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媒介的现代性与全球化
论述媒介地方性有两个概念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现代性”与“全球化”。现代性和全球化与地方性紧密联系，却又不完全相同。
在西方思想史中，康德较早对现代性进行了经典的分析与表述。康德的思想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转变的动力。正如福柯（Foucault）在其《物的秩序》中所指出的，“康德的批判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始”。此后，黑格尔、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等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进行论述。在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界定。吉登斯认为，所谓现代性，指的是17世纪以来在欧洲出现的社会生活或社会组织的方式，它随之蔓延到世界各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性涵盖的内容涉及启蒙运动，工业化和民主化的进程，遍及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全面变革。
陈晓明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一般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现代性：一是在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同时，民族国家建立，并制定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二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
在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关系中，我们着重考察的是现代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内涵。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动力主要有三种来源。首先是时空分离，现代性的产生发展有赖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这是在无限范围内时空伸延的条件，通用的计时系统、全球标准化时区及世界地图构成的“虚化的时空”使人类可以跨越无限的时空距离。其次是脱域机制的发展，社会行动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在脱域机制中，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是最重要的两种机制。象征符号作为超越具体个人或群体的普遍化交换媒介，比如货币、权力和语言，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主体。而专家系统则是专业技能的系统，它更是渗透了日常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离开了专家系统，生活将举步维艰。最后，现代性动力来自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反思是人们对社会行动的持续监控，当人们将社会生活的知识反思性运用于行动的监控时，知识本身就成了行动再生产的组成部分。专家系统作为系统性的知识生产体系，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社会关系不断进行着反思性的调整。由于现代性产生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使得依靠时间和空间来界定的地方性变得模糊不清了。
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使得现代性从传统秩序中迅速脱离出来，促进了历史的转化，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得以凸显和深化。同时现代性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伴随时空伸延和脱域机制的发展，内在地具有了全球化的特点。全球化这一术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广泛使用。吉登斯对“全球化”的定义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些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全球化实际上是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与地方性截然相反。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内在地指向全球化”。现代性和全球化对于媒介的地方性无疑是巨大的压力，现代性和全球化要求建立普遍的、一元的价值观念，而地方性强调的是独特性和多元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媒介产品的同质化成为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剧，无一不影响着我们的媒介产业。这种单一、普遍的价值观念和形式风格对世界各地曾经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起着不可挽回的侵蚀作用。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同质化并非全球化带来的全部后果。如果说同质化是全球化给地方化带来的灾难，那么与全球化相联系的地区不平等和不均衡的发展，不仅能够促使地方性对抗全球化的压力，还会反过来加强地方性。自从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被引入地理学以来，地理学家就认为地方的不平等是由全球化的相互联系而造成的。吉登斯在指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的同时也认为，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发展，既有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相关的民族感情的某些方面，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社会关系横向延伸并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时，我们又看到地方性对抗全球化的势头。媒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努力依然能够保持地方性和差异性，这是因为：第一，全球化用压缩空间的方式使地方之间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地理距离仍然存在，地方之间的绝对区位差异并未消失。
这就意味着媒介可以利用地方之间的距离重塑地方性。利用城市电台、电视台、地方报纸宣传本地文化，保持地方特色。第二，全球化并不是在一个无差别空间中呈现出来的。相反，它之所以把各个地方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第三，即便很多地方都受到全球化力量的影响，它们的反应和变化也是不同的。第四，即使是在今天，日常的很多方面和大多数社会关系并没有走向全球化，而一直是地方性的。第五，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同等程度地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中，现代化程度稍低的地方甚至感受不到全球化的力量。
在现代性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媒介的地方性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它仍然可以通过努力维持自身的独特性。
当然，对媒介地方性的坚持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排他性。例如过分亲近狭小地理空间下层文化、使用方言播报新闻、使用方言写作新闻、拒绝远方新闻等等。这并不是对媒介地方性的准确解读，也不是其应有之义。它虽然有可能表现了以地方为基础的下层社会和市民文化，但在收获芝麻的同时却可能丢掉了西瓜，与主流媒介的节拍日益脱节，面临着被广大受众抛弃的可能。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媒体流行方言播报新闻，虽然在一定程度维系了媒介的地方性，但如果运用不当，反而会使媒介失去地方性，走向排他性的极端。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反映。方言是地方感的重要标志，它不仅体现出地方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同时还充分展示当地的地域性格。社会的发展与分化形成了语言的分支，方言因此而产生，并且与地方密切相关。方言由于其极强的地域特性和文化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的身份。方言与地方性紧密相连，而且将人与地方维系在一起，方言的使用会使人们产生归属感与身份的认同。于是，一些城市媒介为了强调地方性和地域文化，在大众媒介中使用方言进行传播。方言媒介在地方媒介中占据着一个不大的空间，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丰富了地方的语言地理。透过方言所展示出来的地方文化，更能反映出当地的地域原貌。在情景剧、脱口秀、娱乐节目等非正式的媒介传播语境中，方言的使用往往能够显示出其地域特征，增加人际间的亲近感。但是，如果在新闻、评论等严肃节目中使用方言，则会造成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的交流障碍，反而不利于媒介地方感的塑造。
3.地方媒介的崛起
所谓地方媒介，是相对全国媒介而言的，在我国具体是指中央媒体以外的各级地方媒介。美国是世界上地方媒介发展最好的国家。从1704年4月北美第一张连续出版的报纸《波士顿新闻信》（Boston News Letter）出现，到19世纪后半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现代报纸的相继问世，再到当今建立的高度发达的传媒体系，地方性报纸一直作为美国传媒的主导力量而存在。而在我国，虽然地方媒介的符号早已有之，但是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众媒介，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开始崛起。地方媒介的崛起不仅反映出我国传媒文化的生产机制的转变，而且显示出媒介产品内容的都市化特征。地方崛起的过程中既包含了地区经济中心的建构，又包含了以都市生活为表征的文化中心和媒介集群的建构。
在我国传媒业的发展进程中，地方媒介的崛起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晚报热”，各种日报和专业报纸纷纷转型为晚报。“晚报热”的出现代表了媒介的都市文化发展趋向。第二个阶段是“都市报热”，从1995年起，国内报界出现了一批省级党报主办的以都市报命名的市民报。相对晚报而言，都市报有明确定位：受众是城市市民，办报策略诉求都市文化。在“都市报热”兴起的同时，电视节目的“都市化”定位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地方综合频道传播大量的以都市文化为表征的内容，各类城市频道明确其“都市化”定位。第三个阶段是地方媒介的集团化发展，各地纷纷成立报业集团或广播电视集团，地方媒介在媒体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