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用中文演出《离离草》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看书，电话铃声响起来了。话筒里传来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他操着发音不太标准的汉语，对我说：“老师，我是中文系的学生，中国研究会的会员，我们正在排演中国话剧《离离草》，我是这幕话剧的导演，请您帮助我们。”
原来，用中文演出中国话剧《离离草》，也是庆祝中文系成立20周年的重要活动项目之一。于是，这个星期日的晚上，《离离草》剧组的导演和全体演员，就汇聚在外国教授宿舍楼的会客室里，请我听他们念台词，并就服装、道具、音响、地理、风俗，以及该剧剧作者夏衍先生、他的其他作品和他的艺术风格等问题，向我请教。
我听着他们用不太纯熟的中国话进行排练，尤其是他们竟然花了那么大的工夫，把剧本里面的台词，从头至尾地背了下来，心里非常感动。
几天之后，他们在高丽大学校的大礼堂里正式演出。演员之中，除去一位华侨女学生之外，其他都是韩国孩子。可是他们个个都用中文，把《离离草》的台词，从头至尾背得滚瓜烂熟。还要加上动作、表情、哭、笑，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再加上导演的艺术加工，配乐、效果、布景、灯光，把整整一台戏，演得非常好。
我和中文系的韩国教授、本科生与研究生们，坐在观众席上，欣赏他们的演出。
这是一出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中韩两国人民在东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话剧。饰演剧中主角的那位韩国青年河一秀，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把一个中国抗日英雄的内心活动，表演得淋漓尽致。饰演剧中女英雄“女人”的女大学生姜炅玫，也是我班上的学生，她的长相本来秀美，再穿上一身中式袄裤，简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美女子。还有那个可爱的剧中人“苏嘉”，演员是位华侨女孩子，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是“萧明慧”，她的表演非常“投入”，表情丰富，中文说得当然很流利。
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像个摄影记者那佯，赶忙从书包里掏出照相机，“咔嚓”、“咔嚓”地为他们拍演出照片。可是，因为演出时礼堂里的光线太暗，我的“傻瓜”牌照相机又太古老，事后又被一位朋友无意之中曝了光，所以，洗出来的照片，光线十分暗淡。好在演员们的身姿仍然能够看清楚，可以留作珍贵的纪念。
八、大学生
关于韩国的大学生，我有很多内容想向国人介绍。他们的勤奋、朴素、辛劳、尊师、有人情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外貌上看，韩国的大学生与中国的大学生太相像了。大家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亚洲人。假如有一个韩国青年和一个中国青年站在你的面前，他们都不开口说话，让你辨认他们的国籍，那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面对着这些长相与中国孩子十分相似的韩国孩子，我总是觉得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或自己的学生一样可爱、可亲。
他们的衣着都很朴素。男孩子大都是一件牛仔裤或一件普通的西式长裤，一双运动鞋或一双轻便鞋，上身穿一件T恤或一件人造棉衬衫。天气冷了，就加上一件毛衣，或一件夹克，冬天则是一件腈纶棉夹克或一件羽绒服。没见过留长发的，他们的头发都剪得很短很短，只看见了一个后脑勺上梳小辫子的男学生，据韩国学生告诉我：此生是个日本留学生。女孩子也常穿一件T恤和一条长裤，或一件T恤加一条裙子，脚下也大都是普通的轻便鞋或运动鞋。很少有人化妆，更没见过奇装异服，她们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浪费在修饰打扮上。
韩国的大学生对中国非常友好，他们都对中国怀着浓厚的兴趣。课间，闲聊的时候，他们常常问我：
“老师，中国的故宫与汉城的故宫是否很相像？”
“中国的大学生对韩国的看法怎么样？”
“中国的大学里，设有学习韩语的专业吗？”
“老师对韩国大学生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非常喜欢鲁迅、朱自清，可是对有的中国作家不理解。”
“我们很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可是很不喜欢《红楼梦》。”
“贾宝玉为什么会是那样一副可笑的样子？”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林黛玉，而不喜欢薛宝钗？”
“中国人过中秋节的方式，是否与韩国人过中秋节的方式不一样？”
“如果我们去北京留学，韩币能否存在中国的银行里？”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韩国人的饮食习惯有什么不同？”
“北京有泡菜吗？”
等等，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
与韩国学生话家常时，我觉得十分轻松愉快。他们个个都很纯真、诚挚。目光中流露出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看着他们那一张张青春焕发的面孔，心里着实喜欢他们。
与中国的大学生相比，韩国的大学生要辛苦得多了。
在北京的各所大学里，只要你一考上大学，学校里就得为每个大学生提供一个床位。即使你的家离学校很近，或者干脆就是本校教职员工的子弟，“家”就住在校园里，但学生宿舍里，也要为你准备一个床位。可是在韩国，在我教书的这所大学里，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不可能住在学生宿舍里。凡是家住在汉城市（包括郊区）的学生，学校一律不提供宿舍，他们都必须走读。我教的一名女学生，家住在仁川港，从仁川到汉城，坐小汽车往返也需四个小时左右，她竟然每天都要乘坐地铁，来回奔跑。早晨第一节课从上午九点钟（北京时间八点钟）开始，她几点钟起床便可想而知。
从外地考来的学生，也不是人人都能得到床位。全校学生两万人，只有两栋男生宿舍楼和一栋女生宿舍楼，只能容纳很少的人。大多数人只能在学校附近的老百姓家里租间房子住。不论是住在学生宿舍，还是住在老百姓家里，都要自己付房租。这笔费用，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靠自己“打工”挣来的。
我的一个学生，就在外边租了一间房子。他每月需要付给房东大约合人民币1800元左右的房租。房东供给他早餐和晚餐，午餐由他自己解决。他每天清晨六点起床，早餐过后即来学校，除去上课之外，他就在图书馆里看书，午餐只在学校的学生餐厅里吃一碗阳春面。晚餐过后就去当家庭教师，给中学生补习英文和数学；或者是去充当临时翻译，一方面是为了挣足自己所需的饭费和房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他每天从早到晚都是这样来往奔波，但始终显得精神饱满，兴高采烈。有一次，我心疼地问他：“你是不是太辛苦了？”他很诚恳地告诉我说：“老师，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将来好为我的国家效力，参与世界竞争啊！”
这样的大学生，实在可爱。
韩国没有铁饭碗。大学生或研究生毕业后，学校和国家也不负责分配工作。韩国的整体国民教育水准比我国高，高学历的人才到处都是，所以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后，要想找到理想的职业，就面临着十分激烈的竞争局面。考上了大学，只能表明刚刚迈出了参与竞争的第一步。本科毕业后，如果想在学术界发展，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再进入研究所继续学习。如果想去政府各部门当公务员，或者进入某大公司服务，也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决定录用与否。所以，考入大学之后，对于这些优秀的男女青年来说，前途仍是一个未知数，因此他们还要继续努力奋斗。这样，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每逢星期日，大学生们仍像平时那样，照旧是坐着公共汽车或地铁，往学校的图书馆里跑，图书馆在星期日和节假日都照常开门，读者有时比周一至周六还多。
韩国的大学生对自己的衣、食等生活琐事似乎不太放在心上，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兴旺发达，和世界形势的发展趋向。他们信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哲学，用中国知识分子惯常的说法是，他们非常“忧国忧民”，对祖国以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问题，都兴趣深厚，关怀备至。他们的这种劲头，与我国50年代的那一代大学生十分相似。
上面说过，课间休息的时候，学生们常常和我聊天，山南海北，话题总是离不开中国的名胜古迹呀，中国的文学呀，语言呀，历史呀，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呀，中国人对韩国人的印象呀，等等。
有一天，谈到了中国民俗中的十二生肖。他们告诉我，韩国民俗中也讲究十二生肖，跟中国一样。我的学生金一旭就问我：
“老师是属什么的呀？”
我说：“牛。老师属牛。”
“老师的生日是哪一月哪一天呀？”
“11月2日。”
“阳历的，还是阴历的呀？”
“阳历的。”
然后我也问他：
“你属什么的呀？”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随便聊天，既了解了彼此的风俗，又帮助学生练习了口语。
大约是在这次聊天之后的一个月左右，上午下课后，我整理好书包准备回宿舍，金一旭走上前来，拦住了我：
“老师，今天是您的生日。”
他满脸含笑地望着我，高兴地向我宣布。
“今天是我的生日？”大概是忙糊涂了，我竟忘记了自己的生日。所以傻里傻气地向他重复了一遍这样的话。
他哈哈地笑着，大声地问我：
“今天不是11月2日吗？老师的生日不是11月2日吗？”
我仔细地想了一想，今天果然是11月2日，是我的生日。
他很得意：“老师自已不记得了吗？我可是记得很清楚呀！”然后，又郑重地向我宣布说：
“老师，今天下午四点，我们到老师的宿舍来，为老师庆祝生日。”
下午四点钟，我准时从二楼的宿舍来到一层的会客室，金一旭和南明佑已经端坐在那里了。他们一看见我进门，立刻礼貌地站了起来，把我扶到他们的中间坐下，之后就打开了装在盒子里的蛋糕，插上了象征我年纪的蜡烛，用打火机点燃。
“祝老师生日快乐！”他们笑眯眯地看着我，对我说。然后就拍着手，唱起了“生日快乐”之歌。
在他们的歌声的伴奏之下，我用力地吹熄了所有的蜡烛。大概是因为很激动，我吹了很久，眼前闪烁的好像不是烛火，而是他们那笑眯眯的目光。
回想自己的前半生，有三次生日聚会永难忘记。一次是18岁的那一年，大学同窗为我庆祝步入成年。另一次是在儿子成年之后，全家欢聚，父子二人各送我一件生日礼物。第三次就是在异国他乡，在我住了一年半之久的高丽大学校外国人宿舍，我的韩国学生为我举行的这次生日聚会。
能够说明人情美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在每一年的教师节，学生们送给我的大把大把的鲜花，和写满动人心弦的话语的精美卡片；又比如，在我返回北京以后，还常常收到的那一封封写满了诚挚语言的贺年片和信件。我从这些鲜花、贺卡和信件中，感受到了韩国大学生们那一颗颗善良、温厚的心。
韩国大学生的“尊师”，大概可称“世界之最”。
与中国的秋季入学制度不同，韩国的大学，春季是一个学年的开始，放寒假了，就是一个学年的结束。
每逢学年结束的时候，都要有一届学生毕业。每届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前，都要举行一次“谢恩会”，感谢教授们、老师们，四年来对他们辛勤教育的恩惠。
我有幸几次被邀，参加过数次这样的“谢恩会”。
“谢恩会”都在学校附近的餐厅，或茶馆，或咖啡厅里举行。由学生集体凑钱，在餐厅里包一间大厅，请老师们和他们一块儿聚餐。聚餐的地点常常是在西餐厅，因为这种餐厅的座位舒适，地方较宽敞，音响设备也较好。
学生们先到齐，一会儿，教授们和老师们也来了。老师们一进门，站在门口左右两边夹道欢迎的学生们，就在每位老师的上衣口袋里，插上一支鲜花，然后请各位老师入坐。
这时候，“谢恩会”才正式开始。
先由学生们轮流发表演说。演说的内容都是向先生们表示感谢的，有时也谈谈四年大学生活的感受，表现出对母校和老师们的恋恋不舍之情。每位学生占用的时间都不长，但是他们的感情都很诚挚与激动。为了表达心中的激情，他们有时干脆唱歌、跳舞，或者是频频地给先生们鞠九十度的大躬。在一次这样的“谢恩会”上，一个学生说着说着，还突然地跪在了地上，冲着教授席磕了一个头。
学生们发表完了，就恭请老师们一位一位地讲话，老师们被学生们的热情感染了，有时候也就放声高唱。笔者也曾在这样的场合，为了我的韩国学生们演唱过我国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谱写的中国民歌。
在大家说得、唱得十分尽兴的时候，餐厅的服务员们，会悄无声地，在每个人座位前的桌面上，放上刀、叉、勺，餐巾、餐巾纸之类，之后再悄无声地，送上一份又一份的西餐。大家一边慢慢地吃着，一边就在尽情地说着、唱着，有时还舞着，有时也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
在“谢恩会”结束之前，学生们会恭恭敬敬地向每位老师献上一份礼物。这些礼物都包装得十分精美，往往是在闪闪发光的包装纸上，再缀上一朵用彩色尼龙丝带编织而成的小花。我因为喜欢这花朵的精巧，而往往舍不得把包装拆开。可是学生们常常催促我说：“老师，拆开看看，喜欢不喜欢我们的礼物？”
他们的每一份礼物，都表达了一片诚挚的真情。我把与他们的合影端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再把他们的礼物摆放在照片的旁边，在写作的间隙，我常常端详他们，回忆着那一张张青春焕发的可爱脸孔。他们都毕业于中文系，有的人会因公务从韩国来到北京，我们相逢时的喜悦，真是难以用笔墨来加以形容。
每次“谢恩会”结束之后，大家都是兴犹未尽，所以常常从西餐厅里，再移师咖啡馆，或茶馆，大家接着喝咖啡，喝茶，喝啤酒，主要是接着聊天，往往是一直聊到深夜，还不愿意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