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狄浦斯的悲剧中，人表现为一种不确定的存在。斯芬克斯谜题是，什么动物有时四只脚，有时两只脚，有时三只脚，而脚最多时最软弱。俄狄浦斯猜中了，这就是“人”。但是人是什么呢？俄狄浦斯是一位猎人，他追逐着山中的野兽；俄狄浦斯是猎物，他被可怕的诅咒猎取，自己刺瞎双目，咆哮着逃进喀泰戎的深山老林。俄狄浦斯是命案的调查者和发现者，他始终努力寻找事实的真相；俄狄浦斯是被调查的对象，他恰恰是那个被发现的凶手。由于猜破了斯芬克斯的谜题，俄狄浦斯是最聪明的人；由于他的努力，老国王的死因终告天下，而他的追踪最后追到了自己身上，俄狄浦斯作茧自缚，成了最愚蠢的人。俄狄浦斯是忒拜人的救星，又是忒拜人的耻辱；他是父亲的儿子，又是他母亲的丈夫。“我是谁”，俄狄浦斯是忒拜王国的合法继承人，他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但身份一旦显现则意味着失去这种身份，“你猜想不到那无穷无尽的灾难，它会使你和你自己的身份平等，使你和自己的儿女成为平辈”。人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一直没有办法解开的谜题。
说到底，人是神的孩子，人的一切来源于神的赐予，神谕决定着人的命运。但是，人总是想改变这一切，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属于人的社会结构真正形成之前，这种努力常常不能成功。
如果有人不畏正义之神，不敬神像，言行上十分傲慢，如果他贪图不正当的利益，作出不敬神的事，愚蠢的玷污圣物，愿厄运为了这不吉利的傲慢行为把他捉住。
做了这样的事，谁敢夸说他的性命躲避得了天神的箭？
《安提戈涅》大约在公元前443年开始演出，那时雅典城邦正处在兴盛时期，“公民”的意识形态即“城邦之火”穿过家庭宗教即“家火”正在形成。在国王克瑞翁出场的第一次的发言中，“城邦”这个词就出现了7次，反复强调唯有城邦才能保证人民的安全。因此：
厄忒俄克勒斯作战身份英勇，为城邦牺牲性命，我们要把他埋进坟墓，在上面供献每一种随着最英勇的死者到下界的祭品；至于他弟弟，我说的是波吕涅刻斯，他是个流亡者……不许人埋葬，不许人哀悼，让他的尸体暴露，给鸟和狗吞食……
国王克瑞翁拒绝安葬城邦敌人的宣示，表明了他要用人的统治秩序取代神的秩序，城邦利益取代了血亲关系，公民身份大于家族身份。在他看来城邦具有独立的价值，正义与非正义仅仅与城邦有关，促进城邦利益则为善，违背城邦利益则为恶。而安提戈涅却坚持神的命运，固守着自己的宗教义务：
我要埋葬哥哥。即使为此而死，也是件光荣的事；我遵守神圣的天条而犯罪，倒可以同他躺在一起，亲爱的人陪伴着亲爱的人；我将永久得到地下鬼魂的欢心，胜似讨凡人欢喜。
一个要城邦成为“人的世界”，一个要城邦回到神的怀抱，结果都付出沉重代价。安提戈涅死了，国王克瑞翁的儿子海蒙由于恋人安提戈涅而死了，国王克瑞翁的妻子由于儿子海蒙也死了。国王克瑞翁最后的说辞：“我手中的一切都弄糟了，还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命运落到我的头上。”黑格尔如此评论：
人作为无知者和有知的神对立，所以人也是在无知中接受神谕的，这就是说，神谕的具体的普遍性对于人来说是不明确的，所以当他要按神谕来作出决定时，人从神谕的模棱两可的意义中只能挑选某一方面，因为每一个特殊情境之下的行动是有定性的，所以人只能按照神谕的某一方面作出决定而排除其中的另一方面。但是一旦他发出动作了，把所作之事在实际中完成了，这件事就变成他自己的事，他须为它负责，这时他就陷入冲突；他马上就看到神谕所包含的另一方面是反对他或对他不利的，他的动作的命运，违反他的认识和意见，就落到头上，指导这种命运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神们。
二、城邦社会：原子、虚空和尺度
当戏剧家们在多少有些忧伤地叙说的时刻，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也在进行更加深沉的探索。古希腊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色雷斯的德谟克里特（约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尝试把人、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产生与形成看成一个自然过程。在他看来，人像动物一样产生于水和土。最初的人类过着野兽般的生活，单独地行动。后来，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和由于共同行动的利益，他们逐渐学会了互相帮助和共同行动，聚集为群体，并进而发展为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创造了用于交际的语言，学会了认识事物，使用火和建筑房屋，拥有灵活的双手和理性、机敏的心灵。德谟克里特明确指出：“因此，无论是已提到的艺术，还是其他艺术，都既非起源于雅典娜，又非起源于另外哪一个神；一切艺术都由于需要和环境而逐渐产生。”16在古希腊，艺术是一切技能的总称。
德谟克里特将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在他老师留基伯的影响下，形成了著名的原子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原子是世界的始基，是不可再分的存在，是单一物，原子有体积和形状，通过在虚空中的运动而滋生万物。虽然就单独的原子来说，是不动的，但原子在虚空中的组合，却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这种原子理论是对当时雅典城邦的生动写照。每个自由民就是这样的原子，他有自身的独立性，自娱自乐，并与别人组成共同体。而在此共同体，他不会丧失其独立性，原子与原子之间的矛盾导致发展。而城邦似乎就是虚空。德谟克里特根据这种原子理论，比较了雅典和斯巴达的经济结构。在他看来，雅典之所以繁荣就在于雅典人将不同技艺相结合，从而导致了资源利用有效的“原子的组合”，而斯巴达之所以静止，就在于没有形成这种原子的结合。和雅典城邦的原子社会相反，斯巴达城邦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
不仅如此，将原子当作始基，将城邦比做虚空，这样就从本质上改变了古希腊哲学的航向。德谟克里特将活生生的感性的个人及其需要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将灵魂的安宁作为生活的目的，这显然偏离了自梭伦、泰勒士以来的城邦主义。德谟克里特的理论，有其深刻的历史基础。在伯里克利时期，随着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昌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具有间接的性质，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随着政治中介（贤人会议、执政官）和经济中介（商品、货币）的增加而趋于弱化，于是个人目的和个人利益越来越具有独立的含义。此时的雅典，正在经历一次价值重估，从而产生了新的评价个人行为的价值标准。日益明显的是，社会的行为规范已不能完全以纯粹的外在形式（宗教、法律和人人遵从的传统）来保证，个人的主观立场越来越重要。德谟克里特指出：
用鼓励和说服的言语来造就一个人的道德，显然是比用法律和约束更能成功。
于是，他相信个人和社会统一的基础不是社会，而是个人。他甚至认为，在一个人人皆贤者的社会里，法律将不禁止人们随心所欲的生活。因为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于帮助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生活得更好，对遵守法律的人来说，法律只是他们自身美德的证明。
在思想史上，德谟克里特被称为“欢笑哲学家”。他提出对人最好的是能够在一种尽可能愉快的状态中过生活，并且尽可能少受痛苦。然而，这位欢笑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相信命运的宿命论者：“一切都由必然性而产生，涡旋运动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实际上，命运（必然性、逻各斯）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就连英雄普罗米修斯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啊，无论人有怎样的智慧，总逃不掉神安排的定命。”
虽然当时雅典是地中海最发达的城邦，但从历史角度考察，整个生产力还是十分低下的，远远不能满足每个公民自由发展的需要。经济的强制性和雅典城邦的自由、民主的矛盾，对古希腊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希腊思想在从神话走向自然的过程中，进一步走向人的内心世界。德谟克里特提出：“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为了获得灵魂的安宁，他强调了行为的节制和适度。在财富的占有上，他认为巨大的财富容易失去，而过分贫穷不能满足生活需要，两者都不能保证心灵安宁。这样，冷冰冰的经济制约转变为一种温情的伦理关怀。
这种转变对经济思想的含义在于重新确立、评价经济状况的标准，如果说在荷马那里，这个标准主要是服从神的旨意：一个人最好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越轨行事，上天赐给什么幸福或者降下什么苦难，都应该一声不响地接受下来；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这个标准主要就是：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而从德谟克里特开始转向一个新的方向：如果对财富的欲望没有餍足的限度，这就变得比极端的贫穷还更难堪；不正当的获利，给道德带来损害；对不正当的获利的希望，是失利的开始；如果你所欲不多，则很少的一点对你也就显得很多了，因为有节制的欲望使得贫穷也和富足一样有力量。
德谟克里特论证了节制和快乐的关系。他指出，对任何一个事物的强烈追求都会妨碍对其他事物的追求。人必须满足各种各样的追求。此外，对事物的过分追求还会使快乐转化为不快，例如喝酒是令人愉快的，但痛饮无度就会造成不快。所以，在追求快乐时，必须首先考虑到后果。正因为如此，人们应该理智地追求快乐。对于德谟克里特来说，放纵无度的生活和缺乏理性是一回事。理性为欲望提供限度，将真正的快乐和虚假的快乐，即最终会带来痛苦的快乐区分开来。所以，
凡想安宁地生活的人，就不应该担负很多的事，不论是私事或公事，也不应该担负超乎他的能力和本性的事。甚至当命运向他微笑并似乎要把他引向高处时，也还是小心为妙，不要去触动那超过他的能力的事。
德谟克里特强调由于世界的复杂性，存在着快乐转化为痛苦的可能性。因此，人们要获得快乐和安宁，必须成为贤人——伦理主体，成为智者——理性主体。
赫拉克利特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德谟克里特则认为，人每天都怀着新的思想。赫拉克利特说，爱智慧的人应当熟悉很多的事物；而德谟克里特则认为，不要企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将一无所知。这里的区别是意味深长的。
公元前479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联盟打败波斯，雅典城邦进入了它最辉煌的岁月。由于雅典城邦本土资源较缺乏和奴隶数量相对较少，不足以维持公民阶层的闲暇，使雅典变得野心勃勃，富于扩张精神。他们四处移民，进行殖民统治；发展对外贸易，寻求各种财富；使用海盗掠夺，劫持大量奴隶。更有甚者，把原为抵御波斯侵略的提洛联盟的其他各城邦，逐渐变为雅典的剥削对象。恩培多克勒用“水、火、土、气”的“四因说”代替了从泰勒士发端的“一元论”，正好显示了雅典城邦的这种多样化发展。并且，正是这种多样化导致了雅典的繁荣，而雅典的繁荣又激励了人们改造自然、征服世界的勇气。普罗泰戈拉自豪地宣称：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普罗泰戈拉是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参与这个学派的人是雅典城邦的第一批职业教师，他们收费传授人们以辩论和演讲的技能。以往的哲学家总是从自然出发去解释人的动机和人的行为，而智者学派却认为人是宇宙的核心和创造者。这里的“人”是作为个体的人。普罗泰戈拉反对自然哲学家们寻找世界统一性的企图，他不相信自然或社会具有相同的本质。在他看来，万物是否存在，都取决于个人的评判。
普罗泰戈拉也讲了一个人类发生发展的神话。在诸神用泥造的生物出世以前，他们命令普罗米修斯和艾皮米修斯两兄弟在这些生物之间分配各种本领，由艾皮米修斯分配，普罗米修斯监督。因考虑不周，除了人以外，艾皮米修斯给所有生物都分配了本领，这些本领足以使这些生物生存下去。当普罗米修斯来检查时，发现别的动物都匹配得很合适，只有人是赤裸裸的，没有鞋子，没有床，也没有防卫的武器。为了纠正兄弟的失误，普罗米修斯便偷了智慧之神雅典娜的机械技术和冶金之神赫斐斯特的用火技术给了人，于是人便具有了生活的手段。人类有了这些技术，造出了房子，生产了食物，后来又有了城市。但是那时他们只是住在一起，并没有政治的技术，他们彼此为害，又陷于分散和毁灭的过程。宙斯担心人类自我毁灭，于是派信使之神赫尔墨斯来到人间，将正义和尊敬作为治理城市的准则。宙斯要求将正义和尊严分给所有的人，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分享道德，就像分享技术一样，城市就不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