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谢地，在我劳动了大约一年半之后，允许我回北京“探亲”。所谓探亲，就是允许我和丈夫儿子团聚十五天，包括来回旅程所需的时间在内。丈夫的干校与我的干校在同一个省份之内，从地图上看，距离很近，然而如果从我这里走到他那里，必须走一个“匚”形，如果是晴天，单程需走三天时间，如果下雨下雪，就不可能通行了。这次好不容易盼来了探亲假，我立即与丈夫通信联络。那时候我们的农场里没有电话，即使有也不会允许我们使用，况且我们根本无权询问是否有，所以只能借助书信联络。鉴于有的同事曾经被人无故拆信（那时候还没有法律能够制止这种行为），我与丈夫都在信封背面用阿拉伯数字编号，虽然同在一省，来往一封信最短也要一周时间。
坐在运货卡车的后车斗里，在黄泛区凹凸不平的黄土路上，颠簸了一整天之后，我和丈夫终于在京汉铁路的一个车站会合。当天回北京的车票已经售完，不得不在车站旁边的小客栈里住宿一夜。宝贵的探亲假还要如此地浪费一天，真不情愿。
这个国营小客栈的负责人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男子，给我们指定了两间房子，让男女分住，而且要交两间房子的租金。我们声明是夫妻，只需一间就够了。他立刻用一口河南土话问我们：“谁能证明你们是夫妻呢？”这句话着实刺伤了我的自尊心——难道夫妻也可以假冒吗？然而我还是耐着性子向他解释，并把干校负责人的名字告诉了他，请他设法调查，而且把我们俩人的工作证掏出来给他验看。他的多疑症使他分外固执，他竟然说：“工作证不能证明你们是夫妻，必须拿出结婚证来。”结婚证？——结婚证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斗室，我们怎样才能拿给他看？我只能继续耐着性子向他声明，我们是回北京探视儿子，如果不是买不到当天的回京车票，绝不会在他这店里留宿，请他立即设法与我们的干校联系，调查清楚我们的夫妻关系，反正我们绝不会向他交两个房间的房租。他看我们的态度十分坚决，而且和他一样固执己见，才很不情愿地给了我们一间破房子的钥匙。
说这间房子是破房子一点儿也不委屈它。它的门和墙都是歪的。门是用几条木头和几片草席胡乱拼成的，根本关不拢，当然更没有门锁。房子里面只有一张床，床上铺着草褥子，草褥子上面铺着一条黑不溜秋的床单，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天没有洗过了，床单上面放着一床同样黑不溜秋的棉花被。我掀开草褥子一看，下面爬着许多猩红的臭虫。我们真不愿意在这样的地方浪费一天宝贵的探亲假，然而为了火车票，我们无法离开这里。白天我们就在大街上走走，天黑以后，只能躲进这间又破又暗又危机四伏的小屋，互相讲述许多心里的话，在说话声中捱过了这难熬的24小时。
那时候有一个规定，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回京探亲只能买硬座车票。虽然行程需要十八、九个小时，但是如果你夜里妄想躺在卧铺上睡觉，就不给你报销车票。每月工资只有56元人民币，还要在北京养育着一个孩子和一个照顾孩子的农民大嫂，谁敢为了八小时的睡眠，而自己负担火车费呢？坐在硬板凳上睡觉虽然很不舒服、很累，可是想到了不久之后就能看见日思夜想的儿子，也就忘了疲劳与困倦。
列车终于徐徐地开进了北京站，我的心中升腾起暖意，久违了的故乡北京啊，我好不容易才又见到了你。带着满身的尘土和劳累，还有彻夜未眠的红眼丝，我和丈夫兴冲冲地奔进了自己的家门。
儿子已经两岁多了，正是幼儿最惹人怜爱的年龄。他学会了走路，步伐已很稳健，他的那张可爱的面庞仍然白里透红，漆黑的头发剃成了小平头，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里闪现着晶莹的光芒。他听见有人开门，立刻热情地奔了过来，用那双又亮又黑的大眼睛探究地望定了我。我扔下手中的书包，奔过去想要抱他亲吻他，他却仿佛不认识我一样，躲到了农村大嫂的腿后边，然后又探出头来，怀着好奇的心态，静静地端详着我。看着我这个对他充满了热情的女人，他那胖乎乎的小脸蛋上渐渐地出现了笑意，两个醉人的小酒窝也愈来愈深，他的又黑又亮的大眼睛里闪出了快乐的光芒，然后，他开口说话了，招呼我道：
“阿姨！”
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也充满了辛酸。我的儿子虽然对我这个陌生来客充满了善意，但是他却不认识自己的妈妈了！是啊，我离开他时他还不到一周岁，我们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面了！
我抱着他，努力地向他解释，我是他的妈妈，而我的丈夫是他的爸爸，可是他大概一时还难以转换印象，在我们回到家里的前几天里，他总是很快乐地，一边拍着手，一边跳跃着，一边又笑又唱地说着：
“阿姨回来了！”“叔叔回来了！”等到熟悉了，儿子终于用甜甜的奶嗓子叫着“爸爸”，“妈妈”，叫着“爸爸回来了！”“妈妈回来了！”的时候，我们的短暂的探亲假已经到期，又是与可爱的孩子分手，又是开始新思念的时候了！
我们不得不与他含泪告别，再一次将他托付给农村大嫂，也再一次将我们的命运托付给未知数。
十、橱窗
久违了的北京城里，街头空荡荡的，人迹稀少，因为几乎所有的文教单位都被打发到五七干校去了，气氛显得十分萧条。
我抱着亲爱的儿子，沿着故乡熟识的街道散步，这种难得享受到的天伦之乐，使我的心头感受着同样是久违了的幸福。我和丈夫边走边谈，边逗着怀里的儿子说笑，边看看久违了的故乡景色。
可看的地方真少。——从童年时就喜欢进去走走的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中山公园等等，已被封锁起来，不许平民百姓入内。没有安民告示，不知道什么原因，听说是为了安全，因为它们离中南海太近，又传说是因为一个女人要在其中骑马游乐。反正是过去所有公开开放的公园，都统统地紧锁了大门，关闭起来了。
再看看街上稀少的行人，也一律都是黄色军装，或蓝色的中山装，这些颜色我们自己的身上都有，都是司空见惯，早已看够了的。
唯一装点着街道的摆设，就是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挂在墙上的那些展览橱窗了。那些橱窗里面展示的，也都清一色是那几位穿着军装的领导人，都是我们非常熟识的面孔。我们便抱着孩子，慢慢地踱到橱窗跟前，看看近来有什么重要的新闻发生。
我们一面与儿子说笑，一面一个窗口接着一个窗口地慢慢地看过去，忽然发现，在这一整排摆满了领导人照片的玻璃橱窗里，竟然少了一个人头。这个人可是非同小可的，大红大紫的，一手遮天的，当时的宪法里明文规定指名道姓的革命接班人，怎么能怎么敢在橱窗里不挂他的照片呢？
我们怕是自己过敏，于是再一个橱窗接着一个橱窗地仔细寻找，在几个显著街段的报纸橱窗里，确实都少了这个人的照片。虽然一切都还没有公开，对老百姓来说仍是秘密，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可是我们的心头，不知不觉之间就浮现出了暖意。我们觉得高兴，丈夫和我相视而笑，我们什么也没说，可是却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觉得让我们妻离子散的那个“始作俑者”已经出了事情，这让我们觉得宽心，觉得快慰，这个害人的家伙出事，对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但是这仅仅是猜测，是敏感，是我们现在还无法知晓的情况。我们能够知晓的情况只有一件，那就是：在短短十几天的探亲假结束之后，我们必须再度告别亲爱的儿子，按时返回劳改农场。
回到了黄土地之后，感觉到这里的气氛与半个月前已经大不一样。干部们都在屋子里开会，很少露面。除了一日三餐在土坯搭成的饭堂里看见他们一眼之外，其他时间，他们都躲在屋子里。过去一向熙熙攘攘的五七校园，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氛围里充满了一种神秘兮兮的味道。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确实出事了，在北京街头的敏感，的确不是空穴来风。
然而，究竟出了什么事呢？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未来命运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当时还无法知道，也无法预料。
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等待着，默默地等待着，耐心地等待着，在沉重的劳动中坚强地等待着。
十一、丈夫的病
又回到了这个黄泛区的劳改农场，又开始了对儿子的思念，唯一的安慰，就是收到丈夫的来信，那信封背面标有阿拉伯数字的厚厚的家信。只有在这时，才深切地体会出了诗圣杜甫老先生“家书抵万金”一句的涵义。
早已相约每封信的间隔是两个星期左右，一直都在如此正常地运行。可是这一次，却迟迟地没有来。两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星期过去了，四个星期过去了，总是杳无音讯，每天连队里发信的时候，都是我最失望的时刻。我的心里十分着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种心情不能公开诉说，因为每天晚上都要召开“思想汇报会”，如果没有表白“高温高速练红心”的决心，而是流露出了小家庭观念，儿女情长，那是要挨批判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发一封信过去，表白我的焦急，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又等待了好久，回信终于来了。看到那熟悉的笔体和纯白色信封，心里踏实了许多。可是等到傍晚收工以后，拆开信封一看内容，心里却又立刻紧张了起来，比没有接到信时还要惦念。原来他所写的内容是：
“一个月前的一天下午，正坐在小板凳上开全连大会，忽然腰不行了，顿时倒在地上，全身不能动，是同事们把我抬回土炕上去的。经过连里的赤脚医生（也是同事，略通医术）诊断，大概是腰椎尖盘突出症，现在吃饭、出恭均不能自理。不过虽然行动不便，但不累及性命，不要紧的，你不要着急。”……
看到这封信后，尤其是那句“吃饭、出恭均不能自理”的话，我无法不着急。细想想：幼小的儿子远在千里之外不能相见，丈夫又得了这样的病，生活“不能自理”，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而焦虑。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也不用害怕了，我也顾虑不了什么了，于是勇敢地找到干校有关当局，要求请假，去探视丈夫的病，并帮助料理他的生活起居。等我简略地述说了情况，并把这封私人信件很信任地交给他们验看了之后，他们的回答是：
“不行。没有事假制度。”
我请求他们照顾一下特殊情况，他们的回答是：
“你去不去一样。他那边有组织照顾。”
呜呼！我说不出话。
不知道答复我的这个人是不是也有妻子儿女，不知道假若他的家里人生了重病，他是否也会采用这样一种冷漠的态度。向这样的人请求理解和帮助，只能证明自己的不识相和有目无珠。
我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向后转，退回自己的营房，压制自己的心绪和表情，去默默地、苦苦地思念和惦念自己的亲人。并相信他能够用我所熟知的那种一贯乐观的态度，来战胜已经降临的病魔，渐渐康复。
我用我们民族所特别具有的这种阿Q精神努力地安慰自己。慢慢地，竟然也像在土谷祠中熟睡的阿Q那样，在我那张吱吱作响的上铺上面，一边流泪，一边似梦非梦地，入睡了。因为我的心理，我的身体，已经太累了。而明天，还有代替驴、马、骡子们的沉重劳动，等待着我。
十二、解放
“解放”这两个字从上小学起就读它写它，可以说已经读过写过千万次，烂熟于心。可是真正体会出它们的韵味，却是1978年的事情。
那一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深入人心。
从此，我国的社会生活才走上了拨乱反正的康庄大道。每一个公民，也才有了说真话、办实事的可能性。
对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也只有从1978年开始，我们的命运才真正出现了转机，因此，我们会永远牢记这个年份。
（原载《长城》文学双月刊1997年第4期；被收入《当代散文精品》一书，广州出版社1998年出版）
寻母记
（一）
父亲赵来止先生和母亲李劼淑女士我懂事以后，一直没有见过生母。从祖母交给我的照片里，我看到了一个青春美丽的年轻女子，然而那是纸上的影像，我想念的，却是活生生的人。
几十年后，当我终于和母亲重逢时，我已经五十三岁，母亲已经七十四岁。地点是在今日已不复存在的香港启德机场。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故事。今天，在这里，我只讲讲寻找母亲的故事。
虽然没有母爱，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因为我有一位慈祥的祖母，她老人家用最无私的爱抚育我成长，并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我认知外面的世界。在祖母温馨的四合院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不料，在我未满12周岁的那一年，祖母突然患脑溢血去世了。照耀着我的太阳突然熄灭了。恶毒的继母不让我这名优秀学生继续读书，我顿时陷入了孤苦无依的境遇之中。
就在极度苦闷的状态下，我考进了当时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师大女附中（现名师大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后，又被校方保送至北京师范大学。从中学到大学，前后十年，我一直住在女生集体宿舍里。无论是在师大女附中，还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我都遇见了多位令我敬仰的老师，和许多团结友爱的同学。美好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使我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