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方言言说”增加了社会的整合成本
媒体的传播功能包括“文化传播功能（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并不断教育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使社会成员享有同一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监视环境、社会调节、娱乐共享的功能，又在参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经济的运行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这是对媒体传播功能比较详尽的概括。实际上，早在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的先驱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归纳了传播的三种主要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功能；（2）协调社会关系功能；（3）传衍社会经验。可见媒体除了传递信息之外，也承担着社会整合功能。作为整合社会的重要工具，媒介通过其“议程设置”的“软性权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塑造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媒体对社会的整合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从宏观角度看，涉及到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整个社会结构；从中观角度看，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从微观看，涉及到社会心理平稳和个人的社会行为。”媒体的社会责任之大可见一斑。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通过大众传播向受众传递信息或意见，首先必须选择受众能理解的传播符号。语言作为最常使用的传播符号，不但具有符号意义，往往还具有文化意义。
选择哪种语言作为传播代码，往往折射出传播者的主观意图。新闻传媒的“方言言说”舍弃人所共知的普通话的编码方式，采用“方言编码”，制造出所谓的“方言文本”以适应地域文化、地域人群的需要，彰显出强烈的地域色彩，“私家色彩”，从媒介的公共功能而言，这违背了其“社会公器”的性质，消解了主流文化，客观上容易造成“一方独大”“唯我独尊”的社会心理，不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交流与整合。许嘉璐先生就说过，如果通用语不通行，“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全民族之间感情的融洽”，并指出近年来广东一些人的“粤语优越感”，“其实也是民族感情的离心感。”应该承认，语言是有暗示作用的。语言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看，它是维系心理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重要力量。“作为语言再现事实的有机整体，新闻文本的意志和社会意义具有不同的效果。文本可以超出报道者的语境所有的种种历史的、心理的、社会的限定，表现出更广泛、更重要、更奇特的意义。”媒体的“方言言说”立足于狭窄的本土，接近一部分受众而排斥甚至完全屏蔽另一部分受众，其负面的传播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方言言说”所彰显的强烈的地域色彩也使某些低俗的、顽固的、保守的元素披上了文化的华美外衣，得到了某种强化。地域文化当然有它的价值与地位，却并不一定要通过方言这种形式来加以表达与强化。在“方言语境”所形成的语义场中，糟粕也很容易曲解为精华。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言语境下形成的“狭隘的地域文化观最终会排拒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整合的。陈水扁为了搞台独，大行“去中国化”政策，妄图通过改变“国语”的法定地位来分裂中国，即是通过语言进而从文化上分裂族群的典型做法；而与此相反，香港凤凰卫视倡导“全球化视野、大中华概念”，为了扩大其在华人圈中的影响，整合华人社区，毅然采用普通话作节目，为传承中国文化，团结全球华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事实证明，新闻媒体用民族共同语编排节目（栏目），不但不会削弱其影响力，还可以扩大其传播范围、有效地实现其传播功能，切实承担起传递信息、引导舆论、传承文化的重任。舍内容而求形式的“创新”，局限于方言形态的“小众传播”，无法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只能导致媒介传播功能的减弱与缺位，这种做法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民族凝聚力的塑造，必然增加社会的教育成本、文化整合成本。
7.“方言言说”增加了社会的交际成本
语言首先是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存在的。和文学一样，新闻也是语言的艺术。
借助对语言符号的编码（encode）和解码（decode）完成信息的传递过程。从新闻作品的语言类别来看，新闻语言应该包括新闻人物的语言和叙述人的语言，但如果新闻当事人（采访对象）用的是普通话，而叙述人用的反而是方言，那只能说这种人为制造的“方言文本”实属“硬伤”，而现实中很多方言节目正是如此，给人以不伦不类之感。实际上，新闻媒介采用何种符号来传递信息，除了要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外，还要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和理解原则。如果一种语言的使用不经济，不容易理解，那么这种语言所要付出的交际成本就大。
一位广西籍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听到的却是“该死”；上政治经济课，广东籍教师却反复讲“西游记”，同学们半天才知这一课说的是“私有制”。可见在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相比之于普通话，“方言言说”的交际成本要大得多。以某媒体的一篇方言报道《路见不平一声吼》为例：“……昨天中午2点多，我从凤起路、中河路骑车过来，快要到体育场路口时，只见毛十个一群的男伢儿在路旁边逛。格辰光，只看到其中一个最小的大眼睛、卷头发伢儿朝一个遇着红灯慢骑的女子跑过去，手脚轻快地拉开女子挂落后腰间的小皮包拉链。我在后面看得煞煞清爽，大吼一声‘喂’，小偷儿连忙缩手，格女子也回过头来晓得发生了啥个事体，连忙道谢……”、“格辰光”、“煞煞清爽”，令人费解。作为大众媒体，不知那些不懂当地土话的读者要多花费多少脑力才能扫除“传通障碍”，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而用普通话词汇“这时”，“清清楚楚”来指代，不是更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吗？
所以，新闻媒体运用这种“方言言说”，哪怕主观上是为了照顾当地人的“方言情结”或者满足非当地人的“好奇心理”，但客观上却人为地设置了语言障碍，抬高了语言交际和信息传播的成本，也形成了方言形态的话语霸权。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节目本来就是只给方言区的人看的，受众定位就在本地市场，不存在增加交际成本和话语霸权的问题。且不说这种只看市场的作法对不对，从语言的角度分析，汉语的方言千差万别，即使同一方言区，也不易沟通。如闽方言区可以分为闽北、闽南、闽东三个次方言，闽南方言又可以分为“闽南”、“潮汕”、“海南”等土语群，即使是同一种土语，也有老派方言和新派方言的差别，相互之间也是存在交流障碍的。
如上海话，老年人对“烟”和“衣”，“简”和“既”分得很清楚，而年轻人却不分了。究竟哪一种才是正宗的方言呢？云南方言配音的电视喜剧片《春光灿烂猪八戒》在YNTV-6正式开播之际也遇到了难题：“由于是用方言配音，所以制作难度较大，特别是在选用哪种方言，才能体现剧中人物个性方面，煞是让导演伤透了脑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方言言说”真是想要沟通便利却无法便利沟通，想要追求平等实际上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
二、媒介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理论上语言是一律平等的，现实中语言是有强有弱的。”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新闻媒体通过“方言言说”来“保方抗普”、彰显独立身份毫无必要，尽管方言作为语言的活化石，对于研究汉语史、地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也仅仅只能存在于研究层面。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论语言地位还是交际价值，方言都无法和普通话相提并论。把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既是行政力量推行的结果，更是语言自身发展的结果，“在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不断南迁在南方逐渐形成的”。可见汉语的各大方言本来就是同源的，不同只在于进化的历史不一，而北方方言的进化程度高（如北京语音没有入声，只有阴、阳、上、去四个调类等），影响力大，逐渐取得共同语的地位。
再者，普通话也是各大方言的“公分母”，她与方言从来就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如普通话的词汇从吴方言中吸收了“尴尬、垃圾、懊恼、货色、龌龌”；从粤方言中吸收了“酒楼、买单、打工、炒鱿鱼”等，所以推普并非要消灭方言，而只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语言工具，整合社会文化资源，消除语言隔阂，减少交际成本。而媒体无处不在的“方言言说”倒是造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的势不两立的表象，似乎两者既不同源，也不同道。要知道，国家的推普目标在于“普及共同语”，尤其是在“政府机关”、“学校教育”以及“公共场所”普及共同语，是要“消除方言隔阂”而并不是要“消灭方言”。故媒体打着“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国的”、“抗拒普通话话语霸权”等等的旗号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有意义的话，那也只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制造了新的话语霸权罢了。
信息传播与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发生的。“言语交际行为一旦发生，语言环境便会同时发生，并对言语交际进行干预和制约。可以说，言语交际的过程也是语言环境构建的过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该本着自律精神，遵纪守法，站在全局的高度致力于良好的语言环境的创设，为净化当前混乱的语言环境，改善和提高群众语文生活的质量尽一己之力，因为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是交流顺利畅通、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新闻传播者不仅要对新闻媒体的崇高威望和自己的崇高称号负责，而且要对信息公开传播后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后果负责。新闻传播媒体是“社会公器”，不是由个人随意弹奏的“乐器”，不容许对公众和社会产生危害。广播电视新闻机构应该是维护和平和促进人民友好相处的平台，而不应成为挑起民族冲突和族群纠纷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