性。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作为主管新闻的副主任，韩国强在新闻节目中开辟了《街头见闻》、《星期日家访》栏目，把触角伸向社会各个角落，伸向社会最小细胞——家庭，及时反映群众生活，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在学校一直以稳重而著名的韩国强在电视新闻领域丝毫不乏敏锐度与危机感，新闻最终的收视群体是老百姓，要用百姓可接受的语言，将略显严肃的新闻节目让百姓清楚明白。基于这种需求，韩国强提出了反对“电视八股文”的理念，倡导创新、幽默。看到西方媒体很注意传播对象、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他提出了我们的新闻传播要由单向型变为双向型，讲求宣传艺术和对象性，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变为最通俗、最生动的言论和事实宣传到群众中去，这绝对是一门很高明的领导艺术。
作为职业电视新闻人，他们在各自事业的发展中，不断地经历着“第一次”，在这些第一次中，又不断超越着自我，开创出电视事业的崭新格局。
黑龙江由于地缘与俄罗斯十分相近，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较多，为了增进相互的了解，早在黑龙江电视台创办之前，边境地区就曾有县市电视台开办了俄语节目。但由于地方小财力有限，难以吸引人才，所以当地的俄语广播从收视率上来讲，并不是十分成功。于是，黑龙江电视台决定筹办真正意义上的俄语广播，刚刚评上副高职称的胡立德被委以重任，担负起了这项事务庞杂的筹备任务。
然而任何新事物的产生，必然纠缠着人事的重组、变动在中国，在地方，这些看似与电视与新闻毫无关系但却不得不做好的纷繁的人事交叉，似乎更能引发一个人对于得到来之不易的珍惜。在节目的创办中，胡立德就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但偏偏，真正的电视人总是对志同道合之人有着一种惺惺相惜的认同感，他们愿意为着共同理想而与繁复的人事体系进行抗争，经过一轮轮小打小闹，再经历一次次大动干戈，做事认真有加、思考又无比缜密的胡立德终于完成了一个新节目诞生的最重要步骤——新员工的招聘与加盟。
1993年6月1日，黑龙江电视台举行了俄语节目开播仪式。中央外宣办、中央电视台和省委领导出席开播仪式并发表了讲话和祝词。18时整，伴随着优美的片头音乐，俄语节目在黑龙江电视台一套节目中正式播出，开创了黑龙江电视台俄语对外广播的历史。
苦行僧
人人都羡慕第一个，但在“第一”背后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
在河北，作为一个被领导看重的业务上有专长的新闻记者鲁伟，在参加工作后的三分之一时间内，都和“长城”绑在了一起。
1987年，河北电视台首先发起并联合辽宁、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等10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共同拍摄37集电视系列片《万里长城》。这种跨省的横向大规模联合，在当时并不多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完整、全方位地反映长城的电视系列片。
拍摄长城这样的题材，对于省台来讲，压力很大。非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经费上是相当地不富裕。
鲁伟：说我们是第三世界一点也不假，我们的摄制组除了租了一辆专用的尼桑面包车以外，其他就靠“小米加步枪”了，暑期拍摄时冷饮费都得精打细算，稍不留神就超支了。
在经费如此紧张的情况下，鲁伟和他的团队也借着拍长城的机会，走访了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些地方除了山羊能去的小路之外别无选择，在羊肠小道穿梭的过程中，他们每人随身带着“摄像机、录像机、三脚架”中的一件，上山下山的几个小时，耳边只能听到自己粗粗的喘息声。
鲁伟：慕田峪长城的北段，有“单边飞度”、“鹰飞倒仰”之险，为了能拍到它，我们凌晨上山，傍晚下山，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得到一组十分满意的镜头。为了拍摄蔚县的窗花，摄制组的除夕夜差点都在那儿过了。
《万里长城》刚一拍摄结束，日本、泰国、新加坡、美国等国家纷纷前来购买此片，1987年这部片子在日本和香港播出后，受到了舆论界和观众的普遍好评。
鲁伟：作为一名电视工作者，我为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这一世界奇观、中华瑰宝展现在世界面前而感到自豪，也许将来有人还要重拍长城，也许他们会拍得比我们好，但，我们这是第一次，我为这“第一次”感到自豪。
而时任中央电视台对外部摄影记者的张旭奎，于1985年至1986年期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纪录片拍摄。影响较大的应是中日合作拍摄的大型纪录片《黄河》。在两年中，中日联合拍摄组从黄河的源头巴彦克拉山到山东的黄河入海口行程几万公里，拍了40万尺的胶片，40万尺的样片看一遍，每天看8个小时，还要看21天。
张旭奎：我两年内拍的胶片，比许多摄影师一辈子拍的都多。常想起刘存志老师的话，好的摄影师是胶片堆出来的，也许这就是我成为“好的摄影师”的必经之路吧。
根据中方和日方共享的原始素材，中方编辑成了30集每集30分钟的电视系列片《黄河》，以朴实的语言和画面，展现了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流域的历史、现状和风土人情，是一部中国电视史上的巨作，此片曾在美国、英国、德国等近十个国家播映。
1987年，一直对海洋有着无限向往的张旭奎，赴澳大利亚学习水下摄影。几年来，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成为了中国水下摄影的第一人。
学习水下摄影，先要学习潜水。法国籍的潜水教练告诉张旭奎，在水下呼吸要慢而均匀，否则一罐能用一小时的空气，一会就会被用光。除此之外，每下潜10米就会加大一个大气压，要不断调整耳朵鼓膜内外气压，使之保持一致，具体来讲就是在水下则要熟悉鼓气和憋气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