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学校园
除了高丽大学校之外，韩国还有许多著名的学府，比如：汉城大学校、延世大学校、外国语大学校、庆熙大学校、梨花女子大学校、东国大学校、中南大学校，等等。
最初的印象当然是校园。而韩国的大学校园之美，确实令我终生难忘。可以这样说：汉城市内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各所大学校园了。
以我任教的高丽大学校为例，上面已经说过，它的整体建筑风格是仿古罗马式的，每座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都显得巍峨雄壮，气概非凡。
我还有机会到过另外的几所大学参观。比如汉城大学校，它的面积之大令我吃惊，坐在汽车里在校园里走了一会儿，还没有看见它整个的风貌。汉城大学校也是建筑在山坡上面的，它的校门就是韩文“汉城特别市”这个专有名词的造型。它的各座教学大楼之间距离很远，有高有低，层次分明，错落有致。柏油马路旁边就是宽阔的草坪和浓郁的树木及花草。
又如庆熙大学校，校园里不仅有山、有树、有花，还有许多优美的人工雕塑和天然的小湖泊。我去的时候是冬天，据张东天博士告诉我：每逢春天，这里都会开满樱花、金达莱花、玉兰花、迎春花。庆熙大学校里面的学生音乐厅，采用欧洲式的建筑风格，从远处望去，仿佛神话故事中的仙境。
在梨花女子大学的校园里，我看见一条又一条的山间小路，路旁幽深处的每座楼房，都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漫步在安静而曲折的林间通道上，仿佛是置身在山间别墅区，整体风格完全是欧洲式的，简直难以相信校园外面就是汉城市的中心闹市区。
而釜山大学校好像就是汉城大学校的第二版，它也是建筑在山坡上面的，面积也很大，各个教学大楼的地基也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也是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我去的时候是深秋，红色的枫叶和黄色的银杏树叶已经落满了一地，脚踩上去，就会发出“飒”、“飒”的声响，仿佛大自然在与我对话，很富有诗意。
总而言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所大学的校园，都像一座大花园。
十、民主体制
韩国大学的体制，与中国大学的体制，有很大区别。上面说过，韩国的国立大学极少，绝大多数都是私立大学。他们是财团建校，教授治校，经济事务由董事会管理，而学校总长（即校长）、各学院院长，都由教授会议选举产生。学校总长每四年选举一次，各学院院长每两年选举一次，绝无“终身制”的弊病。
大学校长是由教授全体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每位教授都有自荐的权利。各位校长候选人都要发表施政纲领式的竞选演说，然后由全体教授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获得半数以上的最高数额选票者，即可出任本届校长，任期四年；如果选举票额分散，无人过半数，再进行第二次投票，直至有人超过半数为止。
各个学院的院长也是如此选举产生的。每个院长都由本院的全体教授大会选举，每届任期两年，不得连任。我在那里教书一年半，半年之后正逢换届。每个学年都由文学院长出面，礼节性地会见我这位中国客座教授。两次会见，是不同的两位院长，第二位上任后，第一位就回本系教书去了。
各个系的系主任，是由本系教授轮流担任的，每人两年，两年换一届，所以不会有为了争权而无所不为的事情发生。系主任只尽义务，如负责安排全系的教学事务，要是请客，比如请我这个客座教授吃饭，还得自己掏腰包，因为韩国没有公费请客吃饭报销制度。中文系系主任李东乡教授为了请我吃饭，不知破费了多少韩币。不用选举，大家总是客客气气地互相推让，但是谁也回避不了，每人必须担任两年。
学校的建制非常单纯。各个相关的系组成学院，如国文系、英文系、中文系、日文系、俄文系、西班牙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组成文学院。其他相关的系组成其他的学院，如法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经济学院，等等。上面说过，各个学院的院长是由全体教授会议选举产生的，两年一届，从不连任，所以各个学院的办公室经常换人，院长卸任后就回本系当教授，倒也轻松自在。全校校长称总长，也选举著名教授担任，下设教务处、总务处和国际交流处，他们的职责，顾名思义，一目了然。中国大学里的党的系统和有些行政部门，他们一律没有。倒是他们的保卫部门值得特别介绍。在大学的各个校门口、各座教学楼的入口处、各座学生宿舍楼的入口处、外国教授宿舍楼的入口处，都有警卫先生“把门”，24小时之内，轮流值班。担任警卫职责的，都是年龄在50岁至60岁之间的男士，他们都有很好的道德修养，文化水平也不低，有的还能讲简单的外语（如中文或英文），他们都穿着式样一致的制服，彬彬有礼，工作认真负责，所以校内的治安极其良好。
学校对学生实行学分制。以我教书的中文系为例，四位韩国教授、一位中国客座教授（就是笔者）、30位讲师，共同教着400名左右的学生。教授的课与讲师的课，都公开公布课名，由学生自选，在系办公室登记，每门课有多少学分，也都公开告诉学生。他们参加期中考试与期末考试，然后由授课老师按成绩给予学分，修满学分后，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证书。因为上课的科目是学生自选的，所以同系同届毕业的同学，修的课程可能不完全一样。如果一门功课不及格，可以重新再选，不过这样就会延长在校时间。能否毕业，只看学分是否修满，与其他无关。各系不设专门的行政办事人员，系办室由在学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组成，三名助教组成一个系办室，由一位博士研究生出任助教长，一年一换，另外两位做他的助手。他们照常上自己的课，同时处理本系的教学事务，解答本科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是系主任的好帮手。
上面说过，各系系主任是由本系教授轮流担任的，每人两年，按期轮换，完全是义务性质的，在经济方面既没有像我国某些大学里实行的对系主任的所谓“双肩挑”经济补助，在权力方面也没有像我国某些大学里面系主任手中的以权谋私——业务不行，先捞取个系主任的“官衔”戴上，然后利用职权，自己给自己评上“教授”，自己给自己选为“学术委员”，自己让自己公费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业务考察。韩国大学里的系主任完全是尽义务，既浪费时间又破费财力，所以干足了两年，一定主动要求换人。
十一、许世旭教授
高丽大学校中文系教授许世旭先生，1934年出生于韩国任实，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韩国人。但他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汉语，在高大中文系建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在学术研讨会上，他用中文发表了一个小时的学术演讲，内容是对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它们的异同。他旁征博引，挥洒自如，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竟然不用底稿，完全凭脑子和嘴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美国人在竞选总统时发表竞选演说，头头是道，条理分明，有时还要来点儿临场发挥，生动活泼。许先生喜欢用中文开玩笑，平时谈话，说着说着，就幽默起来了，比如，也是在20周年庆祝活动的余兴节目里，大家一起坐在酒馆里畅谈，许先生的一位华侨女研究生坐在他的身边，他右手刚刚端起啤酒杯，忽然想起了他的这位女弟子曾经孝敬过他一瓶中国酒，于是他立刻把头转向我，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的这位同胞的先生滴酒不沾，因为这位先生是宗教界人士，天天要与上帝对话，不喝酒的；她却把酒送给我，不让我跟上帝对话。”说得我们哈哈大笑。
许先生经常用中文写作美文，海峡两岸的报刊都发表过他的大作，出版社也都出版过他的作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他的《许世旭散文选》，台湾出版过他的诗集《雪花赋》和散文集《城主与草叶》，台北的一家出版社称誉他为“唯一能用中文从事创作的外籍学人”。他是韩国华文笔会会长，既是他学生也是他朋友的诚信女子大学中文系教授具良根先生对我说：“他是语言奇才，韩国人而能用中文写作，除他以外，没有人办得到。”用许世旭教授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半个中国人。”
许先生1960年从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台湾师范大学的国文研究所留学，专攻中国诗，获得了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他几次向我讲起他的中国导师们的学问和人品，尤其是多次向我讲起著名现代女作家谢冰莹教授，如何教给他用中文写文章，如何在他初学写作的时候耐心地为他修改文章，谢冰莹教授曾经恳切地对他说：“世旭啊，学习外国语，不仅要会说，还要会写，要多写。”正是这位恩师的指点，使他勇敢地拿起了笔，进行中文写作，所以每逢谈起谢老师，许先生的语调里总是充满了感情。毕业后他回到韩国，在母校任教，并兼做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受聘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任特约研究员，现在是韩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高丽大学校的中文系教授。
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辛苦的教书之余，同时用中文和韩文进行双语种写作。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汉城最大的报系之一——《东亚日报》上，连载了他的《长江之旅》，这是他用韩文写作的中国游记。我不懂韩文，只能阅读他的中文作品。他的中文根底很深，假如你读他的作品而不知道他是韩国人，一定以为这是一位中国诗人或中国散文家的著作。他从小在父亲的教导下念家塾，一开始上学，念的就是中国的千字文。他在《许世旭散文选》的《自序》中，就用极富诗意的语言，这样写道：“到了中学三年级，读到了课本里的一篇《北京印象》，就糊里糊涂地‘一见钟情’了中国，如果我是一个姑娘，暗中已许嫁他了。”
我每逢读到许先生的作品，都会觉得异常地感动。洋溢在他的字里行间的，是温柔细腻的深情。他对大自然充满了热爱，他爱青草，爱露珠，爱星空，爱树木，爱阳光，爱弦月，爱绿色，爱海滩。他用一颗诗人的心来感受大自然，有时候，他会仅仅因为“青空”“美得要命”而流泪（《台北是一只云雀》）。他自己也说，他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门里人家》）。他对故乡、对亲人、对朋友，也都抱有眷眷的深情。尤其是对他所敬仰与深爱的母亲，更是抱有满腔的赤子之心去热爱。他为自己的慈母写下了不少文字，《移动的故乡》、《再也移不动的故乡》、《白飘飘的棉裙》都是非常动人的篇章。他饱含着深情记录下来的那位在“翠绿绿的丛林里，现着白飘飘的棉裙，还依稀见着头上顶着的那白布竹篮子”的韩国慈母的形象，让我这个中国读者看了，也不禁滚下了热泪。
许世旭先生多才多艺，他不仅会用中文写诗，他还会用“吟”的方法来吟诵中国的古诗。有这种技能的人，在现在的中国，也已经很少见了。有一天，在他的家中晚餐，他喝了一点儿酒后，诗兴大发，忽然“吟”起中国的古诗来了，咿咿哑哑，抑扬顿挫，很有韵味，煞是好听。他一面轻轻地摇着头吟唱着，一面就笑着对在座的两个中国人（一个是台湾人陈映真，一个是北京人的我）说：“如果地下的李白和杜甫听见了我的歌，一定让我做他们的兄弟了！”
许世旭先生有好多个头衔——诗人、散文家、学者、教授、作家、国际文化交流使者。
他自己最喜欢的头衔是——诗人。
他的确有诗人气质：热情，有时候是充满了激情，敏感，极富有同情心，心地善良，待人诚恳，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台湾作家陈映真先生说，与他相处，会使人觉得很温暖。这话说得很确切。
有一天中午，许世旭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下午四点半钟要来外国人宿舍与我会面。四点半钟，他准时来了，开着一辆崭新的、很大的、豪华型的韩国国产汽车，这是他太太刚刚为他买来的。他说：“我们韩国人有个习惯，就是买了一件新东西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与朋友分享。过去我们很穷的时候，买了一件新衣服，也要请朋友先穿一穿；现在我买了一辆新汽车，今天是第一次开出来，要请你这位中国朋友坐一坐。”
1993年的年底，我即将返回北京的前夕，许先生的学生们告诉我：明年就是许先生的六十大寿。六十大寿，在韩国的民俗中，是非常重要的日子，他们决定为自己的导师好好庆祝一下。而对于极重视学术的研究生们和他们的导师说来，呈送给他一本书，才是最好的纪念。于是，他们几次会商这本书的内容，以及怎样印刷和怎样出版。在此之后的某一天，许先生驾车，载着我去外国语大学，在车上，谈起了研究生们准备为他祝寿的事情。刚刚开头，他就忽然打断了我，把他的脑袋向左边一歪，再往右边一摇，连声说：
“我不愿意谈这件事。他们不要给我庆祝。我不参加。到那时，我要到美国落基山脉爬山去，或者到中国的新疆大沙漠里流浪。”
稍微停顿了一下，他又像孩子一样任性地补充说：
“我不愿意老。”
许先生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他的夫人李润景女士是梨花女子大学音乐系的毕业生，长得很漂亮，又是理家的能手，把他的家整治得井然有序，清洁高雅。他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