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中的伊甸园主题到了公元前7世纪的农民诗人赫西俄德的史诗《工作与时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赫西俄德的诗中，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倒退的过程。起初，神创造了一个黄金种族的人类，这时的人们没有内心的悲伤，没有劳累和忧愁，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地出产吃不完的果实。这是一个安乐而和平的时代。这种种族消失之后，出现的是白银种族，这时的人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无知无识，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没有能力去制订和遵守规则，他们无法共同生活，不愿意崇拜神灵和给神灵的祭坛献上祭品，于是神抛弃了他们。当白银种族被埋进泥土时，神又创造了第三代——青铜种族的人类，这个种族力大无比而心如铁石，不食五谷，喜欢暴力行为，他们在自相残杀中全部死去，连名字都不曾流传下来。第四代人类是半神半人的英雄种族的人类。作为神，他们为正义而战；作为人，他们为自己厮杀与拼搏。半人半神，正义与欲望的矛盾使他们走向消亡。最后进入一个黑铁时代，神创造了第五代人类。赫西俄德自称就生活在他们中间，人们白天没完没了地劳累烦恼，夜晚不断地死去，在他们看来力量就是正义，虔诚不是美德。忌妒、粗鲁和乐于作恶，加上一副令人讨厌的面孔，将一直跟随着所有罪恶的人们，人类将陷于深重的悲哀之中，面对罪恶而无处求助。
赫西俄德实际上是用神话描述了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程。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价值破败的文明，父亲和子女关系不能融洽，主客之间不能相待以礼，朋友之间、兄弟之间也不能如从前亲密友善。为什么会这样？赫西俄德有切肤之痛。《工作与时日》是赫西俄德给他弟弟佩尔修斯的训言。在父亲死后，佩尔修斯买通了法官，将大部分遗产据为己有，赫西俄德只得到微不足道的产业。后来，由于游手好闲和道德败坏，佩尔修斯破产，又不得不求助于赫西俄德。因此，赫西俄德认为人类堕落的重要原因是财产问题。
然而，黄金种族的人类为什么不存在财产问题，而现在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呢？对此，赫西俄德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只好借助于神话：
愤怒的宙斯不让人类知道谋生之法，因为狡猾的普罗米修斯欺骗了他。因此，宙斯为人类设计了悲哀。
这里，我们又看到类似《创世纪》中的原罪故事。在黄金种族的时代，火在树上燃烧，人们可以自由取用；大麦和小麦从地面自动长出，人们不需要耕作，只管享用。由于普罗米修斯在裁决人类和神明之间的关系时，将牛骨头包上一层香喷喷的肥肉献给宙斯，而用牛的内脏包裹起所有可吃的肉交给人类。普罗米修斯的做法使宙斯愤怒。于是宙斯将火与粮食都藏起来，决定给人类一个毁灭性的结果。普罗米修斯用一枝茴香树枝将火盗下天庭，送给人类。与普罗米修斯将火种藏在树枝中相似，人类将大麦和小麦藏在大地的肚子里，他们在大地上开出一道沟，把种子埋进去，这样才有果腹之粮。农业劳作成为生活之必需。
宙斯不满人类有火有粮的状况，他将诸神召在一起，共同创造了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制造之神用黏土和水塑造她的身躯，她具有不朽女神的美丽，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为她准备服饰，她美得让人惊叹，黑夜女神教会她诱惑与温柔，赫尔墨斯让她食量巨大，以便吃光人类辛苦得来的食粮。最后诸神将各种灾难装进一个瓶子，让潘多拉带往人间。潘多拉轻易取得了普罗米修斯之弟厄皮墨透斯的信任，后者迅速与她结为夫妻。趁厄皮墨透斯出门耕作的机会，潘多拉打开了罪恶之瓶，千万种不幸遍布大地，覆盖海洋、漫游人间。根据《创世纪》，人类虽被逐出伊甸园，但没有失去追寻天国的希望。在《工作与时日》中，当潘多拉重新盖上瓶塞的那一刻，唯有“希望”即对将要到来的事物的期待，仍逗留在瓶颈之下牢不可破的瓶腹中，未能飞出来。
由于普罗米修斯，人类的生计被隐藏起来，穷困成为人生的基本状态；由于穷困，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被区分开来，诸神从来不做耕田收割之事，而人必须“以五谷为生”；由于潘多拉，人类必须承担生儿育女、生老病死，承担起种族繁衍的家庭责任。这样，对人类而言，现实的财富就成为生存的主要手段。因此，在赫西俄德这里，追求生存之必需的财富就有了正当的理由。
如何获得财富？赫西俄德揭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则：劳动和正义。他明确指出：
如果你心里想要财富，你就如此去做，并且劳动，劳动，再劳动。
赫西俄德指出劳动是人必须面对的第一必然性，是人神分离之后的第一项行动，是人获得生存资料和财富的源泉，而获得财富和巩固财富是生活的主要任务。娶妻、生育、交友、役奴都应服从这个任务。赫西俄德在他的书中不厌其详地记述了依照时令安排农活的种种做法，还告诉人们只要了解了波涛汹涌的大海的节律，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装货越多，获利越多。
同时，获得财富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何选择这些手段，赫西俄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伦理原则——正义。“正义是人类所特有的”：
由于鱼、兽和有翅膀的鸟类之间没有正义，因此他们互相吞食。但是，宙斯已把正义这个最好的礼品送给了人类。因为任何人只要知道正义并且讲正义，无所不见的宙斯会给他幸福。
从荷马的寻求神意到赫西俄德的寻求正义，这是一次重大的转折。神意从本质上看是原始民族中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巫术秩序，而正义则是阶级社会中的伦理秩序。赫西俄德认为，正义是财富的保障，正义就是热爱劳动、诚实做人。与荷马尊崇力量不同，他强调财富不可以暴力攫取。
人类只有劳动才能增加财富和羊群，而且只有从事劳动才能倍受永生神灵的眷爱。劳动不是耻辱，耻辱是懒惰。
不要拿不义之财，因为不义之财等于惩罚。人家爱你，你也要爱他；人家来看望你，你也要去看望他；人家赠送你东西，你也要赠送他东西。
显然，这里重要的是一种伦理秩序。不过这种秩序不是诉诸宗教的清规戒律，而是诉诸功利主义的论证。勤奋的工作会带来财富和尊严；了解并服从正义的人，他及其子孙都会获得荣誉和尊严。这样功利的目标置身于伦理的怀抱中，人的劳动和神的意志，世俗的财富和光辉的正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直接的联系。
于是，伊甸园不在天上而在人间，找到它不在人力而在伦理。赫西俄德是欧洲文化史上第一位伟大的道德说教者。
三、梭伦改革：财富与人的重新定位
公元前750年，希腊人口相对于本土资源而言已经太多。从那个时候起，希腊进入一个移民的时代，希腊人作为殖民者、商人和雇佣军源源外流，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原来专事抢劫的海盗，此时大多转为专门从事对外贸易，他们出口陶器、家具、葡萄酒、麻布、武器，而由国外进口粮食，有力促进了雅典工商业的发展。后来希腊本国又发现了丰富的银矿，从而贵金属货币逐渐普及。
新的致富机会和贵金属铸币的使用所促成的金钱贪欲，刺激了许多人从事各种各样的冒险活动，或从事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一部分当政的土地贵族，利用权势取得了财富。贵族之外出现了工商业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在习惯上或情感上，与传统的贵族并无根本的差异，但由于政权被贵族垄断，他们日益感到自己被排斥在政治特权之外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贵族的专权和富人的贪婪，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削。亚里士多德作了这样的描述：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护民”和“六一汉”（注：“六一汉”即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交纳占农产品收获量5/6的赋税，自得1/6的农民）…… 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25 在这种形势下，公元前594年，雅典的首席执法官梭伦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实行公民选举的民主政治和按财产的多寡规定公民的权利义务；土地重新分配；废除债务奴隶制度，现有债务容许部分缓期偿还和禁止以人身为抵押的贷款等。
恩格斯这样评论梭伦的改革：“在旧制度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新的失败。”26梭伦根据雅典居民财产状况的不同，将他们划分为四个等级：土地贵族、骑士、驾牛户和自由民。前三个等级可以担任一切公职，这样就打破了贵族的权力垄断，富裕的工商业者由此获得了参政的权利；梭伦废除了传统的长子继承权，财产所有者可用遗嘱方式把财产遗赠给他所认可的任何人，这样就打破了土地贵族的财产垄断；“解负令”使一大批由于负债而沦为奴隶的平民重新获得自由，这既缓和了社会关系，又给了无地者大胆借债创业的机会。
荷马、赫西俄德、梭伦可以看做是希腊经济思想的早期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们三人都是著名的诗人，都做着自己的奥林匹斯之梦——寻求富足和康乐。不过，荷马是一位骑士诗人，他要用剑与火去实现梦想，靠勇敢和毅力去寻求幸福；赫西俄德是一位农民诗人，他认为只有耕耘才会有收获，因此他用锄头和镰刀开掘财富；梭伦是一位商业诗人，在他列出的六种值得尊重的职业中，海外贸易业位列农业、制造业、教育、僧侣、医药这五种职业之前，因此他的商船扬帆远航，去寻找传说的金羊毛。
骑士诗人的英雄们对财富似乎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欲望，他们相信神力就是财富的源泉，神力无穷因而财源滚滚，不过，他们重视荣誉胜于财富，然而荣誉本身也就意味着管理一定领域的事务的权利，获得利益的权利。农民诗人相信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应该赶快干活，要早起，把你的果实拿回家，使你的生计有保证。但他们的发财欲望受到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制——大自然的限制，人力和大自然相比，使他们变得谨慎起来：不要将粮食全部消费，要留下种子和荒年的食粮。商业诗人认为最好的法律和社会秩序是财富的源泉，“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27 与骑士诗人和农民诗人相比，商业诗人似乎有更多的忧思：我就像一只狼，周旋于一群狗之间，城市的人们在倾听财富的召唤时，会由于他们的愚昧思想而破坏其伟大的城市。这种对财富既喜爱又疑虑的心态是意味深长的。
《伊利亚特》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阿喀琉斯的母亲海神之女忒提斯由于疼爱儿子，曾倒提着阿喀琉斯的双足将他浸入冥河以使其身体能够刀枪不入。但是，不知是母亲的疏忽，还是命运使然，在交战中敌人的暗箭恰恰射中了阿喀琉斯的脚后跟，那是唯一没有被浸泡过的。神话故事的特点是隐喻，值得沉思的是，为什么古希腊人会在自己民族精神的充分代表、无敌无畏的英雄身上留下一个致命弱点？希腊经济思想的早期阶段，荷马看到了人相对于神的局限性，赫西俄德看到了人相对于自然的局限性，梭伦看到了人自己的局限，不懂得节制他们的贪欲。
古希腊人的早期经济思想是与神话紧密联系的，神话既是古希腊人说明过去的一种独特形式，又是现在和未来必须无条件遵守的有约束力的规范和准则的本原。随着世俗经济活动的日渐发达，对经济活动的神话规范也必须变换自己的形式，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荷马、赫西俄德、梭伦都把神视为人的社会规范的终极来源，违反了神的旨意是苦难和贫穷的根源。荷马的英雄奥德修正因为他的伙伴宰杀了宙斯的牛，大量财富就沉入海底，奥德修只身漂泊，历尽磨难。赫西俄德将经济匮乏的原因除了归结为神的惩罚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即人本身的退化。梭伦则认为，人类的困境主要是因为违反了神的法律。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荷马祈求神的帮助，赫西俄德则借助劳动和正义，即伦理秩序。梭伦则认为没有好的法律，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为此，他积极推进改革，在政治上给自由人以平等的权利，加强立法和建立法律秩序。梭伦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使人们认识什么是谎言和不正义，从而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结构，来保证整个城邦的繁荣。
让我们首先祷告克洛诺斯的王子宙斯，请他给我们的法律以胜利和荣誉。
梭伦改革将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转向一个以财富为基础的世俗社会：凡雅典人都可以加入民众大会，而元老院的成员不只限于贵族。同样，长官可以由旧的神圣世家以外的人来担任。这些重要的变革，将城邦古代的规定完全推倒。官职、教职等等由贵族与下层阶级分享。在梭伦的宪法中，出身不再被列为什么特权。阶级尚存在，但按贫富而分别，从此贵族以血缘和世系为前提的统治寿终正寝。如果他没有财富，贵族就一钱不值。人的尊贵从此由财富而非由出身决定。为此诗人说：穷困的贵族一钱不值。听到喜剧中的这句打诨，民众就鼓起掌来：这人是什么出身？——富有；这就是今天的贵族。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