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1年，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伯里克利为悼念在和斯巴达人战斗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走上庄严的祭坛，发表了一篇永垂史册的演说：
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贫穷而湮没无闻的。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
……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
这就是雅典城邦的黄金时代。如果能用最简单的几个词来概括这个阶段（公元前461年—公元前429年）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奴隶、移民、商品、民主制。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公民被称为自由民，所谓自由，首先是脱离了生产活动，有不从事生产的自由。从历史的眼光看，雅典人的确没有辜负这种自由，他们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古代文明。但是，希腊公民的自由是以奴隶们的不自由为前提的。那时，雅典全部人口为40万人，其中雅典人16.8万，异邦人3.2万，奴隶20万。正是在奴隶制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保证了雅典公民有了参与政治和艺术活动的闲暇。
奴隶制经济高度发达而引起的经济思想的最根本的转变就是对待劳动的态度。荷马、赫西俄德、梭伦都不轻视劳动，相反，他们都把劳动当作财富的主要源泉。在他们看来，进行劳动并不是有失身份的事情。但在雅典城邦中，人们普遍认为公民如果从事像奴隶般的劳动，生活就失去了高贵的色彩。
然而，自由民充分的闲暇时间并不必然地导致民主。在希腊所有城邦中，斯巴达的贵族和平民所享有的闲暇时间最多，他们将希洛人变成国家奴隶，而所有斯巴达人都寄生于奴隶制经济，不从事任何生产性活动。当时，希洛人和斯巴达人的比例大约为15：1。但在如此庞大的奴隶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是贵族专制政体，雅典却是民主政体。
这个区别是由于四个方面的原因所致：
一是斯巴达城邦奴隶人数太多，并且表现为一个外来民族对一个本地民族的统治，因此，斯巴达人必须随时准备拿起武器同希洛人作战。这样全体斯巴达人就像生活在兵营中，内部实行高度集权的贵族统治。而雅典城邦奴隶人数相对较少，奴隶的来源大多靠战争和海盗式的劫持，不像斯巴达那样可能面临整个民族的反抗。
二是移民及其后果。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西底德曾经谈及希腊及其他地方的人们，因为战争或骚动或被驱逐，常常逃亡雅典。在雅典他们变为公民。人口越来越多，雅典的人口与地域的矛盾突出，只有跨海移民向外转移。在希腊早期的扩张中，海外贸易早于农业移民，希腊人正是通过商人了解到对他们有利的农业地点。殖民者按照希腊本土城邦的方式，在这些地区建立新的城邦和商业中心。更为重要的是从移民中产生了新的社会机制，如汤因比所说：
根据法律和地区的组织原则而不根据习惯和血统的组织原则，最早是出现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到后来才由希腊的欧洲大陆部分仿效实行。在这样建立的海外城邦里，新的政治组织的“细胞”应该是船队，而不是血族。他们在海洋上“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土地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把那种关系保持下来。这时在陆地同在海上一样，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的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
三是雅典经过梭伦、克里斯梯里、伯里克利的改革，传统的氏族贵族已经瓦解，这就为民主制的产生创造了前提，而斯巴达的氏族贵族基本上完好无损，这正是斯巴达贵族寡头政体存在的前提条件。“克里斯梯里革命”（公元前509年）使梭伦的事业得到延续。梭伦从“良好的法律”出发，主张一种力量对另一种力量的相对优势，如2︰1、3︰2、4︰3保证一种可以控制的等级秩序。而克里斯梯里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发，认为社会结构的最好比例是1︰1，把分享权利、参与执政的机会平分给所有的公民，用混合和融合的办法使城邦公民实现政治上的平等。克里斯梯里努力回答下述问题：用什么样的法律治理城邦在众多的公民中保持统一，使公民在他们必然具有的差别中保持平等？克里斯梯里废除了旧的以氏族和血亲为基础的部族制度，创建了以地域为基础的“10部落制度”。在克里斯梯里的部落中，不同阶层的人们共同选出自己的代表，每个部落各出50人，组成城邦的“500人院”取代过去以4大部族为基础的“400人院”。而且在一年的10个时段中，各个部落轮流组成“500人院”的常务委员会。这样，城邦似乎成为一个均质的世界，没有等级，没有阶层，没有差异。权力不再集中在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人物手中，而是平等地分布在所有公民的手中。
由于“500人院”和公民大会的民主制度，讨论和辩论成为表达思想和政治诉求的游戏。原来在国王和贵族权利范围之内的事情，现在需要用公开论战的形式来解决。于是“话语”逐渐成为政治权利的主轴，由“话语权”开创的平等关系逐渐取代了等级关系而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对城邦现实问题的思考逐渐超越了对神明的探索。一种注重现实的理性精神悄然兴起。
四是由于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与民主制度有一种天然联系：没有平等，商品交换就会受到阻碍；没有自由，就不可能货畅其流。梭伦改革以来，雅典城邦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工商业城邦。而在斯巴达，商品经济一直受到抑制，社会经济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等价交换原则不仅广泛地培养出雅典公民的平等意识，而且造就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工商业阶层。据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记载，梭伦改革之后，雅典人分为三派：平原派由占据有平原土地的贵族组成；海滨派以工匠商人为主；山岳派主要由无地少地的农民构成。在这三派中，平原派主张寡头政治，后两派主张民主政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后两派的力量超过了平原派，而梭伦、克利斯梯里、伯里克利都是工商业阶层的代言人。
这样，在奴隶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基础上，雅典的民主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上述三派的相互作用，使雅典城邦进入了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希腊的哲学、文学、艺术达到了一个使后人不可企及的阶段。然而，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贵族政体到民主政体，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要求与之相应的思想变革，要求人们从处在人身依附关系中的“个人”转化为市场中的“私人”，再到民主政治中的“公民”。
一、瞎眼的财神和瞎眼的俄狄浦斯
传统的农业经济向手工业——商业经济的转变，大大刺激了古希腊戏剧家们的想象力，戏剧在雅典空前的繁荣，无论在悲剧或喜剧中均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观点。
古希腊第一位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创造了一个从天神那里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比较一下古希腊的早期英雄和普罗米修斯的区别是很有意思的。奥德修对神的旨意言听计从，而普罗米修斯坚决声称：“我痛恨所有的神明——一句话——他们用邪恶回报我的帮援。”赫西俄德的英雄默默地忍受痛苦，来获得众神的怜悯，从而获得生计，而普罗米修斯向宙斯的使者赫尔墨斯怒吼：我宁肯被缚住在岩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早期的英雄们或者用人本身的勇气（奥德修），或者用人的体力（赫西俄德）来谋取财富，而普罗米修斯却盗火给人类，“炽烈的火焰，那是你（宙斯）的花朵，催产所有的技艺。” 火是智慧，火是技术，用火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这显然和当时手工业兴旺发达有关。在《请愿的妇女》中，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最后一位欧里庇得斯赞美了分工，认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长，应当将每个人安置在他能做得最好的地方。用一种特殊才能的结合体来代替个人的自给自足的体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也是一种原罪神话——普罗米修斯之所以受苦受难，是由于违反了宙斯的意志。然而，和亚当、夏娃相区别，普罗米修斯不是摘善恶之树的果子，而是“百艺之精英”——技术之树的果子。但与一切原罪神话相反，普罗米修斯拒绝服罪，并且坚信自己的正确性和最终胜利。“让他投掷风卷烈火的闪电，用白色的翅膀，飘飞的雪片，用地震的响声，轰轰隆隆，把世界搅翻：他无法酥软我的意志，讲出谁受命运支配，将把他踢开，中止他的暴虐。”的确，根据希腊神话，一千年以后，英雄赫拉克勒斯推翻了宙斯的统治，普罗米修斯光荣凯旋。公元1973年，英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给自己论述英国工业革命的著作取了这样一个书名：《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
索福克勒斯表达了对货币的忧虑：“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而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在《财神》一剧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世间一切都服从于财富。有了钱，就有面包和糖果，就有文化和奴隶，就有名誉和勇敢，就有公民大会的赞成票，战争的胜利和美丽的女人。在世间，唯独追求金钱的欲望是无限的。阿里斯托芬悲观发问：如果人人都富裕了，谁去辛勤工作？谁去钻研技术？谁去耕作？谁去收获大地的果实？如果人人都有金钱，谁去生产床和毛毯？甚至人们在结婚时需要的油和新娘的华丽服装也无从取得。当这些物品都缺乏时，金钱还有什么好处？在古希腊语中，“财神”普路托斯与“冥神”普路同出自同一字根。其中的原因是当时的希腊人认为财富来源于地下，农产品和金银皆是从地下生长或开采出来的。后来，商业和手工业发达了，人们的财富之源从地下转到地上，财神的双眼变瞎了，瞎眼的财神使耕作田地的好人穷困，使追逐暴利的坏人致富。
无论如何，伯里克利时代的戏剧家们对人本身还是充满信心，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唱出一首宏大的“人之歌”：
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他要在狂暴的南风下渡过灰色的海，在汹涌的波浪间冒险航行；那不朽不倦的大地，最高的女神，他要去搅扰，用变种的马耕地，犁头年年来回的犁土。
他用多网眼的网兜儿捕那快乐的飞鸟，凶猛的走兽和海里游鱼——人真是聪明无比；他用技巧制服了居住在旷野的猛兽，驯服了鬃毛蓬松的马，使它们引颈受轭，他还把不知疲倦的山牛也养驯了。
他学会了怎样运用语言和像风一般快的思想，怎样养成社会生活的习性，怎样在不利于露宿的时候躲避霜剑和雨剑；什么事他都有办法，对未来的事也样样有办法，甚至难以医治的疾病他都能设法避免，只是无法免于死亡。
在技巧方面他有发明才能，想不到那样高明，这才能有时候使他走厄运，有时候使他走好运；只要他尊重地方的法令和他凭天神发誓要主持的正义，他的城邦便能耸立起来；如果他胆大妄为，犯了罪行，他就没有城邦了。
这首歌从人对无生命的大海与大地的统治开始，演进到人对活物的统治，再演进为人与自我、人与人和人与城邦的关系 ，全面叙述了人的技艺展示的九种途径：航海、耕作、狩猎、驯养、言辞、思想、教化、造屋、医术，前四种关涉人与非人类的关系，后五种关涉人与人及人与自己的关系。人是强大的，但是他的行为边界依然是相对确定的。任何越界行为总要遭受不确定的命运。
在索福克勒斯的另一出戏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为了逃避神规定的命运，离开科林斯，远走他乡。在一个山岔路口，和一驾马车上的人们发生口角，俄狄浦斯杀死了一个传令官和一个老者；在忒拜城下，俄狄浦斯猜破了斯芬克斯的谜语，解救了忒拜城，忒拜人把他看成了“天灾和人生祸患的救星”，拥他为国王，并娶王后为妻。俄狄浦斯作为人的原型，其行为意味着人仅仅借助自身的力量可以改变一个城邦的命运，他把财富和王权视为高于一切的东西。但是，俄狄浦斯却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命中注定要玷污我母亲的床榻，生出一些使人不忍看的儿女，而且会成为杀死我的生身父亲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