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住过一些日子。美国的平民百姓其实也像中国的平民百姓一样，都是在家里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他们每逢周末都去超市购物，采购的食品也就是面包、蔬菜、水果、肉、鱼、蛋、点心、牛奶、果汁、矿泉水、冰激凌等物。虽然世界上有所谓中餐和西餐之分，有人用筷子，有人用刀叉，可是送进口里的食物，从原料方面说，大洋两岸的人民，却是大体相同的。美国的儿童，都在家中或学校里用餐，很少问津五花八门的零食，也极少光顾快餐店。快餐店里的顾客，多是中午休息时间不长的上班族，或是走在途中的匆匆过客。
第二是睡眠。我自己带孩子的体会是，对于孩子的健康来说，睡眠非常重要，除了进食以外，就是睡眠了。
学龄前的儿童，每天的睡眠时间，都不能少于10个小时。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长得高大，而孩子的身长是在他睡觉的时候增长的。
我的儿子未上小学以前，每天晚上八点钟，我就让他上床睡觉，帮助他养成了早睡的习惯。所以他的个子长得很高。等他上了小学以后，他的一位同学的妈妈，也是我们的邻居，曾经问我：
“为什么你的儿子长得那么高，而我的儿子长得那么矮呢？”
我诚恳地对她说：“睡觉。让孩子多睡觉。”
“一天睡几个小时？”
“10个小时。最少10个小时。”
“睡那么多？”
“对。孩子跟大人不一样。必须睡那么多。”
“他几点钟上床睡觉？”
“晚上八点。”
“你们也跟着八点就睡觉吗？”
“不。大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不论大人几点钟睡觉，都要让孩子养成早睡的习惯。”
“怪不得呢。我的儿子总是跟着大人一起作息，有时熬得很晚，每天睡不足8个小时，所以老是不长个。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帮助他养成早睡的习惯，而且一定要睡足10个小时。真是谢谢你了。”
我的儿子成年后，身高1.87米，在美国的奥黑尔国际机场，他比来往的大多数老美都高。
孩子养成早睡的习惯，好处很多。不仅是为了长大个儿，睡眠充足的孩子，身体健康，很少生病。童年时代养成的早睡早起的良好生活习惯，可以使孩子受益终生。
千万不能让孩子熬夜。
准确掌握孩子的食量
随着孩子渐渐地长大，他对食物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
喂养孩子，是一门学问。做母亲的，需要学习。
我本人在这方面，有过两次教训。
一次是在儿子八个月的时候。
当时我正在北京市远郊区密云县的大山沟里劳动。到了一个月的末尾，好不容易回家和亲人团聚几天。
我女友家的一位帮工，是北京郊区的农民大嫂。女友见我有困难，有时让她帮助我料理料理。
一天中午，这位大嫂帮我做了北京人爱吃的烫面饺子。用猪肉末和南瓜当馅儿。午饭期间，丈夫、我和大嫂坐在饭桌前，儿子的小床摆在饭桌旁边。我一边用餐，一边照看儿子。
儿子的身体很棒，精神很好，食欲一直比较旺盛。他本来在小床上坐着自己玩儿，一看见大人吃饭，就放下手中的玩具，站了起来。他还没有学会独立走路，就扶着小床的栏杆，蹒跚地走到了我的旁边。他还没有学会说话，就把目光射向了我，又把他的下巴仰起，嘴里不断地发出“哦，哦，哦”的声音。
他的身上穿着一件背后系带子的罩衫，胸前绣着“王杰的枪我们扛”几个大子。这件衣服是我的一位好友送给他的。“王杰”是当时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已经牺牲，被授予“英雄”称号，大名鼎鼎。儿子那一天的形象，和身上穿的那件罩衫，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仍然栩栩如生。
当时的儿子虽然还不会说话，但是他的表情和身体动作，把他的意思表现得非常明确，那就是，他要和我们一起进餐。
在此之前，儿子很少进口固体食物，从来没有吃过肉食。
以我拥有的常识，我认为八个月的孩子，不宜吃烫面饺子一类的食品。所以，我拒绝给他。
但是儿子“锲而不舍”地要求着。之后，就着急了。再之后，就哭了。
我连忙把他抱起来，搂在怀里，哄他，安抚他，轻声地告诉他，他不适宜这种食物。
可是他不听。新鲜食品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他决心要品尝品尝。
正在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时，那位农民大嫂拿着半个饺子，送到了儿子的口里。我还没有来得及阻止时，儿子已经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之后就咽到了肚子里。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成人食品，他立刻转悲为喜。
可是到了晚上，他就开始不舒服了。他肚子疼。他还不会说话，他只能哭。从他的表情里，从我对他的观察里，我知道，他一定是肚子疼。这是那半个烫面饺子闹的。
第二天，我和丈夫抱着他，去了位于北京市东单三条的一所儿童医院。这是自从儿子出生以来，我们第一次迈进医院的大门。
东单三条儿童医院是一家古老而且优秀的医院（顺便说一句，建设北京东方广场时，这所医院被拆迁，不知道被搬到了什么地方）。第一次看门诊，接诊的是一位青年女医生。她的医术极差。她给儿子做了检查后，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她迟疑良久，之后说：“这孩子得的可能是盲肠炎吧。”
我坚信不会，并且把我的意见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了出来，然后就抱着儿子回家了。
第二天，我们再去。这次，昨天的那位女医生不得不把内科主任请了出来。她告诉我们，她是进修医生，正在这里学习。
内科主任是位矮小的老头。他为我儿子做了仔细的听诊后，对我说：
“没有大事。只是消化不良。你们给他吃了什么不易消化的东西？”
我如实交代。
主任说：“以后给孩子吃东西要注意。这么小的孩子不能喂肉食。一般说来，孩子会走路之后，大约在一岁零两个月左右的时候，才能吃肉糜一类的食品。因为那时候他的运动量大了。不过，这次没关系，你饿他两天吧。只喂他水，不要喂他食物。过两天他会好的。以后要注意。”
我非常感谢，也非常佩服这位内科主任。可是因为当时的心情过于紧张，竟然忘记了打听一下他的姓名。不久之后，我就被打发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劳动改造，命运一直处于别人的掌握之中。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内科权威。不知他现在可好？愿他接受一个母亲的祝福。
（这件事情还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愈是高明的医生，愈不用“危言耸听”的结论吓唬人。对患者使用极端语言的医生，一定是医术差的人。这样的认识，后来多次被事实所证明。）
其实，一个正常发育的小孩子，最容易得的病，无非就是“停食着凉”。只要做母亲的时刻注意孩子的状况，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我买了一本医书，常常翻阅。孩子出现了什么小毛小病，我就自己为他诊断。吃点儿中医的小药，就能康复。儿子从小到大，很少再去医院。
另外的一次教训，是在儿子刚刚出生后不久。我因为当时条件艰苦，奶水不够充裕。儿子肚子不饱，夜里不好好睡觉。每隔一个半小时，就会醒来一次。我和丈夫俩人，都被搞得极其疲惫。后来才知道原因，赶紧增加牛奶。果然，每天晚上，他都睡得很沉。
思念，刻骨铭心的思念
儿子七个月的时候，当时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命令我去北京市的远郊区密云县的大山沟里劳动。我只能与幼小的儿子告别，把他留给了年迈的婆母和尚未被赶出北京的丈夫，我就这样到了长城脚下的一个小山村。
我被分配住在一户农民的家里。每天都要上山砍柴，搬石头，割豆子，刨白薯，刨花生，挑担子。一日三餐，却只有白薯干、窝窝头和玉米渣稀饭。厕所与猪圈是合二为一的，方便时几头猪会在你的身边活动。洗衣服要去山脚下的河沟，里边的水冰凉。
不过，这毕竟是北京市的郊区，每到月底，允许把加在一块儿的四个星期天当做探亲日，当时的交通远不如现在方便，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往返，来回要浪费两天在路上，只剩下两天和儿子团聚。
这一年的年底，风声吃紧起来。不久，当时的“副统帅”林彪就发布了所谓的“一号通令”，命令把北京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统统地“疏散”到所谓的“五七干校”去。
这个“一号通令”下达后，连密云县的小山村也没有了我们的立足之地。我被逼迫着，来到了位于河南省黄泛区腹地的一所“五七干校”。
在我离开北京之前，丈夫已经先于我出发，带着自己的户口和粮油关系，去了他们单位的“五七干校”。（写到这里，需要补充几句：所谓“粮油关系”，是当时的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命线”。没有这个本子，就领不到粮票，也领不到油票，每人每月配给半斤食用油，28斤左右粮食，凭票供应。“粮油关系”都放在固定的粮店里。如果你想“赖在”北京不走，就动用行政手段把你的粮油关系“转走”，转到河南去，你在北京，就得饿死。这样的事情，是在改革开放时代出生的青年，无法想象的。）
婆母因为是“临时户口”，对这位七十岁的老人，也不能“开恩”，不允许她住在我们的家里，把她老人家逼回了上海。
我从懂事后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生母，她住在海峡的另一岸，与我生死不能往来（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她住在那里，直至我从干校劳改回来，才从我的姨母口中得知）。
我的姑妈正在遭受残酷的批判斗争，她的几个儿女都已经被逼迫着上山下乡了。
我的姨母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在接受劳动改造。
又不允许我把孩子带到“五七干校”，我该怎么办？幸亏我的一位女友帮忙，给我介绍了北京郊区顺义县的一位农村大嫂，我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把心爱的儿子托付给她。然后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向着黄泛区出发。
在硬座车厢里坐了十几个小时以后，于深夜到了河南。又在一个肮脏的候车室里等了若干个小时，终于等来了我们干校的大卡车。我们把行李卷和自己一块儿抛进大卡车的车斗里，在凹凸不平的黄土路上颠簸了大约十个小时之后，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到了！”
我从困倦的昏迷中醒来，感觉到身子下面的车轮已经放慢了速度。抬头向前面望去，看见了一堵用木桩和铁丝围成的“墙”，中间的大门也是由几根木头和铁蒺藜构成的，这时正敞开着，任由司机把卡车开了进去。
待到卡车停稳，我们从车斗跳到地上，才看清楚，走到车前来欢迎我们的“五七战友”中，原来都是过去很熟识的同事。在他们之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过去都是很有名气的，如著名的相声演员侯宝林和马季，还有歌唱家、导演、话剧演员、中文播音员、外语播音员、编辑、记者，等等，等等。他们都一律穿着缀满了补丁的破旧棉衣裤，因为住的是土坯房，房间里又没有火炉取暖，日夜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苦熬，有人的脸上，已经长出了深紫色的冻疮。
我们被引领着，走进了自己的“连队”，自己的“排”，自己的“班”，自己的“营房”里。那是一间用土坯盖成的房子，是先来的“五七战友”亲手为我们搭盖的。我住的这间土坯房的面积很小，仅够两边靠墙各放两张木制上下双层床铺，中间留有一尺多宽的走道。这间房屋的四张上下双层床铺上，住了八个人。
我被分配在一张上铺。这个只有两平方米的长方形木板床，就是我的“家”了。因为当时号召我们“以校为家”，“一辈子走五七道路”，“要做永久牌，不要做凤凰牌”。
白天，是沉重的体力劳动——割麦子、割豆子、插秧、拉耧、起猪圈，等等。晚上，是学习会、批判会，等等。只有到了上床睡觉的时候，时间才属于自己。
我躺在黑暗中，疲劳的身躯一动也不能动，思绪却活跃地飞回到了北京的斗室，脑海里浮现出儿子可爱的面容。
他现在怎么样了？在什么地方？那位农民大嫂会善待他吗？他是长胖了，还是变瘦了？天气冷了，他会不会感冒？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他会不会发烧？他的小心眼里，会不会想念他的妈妈，像他的妈妈想念他一样？
他那白里泛红的小胖脸蛋，他那一双又大又黑又清亮的眼睛，他那两个又大又深的小酒窝，他那黑漆如墨的小头发，他那双又胖又好动的小脚丫，他那又圆又胖的小屁股蛋子，都是我常常要抱吻的。他是我的快乐神，是我生活的希望。
可是，现在，我却被迫远离他，来到千里之外的农场，想看他却看不见，想抱吻他却抓不着，我的心里常常感觉空荡荡的，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这种心情，绝对不能在别人面前流露出来。因为万一被“领导”知道了，就会被扣上“不愿意走伟大领袖亲自指引的五七道路”这样的罪名，而受到大会小会的批判。
所以，我只能在晚上，在熄了灯以后，把被子蒙住头，默默地想念自己的儿子。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眼泪悄悄地流淌，直到昏沉地睡去。
这样熬过了一年半多一点儿，“开恩”允许我回家探亲。丈夫的干校与我的干校，从地图上看，距离很近，在同一个省里。可是如果从我这里走到他那里，单程需要三天时间，条件必须是晴天；如果下雨下雪，就不可能通行了。我们的“探亲假”只有十五天，还要在路上浪费几天。我和丈夫约定在京汉路上的一个小车站会合，然后一起回北京去看望儿子。
终于，列车徐徐地开进了北京站，我的心头升腾起暖意，久违了的故乡北京啊，我好不容易又见到了你。带着满身的尘土和劳累，还有彻夜未眠的红眼丝，我和丈夫兴冲冲地奔进了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