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停顿了一下，儿子转过头来问我：
“妈，您愿意我进理科班呢，还是进文科班？”
我说：“我跟你爸的意见一样，也是希望你进理科班。你不是也想去外国留学吗？学理科将来留学比较容易。”
又稍稍停顿了一下，儿子态度坚决地对我们说：
“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可是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我准备进文科班。因为我喜欢文科。文科的所有功课我都喜欢。而理科的功课我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所以，我要进文科班。”
儿子的表态，令我们感到很惊奇。我们对看了一眼，我准备说服他。
儿子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他仍然态度很坚决地对我说：
“妈，您不必再劝我了。我已下定了决心，非进文科班不可。因为我喜欢。我不认为学文科的学生，就不能留学。假如真的不能留学，我就不留学了，我不能够仅仅为了留学，就放弃自己的爱好。您说对不对？”
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学文还是学理，毕竟是他自己的事，家长再爱他，也无法代替他读书，以后更无法代替他自立于社会。况且，他所以如此喜欢文科，责任完全在我和丈夫身上，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文科专业的毕业生，平常在家里，看书、说话、和儿子聊天，内容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属于文科范畴之内的，耳濡目染，他自然而然地就爱上了文科，现在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应该说，是极其自然的事。
我们决定向他让步，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后来，他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上研究生的时候，竟然以高分考取了美国名牌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比他的几位在大学里学习理工科的中学同学还顺利，也是当时的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当然，这是后话。
高中毕业前夕，选择志愿
高中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对每一个学子说来，都是非常关键的时段。
像每一个即将面临高考的学子一样，儿子也在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因为儿子平时对课内学习一直抓得很紧，用不着“临时抱佛脚”，所以他的态度很从容。他一如既往地，上课专心听老师讲课，下课后认真复习，而高三的第二学期，授课内容以复习为主，从前的五个学期他都认真学习了，因此现在，他觉得负担不是很重。
他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学期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依然是——在学校时好好读书，回到家里再复习一遍，然后还有时间看看报纸，看看杂志，看看电视新闻。
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视新闻对他很有帮助，因为在当时的高考科目中，政治是必考的，而各种大众传媒上，天天都在报道发生在国内的或者国际上的重要政治新闻，他可以从中广泛地了解国内外大事。他从报纸、杂志、电视新闻里获得的知识，也确实在高考中，派出了用场。
不仅如此，儿子还有时间看足球。中学时期的儿子是个足球迷，他对甲级联赛、欧洲杯、世界杯等赛事和球星贝利、苏格拉底、贝肯鲍尔、普拉蒂尼等人物都了如指掌，只要电视机里转播足球比赛，他必看无疑，他还能够指出播音员解说中偶尔出现的错误。我的一点儿可怜的足球知识，就是儿子传授给我的。现在要考大学了，他对观看足球比赛的兴趣依然不减，每逢电视机里有转播，他照看不误。
我对他的这种爱好，从不干涉。高考临近，孩子的心情，应该尽量放松。而且人不是机器，生活节奏应该有张有弛，如果整整半年，儿子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弦一直绷得太紧，真正走进考场，反而会有发挥不理想的可能。我曾经从报纸杂志上看到过，有的孩子，就是因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弦绷得过紧，到了考场上，弦突然断了，昏倒在现场，不得不临时退出考试的报道。
所以，虽然是高中三年级的第二学期了，我们家里的氛围，仍然像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我的心里是踏实的，因为我对儿子有信心，我对儿子的老师们和学校也有信心。
学校的校方很负责任，为了高三年级的全体学生都能顺利考取大学，先后召开了几次家长会。每次家长会，我都提前到场。不仅到场，我还带着笔和本子，像一个好学生那样，把校方负责人与班主任老师的讲话，全部认真地记录下来。在现场，以及回到家里后，仔细琢磨。该向儿子转达的，立刻告诉儿子；老师嘱咐不必对孩子讲的，就自己消化。
我和丈夫，还有儿子的共识是——考上大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报志愿。
文科专业有很多，学校也有多所。报什么学校？什么专业？这才是令我们，也令儿子，最费脑筋的问题。
儿子上高三时的班主任，是教他们历史课的张老师，这是一位青年男教师，一个小伙子，也是刚从北京某所师范大学毕业不久，不过他读的是历史系。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历史学专业，也很喜欢我儿子，因为我儿子的历史课学得很好。我儿子的历史知识，不仅来自于上课专心听讲，也因为他很喜欢看“杂书”，当然这些“杂书”都是我和丈夫向他推荐的，还有就是我们三个人之间海阔天空式的聊天。从年龄方面说，张老师是儿子的“老大哥”，或者是“小叔叔”，他对儿子既爱护，又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情。在一次家长会过后，他把我留下来，进行个别谈话。这次家长会，是专门讨论报志愿问题的。
张老师很诚恳地对我说：
“您儿子的历史课学得很好。他不仅是课内的功课学得好，他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我喜欢在课堂上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教科书上找不到的，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并且测评他们对中外历史了解的程度。我每次提出这类问题，其他同学都回答不上来，我问：会答的举手，您儿子每次都能答对。这让我十分惊奇，说明他平时看书很多。他是个人才，您让他报考历史系吧。”
说完这段话，他意犹未尽。他看了看我，知道我在专心听着，又继续说道：
“凭他的实力，考北大历史系绰绰有余。您的儿子将来从事历史研究，一定会很有成就。您可要支持他学习历史，千万别把他的特长埋没了。”
儿子的地理老师也很喜欢他，那是一位中年女老师，与我的年龄相仿。她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一次我去学校参加家长会时，见到了这位老师，彼此自我介绍后，她对我笑说，要认我的儿子做干儿子，问我同意不同意。这位老师知道我的儿子喜欢看地图，作文还得过奖，所以建议，儿子应该报考北大地质地理系。
仍旧是在饭桌上，我们与儿子开始探讨他的志愿问题。
我问：“你准备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呢？”
儿子似乎已经考虑成熟了，他不假思索地说：
“北大历史系。”
噢，我想：张老师一定是已经跟他的得意门生交谈过了。张老师很喜欢我儿子，我儿子也很尊敬张老师，他们之间很有感情。张老师既然能够与我交心，当然更会与他的学生交心。而我的儿子是很听老师的话的，尤其是听喜欢他的老师的话。
我们知道了儿子的志愿。之后，我就认真地行动起来。
尊敬的读者朋友，您知道，我儿子考大学的时候，正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偏后一两年，正是所谓的“体脑倒挂”闹得最厉害的阶段，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有的传媒上还报道过这样一条爆炸性新闻：北大某系的一位副教授，在北大西校门外，摆了一个修鞋摊，因为工资太少，为生活所迫，以此行动，表示抗议。这些现象，都是当时的现实写照。
我和丈夫都是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用工资收入维持生活。我们无权无势，以自己的业务专长服务于社会，也不想投靠什么权势人物。儿子将来必须自己谋生，自立于社会。作为母亲，在帮助儿子确定志愿的同时，就必须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儿，还要考虑考虑他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他是孩子，不可能考虑得那么远，又缺乏社会生活经验。我已经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了四十几年，要对他将来的生活，负起责任来。
我和丈夫先去拜访了一位北大教授，他是我丈夫的朋友。我们向他请教了有关历史系的状况，诸如毕业后的分配情况，几年来学生的去向，等等。他实事求是地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事情，他介绍的一个实例让我们不能不思索。这个实例简而言之就是：他的另一位朋友的儿子，去年刚从历史系毕业，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后来不少朋友帮忙，其中也包括他本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一份并不理想的工作。孩子不太愿意去，因为工资太低，不过最后还是去了。这个专业的工作不好找啊！
这位教授的坦诚交心，给了我们很大的触动。回家后，我和丈夫反复商量。恰巧，我们的邻居里，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我们又向她老人家请教。她很热情地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直接去找她的一个学生，她的这个学生是现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我想，虽然我们已经请教过了我丈夫的那位朋友，再去请教请教这位历史系教授也无妨，而且她的介绍可能更直接。
这位历史系教授是位女性，她比我略大几岁，很亲切地接待了我。她所讲的情况，与那位朋友讲的，大体相同。
怎么办呢？怎么跟儿子说呢？从什么角度入手，与儿子展开实质性的讨论呢？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和儿子对话，才能够既让他对社会现实有个比较清醒的看法，同时又能够在他年轻的心田里，保持住一片“学术神圣”的净土呢？
大学篇
老师们的大力推荐
就在我和丈夫苦于找不着适当的话语和儿子进行讨论的时候，忽然出现了转机。
有一天，在儿子的学校里，先后遇见了他的几位老师。他们都告诉了我同一个消息，就是：外交学院到学校来选学生，希望学校和老师们向他们推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而且最好是男生。
几位老师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儿子，问我同意不同意。他们告诉我，外交学院每年都到北京二中来，每年都请二中校方向他们推荐优秀学生。
我谢谢他们的好意，答应回去考虑考虑。他们嘱咐我，快点儿做出决定。
回到家里，我便抓紧时间和丈夫商量。丈夫说，要看儿子的意见。丈夫的态度一向如此。可是我觉得，儿子刚刚高三，刚满十八岁，虽然算是成年人了，毕竟对社会还没有什么认识，而且他的生活环境单纯，思想也单纯，活动范围除了家就是学校，对现实社会缺乏了解。做父母的应该适当引导。
这一天的晚饭时间，和晚饭以后，我们三个人，开始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说实话，我们三个人对外交学院都不了解，或者说都很生疏。我本人虽然是在大学里教书的，但是对这所学院也不熟悉。在过去的日子里，对平民百姓来说，外交是件带点儿神秘色彩的事情。我本人对外交的了解，都是从报纸、杂志或电视上得来的。
一提到外交，我们都会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在国际舞台上，他是中国的代表。所有的炎黄子孙，都为有他这样的人代表中国，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在当中学生、大学生和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我本人都有幸在某些场合见到过他。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当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初中学生，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们正在上课，校方通知我们，立即集合，把队伍排在教室楼的门口。一会儿，就看见周总理陪着一位美丽的外国女士来了。我们非常惊喜。周总理的标准照我们是经常看到的，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老人家。而那位美丽的外国夫人，就是已故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周总理从两队学生的列队中间穿过，距离我们很近，伸手可及，所以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他，他英俊的外表和优雅的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又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看见过他。
当然，除了像他这样的领袖人物之外，我还在大众传媒上，看见过许多关于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的报道。
我想，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国家的人，应该是深爱自己的祖国、有广博的知识、有良好的教养，让所有的同胞都信赖的人士。
因此，我觉得，培养这样的人才的大学，也许是值得去上的。
而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能够成为自己祖国的代表，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儿子可以慎重地考虑考虑老师们的建议。
就这样，我、丈夫、儿子，我们三个人，一边议论，一边回忆，一边畅想，最后达成协议，接受老师们的建议，接受校方的推荐。
所谓推荐，只是推荐学生去参加提前考试中的面试，高考时的统一考试仍然需要参加。
儿子决定去参加面试，虽然高考前的时间宝贵，儿子还是决定去试一试。
儿子的决定，还引起了他许多同学的兴趣。在儿子去参加面试的那一天，不少同学前去助兴和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