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现在影视剧很热，很多学校都专门开设戏剧影视专业，但创作人才还是有些欠缺，您认为当下高校、文化机构等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得怎么样，还应该有哪些改进？易老师您对现今热衷影视剧创作的青年人有什么建议？
我认为戏剧影视专业开得太多了。真正有必要开设戏剧影视专业的学校，全国最多10个，充其量20个。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戏影专业，这个专业并不是开得多就是好事，最重要的是要做得精。学生太多，就业就是个问题。出来不能人人都当导演、编剧吧。还应该相应地培养一些灯光、服装，化装之类的人才。一句话就是，不能多而滥，应该少而精。做到“精”、做到“专业”是我对青年人的建议。虽说影视剧很热，但其实这个创作圈子很小。还有客观条件上，中国缺少代理机构，专门代理导演、演员、编剧、摄影、灯光等。没有像美国好莱坞具有专门的代理机构，对于喜欢戏剧创作的年轻人来说，门户变少了。
5.您有没有想过在成都形成一个以您为中心的创作团体，突出您这个明星作者的龙头作用，带动成都影视剧创作的整体发展？
没有。我跟钱斌从90年代初就开始合作写影视剧，比较顺手，而且我们两个都比较懒嘛，两个人写可以商量商量，我写了该他写，总可以写几天偷下懒嘛。你们所说的这种创作团体，我了解的在电视剧这个行业当中，有很多名编导他去跟公司谈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然后他把大纲拿出来，手下有一帮写手来帮他写，写完之后他改，这种创作团体是有的。我跟钱斌是属于拍档，不可能像公司那样去运作，跟个人的风格啊、默契啊等等都有关系。
6.成都是一个休闲之都，那么您觉得在成都有没有发展影视产业的可能呢？
可能当然是有的，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资金的投入。影视剧是一个资金、智力密集型的产业，一次性投入很重，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如果要发展影视剧产业，首先得具备雄厚的资金以及融资的能力。
7.目前的情况来说，在事业上有野心的人才都喜欢去北京、上海等地发展，您觉得成都有没有能力吸引高端人才来发展影视产业呢？
北京等地方的信息、平台等等肯定不一样，成都还有差距，目前它发展的一个最大的瓶颈问题，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投资人的眼光和胆量。
8.那您也是著名的“四大才子”，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安于留在成都呢？
我是呆惯了嘛，生活习惯什么的都适应了，北京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也不愿去了。北京的生活太过繁忙，成都的生活更加自由。
9.您觉得舒适而安逸的生活可不可能成为成都吸引人才的一个亮点呢？
这个肯定是可能的，虽然很多人觉得成都是一个太过舒适、好耍的城市，不是干事业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对于写作来说，它可能恰好是一个很适合的地方。比较民间的、比较休闲的地方才是一个好的写作环境，一个紧张的环境不一定写得出东西来。
10.如今市场上盗版猖獗，我们经常会在大街上看到卖《誓言无声》和《英雄无名》的盗版碟，大家都知道应该抵制盗版，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买盗版，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盗版的价格要便宜太多，我觉得是永远都不可能消灭的一种现象，只是猖獗的程度问题。所以对于我的戏被盗版，我也觉得无所谓。
11.之前有歌手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正版碟，希望以此来抵制盗版，您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
当然可以，只要你卖得出，但是这样赚钱就少了，可能不太现实。盗版应该靠社会的法制进行控制，但是不可能杜绝，因为人都有贪便宜的心态。
12.除了盗版碟之外，您是否还遇到过其他的侵权行为？您是怎么应对的？
当然有啊，我的书也被盗版过。1996年我写过一本《我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这本书出来以后满街都是盗版，这个你完全没办法。但是这个问题要看你怎么想，比如说像这本《我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我反而觉得盗版越多越好，这样看的人也就越多，我的想法也就有更多的人了解。被盗版损失的是公司，我只是作者，只有著作权，当然如果是签的版税制，卖多少我得多少，我仍然觉得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的观点和想法。
从采访稿我们可以发现易丹教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典型，由于习惯了成都舒适安逸的生活以及自身的淡泊名利，虽然他认为成都的创业环境不如北京、上海等地，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没有那么大，也还是安于留在成都。虽然特殊，但是作为学者型代表，还是能让我们看到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著作权人自己的版权保护意识不强，认为盗版是不可能杜绝的，即使自己作品的版权遭到侵犯，也只是感到无奈，不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由于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对于作品被盗版反而感到高兴。
二、产业链意识不够强烈，虽然目前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产业链，但并不完善。动漫和儿童文学在这一块做得比较好，其他如影视剧、小说等则相对薄弱。
三、缺乏相应的代理机构，著作权人由于时间、精力等原因，对于版权相关的事务难以事事亲自处理。而相应的版权代理机构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成都目前这一机制并不成熟。
四、合同签订方式对著作权人的版权态度深有影响，目前主要的合同签订方式有版税制和享有著作权两种，后者使著作权人只享有著作权，即只管创作，作品遭盗版的损失属于公司，跟著作权人无关。因此版权人对作品是否被侵犯版权的关注度大幅度下降。相反的，版税制由于跟版权人的利益直接挂钩，使得著作权人对作品的版权问题会相当关注。
此外，与易丹教授的对话让我们对成都版权产业的创业环境、优势、劣势等有了相当的认识。总的来说，成都有着发展版权产业的优势和潜力，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都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环境优美，气候温和，生活舒适，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这些对于人才都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因素，尤其易于激发创作灵感。但另一方面，成都又是有名的休闲之都，很多人认为过于安逸的生活会消磨人奋斗的意志。因此，如何改变人们的这一观念，对于成都来说是一大挑战。
二、以影视剧创作为例，目前国内的培养机制并不健全，存在跟风现象，应该更加专业化。
三、成都发展版权产业的瓶颈在于资金问题，此外成都这方面的信息和机会也远远不如北京、上海。
王建平：版权管理者的希冀
王建平，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在编辑出版行业工作已30年，对版权保护、版权贸易具有深刻的认识。在她担任社长近15年的时间里，以“优质、创新、适销、高效”为原则，锐意进取，带领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逐步发展壮大。
“九五”期间，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已跻身全国图书出版社综合竞争力评估百强社之列，居第42位，同时，据2007年11月发布的《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最新数据显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全国专业少儿出版社出版能力评估中位列第三，竞争优势突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肯定，曾连续三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良好出版社”称号，另外《中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书系》、《幼儿十万个为什么》、《爱心与教育》、《大迷宫》、《赏识你的孩子》等300余种图书在全国和省级图书评比中先后获得了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奖项；在版权贸易方面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也收获颇丰，与英国、韩国、日本等国进行了多项合作，被评为四川省版权贸易先进单位。
王建平社长作为一名版权管理者，在出版行业的实践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同时，她还注重理论反思，担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聘教师，为学生开设《书刊选题策划与成本核算》课程，分享她从图书出版的角度对版权产业的思考与展望。版权保护：意识不断加强，措施逐步完善
王建平社长从自己多年的版权工作经验中来看，版权保护一直是图书出版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特别是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大量教辅，被盗版的情况严重。而要打击盗版，涉及方方面面的力量整合。她为我们讲述了自己几年前的一次经历，当时出版社方面已经得到某盗版窝点的确切信息，联合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工商局等相关行政部门一起行动，在某县印刷厂现场缴获盗版图书数量惊人，盗版行为证据确凿，但当地印刷厂的大批工人却拿出铁锨、锄头等对抗执法，他们不知道自己生产的印刷品已经侵犯了其他人的权利，还理直气壮地以维持生活来源为由阻止执法者销毁盗版书籍。如此缺乏版权意识和基本的法律常识，让出版社方面觉得很无奈。另外，这几年盗版图书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反识别能力也不断增强，出版社方面几乎不可能掌握市场上所有盗版图书的信息，因此，盗版到底给出版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难以计算。她希望，出版社方面能够得到相关行政机关更多的支持，特别是行政执法部门加大打击盗版的力度，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维护正版的良好氛围。
王建平社长说，从全国范围来看，近年来编辑和作家的版权意识都在不断加强，纠纷有减少的趋势，目前出版社与作家之间存在的纠纷大多集中在未经作者授权而选用作品上面，特别是作家作品选集类图书。出版社在图书出版前，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联系到作者，而图书面市后，作者发现自己的智力成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双双受到侵害，因此将出版社告上法庭要求赔偿。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保护作家的著作权，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采取了不少措施。例如，他们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出版的《珍贵的记录——中小学生笔下的共和国60年》一书中选取了从1949到2009年60年间中小学生优秀作文，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作品无法找到作者，出版社方面在报纸和图书的后记中，登载“重要启事”，向社会广泛告知自己的出版计划，主动说明情况，邀请作者在知道消息后主动与出版社取得联系以奉稿酬。同时，将所有应付稿酬交与版权事务中心代为管理，落实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措施。
作为版权管理者，王建平说出版社一方面需要积极主动履行义务保护作家的著作权，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确保自己的权利。例如，过去一些图书的选编者盗用他人作品并向出版社隐瞒真实情况，图书出版后原作者将出版社告上法庭，出版社由于事先不了解情况而陷于被动。近年来出版社在与选编者签订合同时，明确了选编者必须对作品来源负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更加明确，这种情况就开始减少。
版权贸易：“走出去”刻不容缓
王建平社长执掌的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出版强国都曾有过版权贸易合作，引进的优秀外版图书多达百余种，同时也向外输出了大量优质出版物，是四川省版权贸易先进单位。在与本课题小组对话前夕，她刚刚参加了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带回了版权贸易的最新动向。
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版权贸易造成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原来的出版强国受冲击明显。在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外国参展商和参展图书数量较往年有明显减少，而中国的出版社却表现积极。据最新数据显示，本次书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意向与协议12656项，比去年增长10.52％。在已达成的版权合同中，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1.29。书博会版权贸易输出产品从以前集中于语言教材、中医、养生、菜谱、气功等图书，逐渐扩大到反映我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书籍。
在目前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总体业务结构中，国内出版物占到90％左右，对外版权贸易不到10％，版权贸易目前所占份额较小，但“走出去”的态势已逐步显现。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在这次书博会上达成版权输出的意向协议多达19项，较以往有很大提升，这种进步很大程度上有赖政策支持。随着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的程度加深，国际上许多知名出版社对国内市场这块大蛋糕觊觎已久，都在积极谋划占领市场。国内出版社的机会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他们得到了更多输出版权的机会，另一方面国外优秀作品逐渐打入中国，势必会加剧已有的竞争。以前，出版社对国外图书市场的需求不了解，缺乏版权交易的平台，往往是自己有优秀的作品，却找不到输出渠道和目标客户，浪费了许多资源。现在，国家积极支持“走出去”战略，王建平领导出版社做了大量细致工作，在图书选题、策划、包装上不断进步，同时一改过去坐等客户的方式，变成了积极主动向外推荐。在与国际出版社的激烈竞争中，只有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才能开辟版权产业发展的新市场，壮大版权产业实力，谋求版权产业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新发展。
版权资源：作家资源不受地域局限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地处成都，与落户于北京、上海等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竞争对手相比，在掌握文化资讯、动态等方面存在劣势，但成都也有自己在作家资源方面的优势，比如成都以及周边地区在低幼读物方面具有较高水准，在全国竞争中具有突出优势，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发展打造了良好的作品资源基础。王建平社长作为出版管理者，要求旗下的编辑在日常工作中尽可能地放眼全国，淡化地域差异，感知出版行业的最新趋势，到全国各地挖掘、培养自己的作家资源。
从王建平社长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基于版税收益的考虑，在选择出版社的时候，也主要考量出版社的资源分布、营销实力等综合出版能力，一般不会顾及出版社的地域因素。这对成都本土出版社而言具有可借鉴的意义，编辑要有长远眼光，不仅仅局限于身边资源，尽可能地拓展版权资源领土，以优厚的条件吸纳更多的优秀作品，建立自己独有的优势资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