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背景：亚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自成立之初，就把亚文化列为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并成立了专门机构亚文化小组（Subculture Group）。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霍尔和华奈尔的《流行艺术》等著作都曾经探讨英国二战以后的亚文化现象。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小组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和文化现象，对形形色色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如，无赖青年（teddy boy）、嬉皮士（hippie）、牙买加小混混（Rudd boys）、摩登派（mods）、滚派（rocker）、足球流氓（hooligan）、光头仔（skinheads）、朋克（Punk）、阿飞族（teds）以及他们的语言、音乐、时装、风格做了系统的研究。
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高潮的兴起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1976年，亚文化小组出版了论文集《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1976）。该论文集集中反映了小组在亚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此外，中心的多名研究生选择亚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进行相关论文的撰写工作。其中，一些重要的论文已经出版，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例如，保罗·威利斯的《学习劳动》（learning to La bou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1977）和《世俗文化》（Profane Culture，1978）、霍尔等人的《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the State and the Law and Order，1978）、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的《工人阶级文化》（Working-class Culture：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1979）、迪克·海布迪吉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1979）等。其中，迪克·海布迪吉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自1979年出版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该著作已经多次再版。
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小组的作品揭示了社会底层群众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状态，表达了他们对亚文化群体和社会弱势阶层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伯明翰学派的媒介研究小组也把研究重点转向了不同阶级、种族、性别、职业、年龄的受众。他们以民族志为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各个阶层、民族、性别的受众研究。其中，这一时期的研究人员以戴维·莫利、夏洛特·布朗斯顿、多若希·霍布森等人为代表。
第二节多样性解读的民族志受众研究
自伯明翰学派成立之初，民族志一直是研究人员使用的方法。
然而只有当莫利和霍布森等人的受众研究开始进行后，民族志研究才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经过对该方法的不断尝试和探索而臻于成熟，继而走向高潮阶段，这一过程包括莫利对《全国新闻》和“家庭电视”的受众研究、霍布森对广播节目和肥皂剧的受众研究。
戴维·莫利（David Morley）于1949年生于英国，曾任职于兰切斯特理工学院（Lanchester Pollytechnic）传播学系，现为英国伦敦大学歌德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大众传播学系教授，从事大众传播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莫利不仅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还多次参加媒体的策划和实际调查工作。他曾经参与经营英国第一家互动媒体出版机构，此外，还为第四频道的开播工作出谋划策。1975年到1979年间，莫利参加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媒介研究小组的工作，进行对晚间新闻类电视杂志节目《全国新闻》的受众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后，作为《全国新闻》受众调查的后续工作，莫利于1985年进行了受众“家庭电视”的收视研究，研究收视语境对受众解读的重要影响。
莫利对《全国新闻》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每日电视：全国新闻》（Everyday Television：‘Nationwide’，1978）和《掖全国新闻业的受众：结构与解码》（The‘Nationwide’Audience：Structure and Decoding，1980）
中，其中《每日电视：全国新闻》是莫利和夏洛特·布朗斯顿合著的。
作者用符号学的方法分析了《全国新闻》的节目形式、文本组织形式等特点。为了检验受众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了节目预设的解读立场，莫利在《掖全国新闻业的受众：结构与解码》（以下简称《掖全国新闻业的受众》）中，以《全国新闻》中的两集节目为播放对象，通过对观看该节目的不同职业的受众进行访谈，探究了受众不同的社会背景对其解读效果的影响。在这项研究中，莫利对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的使用使他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家庭电视：文化力量和家庭休闲》（Family Television：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1986）是莫利对家庭成员在家庭观看电视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该著作标志着莫利的研究重点从电视文本向收视语境的转移。80年代中期，莫利逐渐成为伯明翰学派受众研究的代表。为了对以上研究进行总结，同时也为了回应众多学者对上述著作的评价，莫利在《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1992）中，重新审视了对《全国新闻》和“家庭电视”的研究状况，对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回顾，指出了电视和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联系。
莫利与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在合著的《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Spaces of Identity：Global Media，Electronic Landscapes，and Cultural Boundaries，1995）这一著作中指出，在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电子媒介在维系社会群体和构筑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意义上空间和地域概念正在悄然改变，一种全新的电子世界景观正在形成。从而，莫利把受众研究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在莫利2000年的《家庭领地：媒介、流动性和身份认同》（Home Territories：Media，Mobility and Identity，2000）中，作者分析了全球媒介传播中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产生的身份认同问题。
一、民族志受众研究的尝试——莫利对《全国新闻》的受众研究霍尔提出的霸权式、协商式、抵抗式三种不同的解码立场主要是基于理论上的假设，并没有经过事实的检验。为了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了解不同的受众对相同节目如何进行解码，1975年至1979年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媒介研究小组对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新闻》的受众进行了调查研究，莫利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这项工作。
《全国新闻》属于电视杂志类节目，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通俗易懂的杂志类形式以及娱乐内容达到吸引受众的目的。该节目制作人起初认为可以通过这种形式避开政治这样的严肃话题，然而媒介研究小组却发现，“那些强调多元化以及偏离生活常规的内容，事实上很可能通过其通俗易懂而又不失严肃性的表述传播了另一套明确而又浓厚的政治价值观念”。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媒介研究小组除了对《全国新闻》这个节目的内容、形式进行研究之外，主要探讨了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受众是如何对节目进行解读的，以及受众的文化背景如何影响了受众对节目的解读。《每日电视：全国新闻》和《掖全国新闻业的受众》就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在莫利和夏洛特·布朗斯顿合著的《每日电视：全国新闻》中，作者用符号学的方法分析了《全国新闻》的节目形式、文本组织结构等特点，包括“各个话题是如何被连接的、背景和解释框架是如何通过视像和语言展开的；专家的评论是如何被插入的；讨论和采访是如何被监控与操作的”等。1980年，莫利的《掖全国新闻业的受众》问世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菲斯克、特纳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部著作中，莫利就这项研究的目标、步骤、方法等问题做了详尽的阐释：
构建解码范围的类型；分析解码因何不同，有何不同；揭示不同的诠释是如何产生的；把这些变异结合到文化因素上：阶级与社会—经济，教育程度与文化或诠释素养/话语/符码之间相互“吻合”的本质是什么？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研究小组主要采用了焦点访谈、小组访谈的方法，然后对结果进行记录和分析。具体来说，研究小组把29个小组的访谈对象按照职业归纳为4种主要类型：经理、学生、学徒工和工会成员。经理大都为男性、白人，属于中产阶级，成员包括正在接受培训的银行经理和印刷部门经理。学生的种类较广泛，包括大学文科学生、师范院校学生和继续教育学院学生。在这些学生当中，有黑人、白人，有男性、女性，有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学徒工大都为年轻的白人男性，工会成员多为男性工人阶级。研究小组把被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一起，并选取了两集《全国新闻》的节目让他们一起观看，然后对他们进行现场访问，并把访问结果记录下来进行分析。
通过研究，莫利发现具有相似社会背景的受众有时会做出不同的解读，而社会背景差异较大的受众也会做出相似的解读。例如，学徒工、银行经理和接受培训的印刷部门经理在主控符码的范围内进行解码；工会官员、大学文科学生和师范院校学生进行的是协商式解码；店员和继续教育学院黑人学生进行的是抵抗式解码。事实上，黑人学生完全拒绝对文本做出反应，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探讨的。
对于这种反映，莫利认为没有哪一种解码立场可以对其进行解释。
因此，电视文本中的意义并没有事先存在于文本当中，“只有嵌入文本中的符码与不同受众群体所具有的符码发生互动时，‘意义’才能够产生”；研究受众的符码要从受众的社会语境入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受众的社会语境可以决定受众的解码，也就是说，阶级和解码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由“社会位置”所决定的“话语位置”的确可以影响解码过程。研究还发现，相同社会地位的受众的解码策略也不尽相同。因此，莫利认为霍尔的解码模式不能涵盖具体的解读行为，还需要对其进行细化。
莫利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菲斯克称赞《掖全国新闻业的受众》将民族志确立为研究电视和受众的有效方法：人种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对我们来说，其价值在于：它的研究重点从文本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主体转向了社会和历史环境中的人。这一研究为菲斯克提出的强调受众具有创造意义的“生产者式文本”做了有利的注脚。英国传播学者利萨·泰勒和安德鲁·威利斯这样评价莫利受众研究的前瞻性：
莫利的作品开创了对文本和受众之间动态话语关系的经验研究，而这个时期其他的学派仍旧相信文本形式上的特点替受众决定了他们能够解读出来的意义。他的研究为这个领域中的其他受众研究奠定了基础。莫利对《全国新闻》的受众研究方法也招致不少批评意见。马丁·阿洛认为这种研究在两个方面表现出先天不足：第一，研究关注新闻和公共事件等节目，最明显地涉及社会秩序表达的符号系统；第二，研究很机械地按照阶级和教育/职业等决定因素划分了亚文化群体。特纳也对这一研究提出了质疑。首先，每一小组成员背景的相似性能否影响他们的解读效果？特纳认为，似乎在每一受测小组中已经存在一种解读模式，测试的目的只是为了对这一模式进行检验而已，或者莫利的安排已经使受测人员预先产生了固定的解读模式。
造成这一理解的主要原因在于受测人员离开了日常的收视语境——家庭。这一偏离对受众与电视文本的关系造成了影响。电视文本应该由受众自己选择，不应该事先由测试人员安排好。在研究中，莫利精心挑选的受众也许从来没有收看这一节目，或对这一节目根本不感兴趣。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测试结果能否代表受众的真实感受？
特纳对此表示怀疑。然而，无论如何，“《掖全国新闻业的受众》通过具体实验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证明了电视文本的多义性不仅是理论的假设，而且是有效的、可查证的、确定的特征”。因此，该著作仍然是受众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的确，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媒介研究小组对《全国新闻》的受众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推动了受众研究的转向。然而，不难看出这项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适用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研究人员只是对《全国新闻》这一特定节目中的两个片段进行了调查研究，由于选取的文本极其有限，难免会使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其次，研究人员组织特定的受众到特定的场合观看特定的节目，这一研究方法偏离了受众日常生活中的收视语境——家庭，因而，其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未免令人质疑。因此，在随后的“家庭电视”研究中，为了更好地了解在家庭收视语境中人们是如何收看电视的，莫利以家庭为单位访问家庭成员对电视节目的解读。同时，这项调查的方式决定了调查节目种类和节目素材的多样性和家庭成员对节目在日常生活语境进行解读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