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646年2月出生于法国鲁昂的一个律师家庭。他年轻时受过很好的教育，1678—1689年，布阿吉尔贝尔担任了蒙第维叶子爵领地的法官，这个职务给他带来了不少金钱，他又用这笔金钱从事农业和经商，积累了大笔财富。1689—1690年，他用金钱买到了诺曼底法院院长、鲁昂大法官辖区的司法官和警察总监的职务。在当法官期间，他审理了不少与农民有关的案件，加上从商和经营农业的经历，因而对法国农村和农民的情况十分了解。他常以当今的哥白尼、伽利略、哥伦布自居，以重整濒于破产的法国财政为己任。但他一次次的奔走呼号和努力都在法国官僚主义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壁。更可悲的是，人们以为布阿吉尔贝尔的财政改革方案是丧失理智的结果。1714年，布阿吉尔贝尔在忧郁中长逝。布阿吉尔贝尔的主要著作有《法国详情》（1697）、《法国详情补篇》（1702）、《法国的辩护书》（1707）、《谷物论》、《货币缺乏的原因》、《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注：后三本书出版年代不详）。在这些著作中，布阿吉尔贝尔陈述了他的改革主张。在他看来，法国经济凋敝的主要表现：首先是财政亏空，因此必须对财政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其次是柯尔培尔的政策，即极端的重商主义的后果，因此要兴改革之风，必须批判重商主义的错误观念。他的经济思想也是从这两方面展开的。
在《法国详情》及《法国详情补篇》中，布阿吉尔贝尔指出，国家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贸易凋零，也不在于资金不足，甚至不在于国王收入的增加，他的结论是：法国一切收入的减少，是消费不足的结果。这里的消费，既包含生产消费，也包含生活消费。然而，布阿吉尔贝尔这里的消费不足，不是泛指整个社会，而是指当时法国受苦最深的阶级——农民。农民实在太穷，缺乏购买力，从而使社会产品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实现。
农民为什么太穷？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赋税太重，拿走了农民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金，农民无力耕作和恢复生产，引起农业收入下降，从而导致购买力下降。据布阿吉尔贝尔的测算，如果国王强制征税10万里佛尔，就会使农民和工商业者减少200万里佛尔的收入。
农民穷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国财政当局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金银而竭泽而渔，结果破坏了各种商品以及社会各个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而破坏了生产和流通，使人民陷于贫困。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真正的财富并不是货币，而是维持适当生活的各种物品：“它包括人们全部的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含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的快乐的一切物品”。61 钱币只是手段和方法，而对生活有用的各种货物才是目的和目标。因此，金钱的唯一职责，是保证商品交易和过渡顺利进行。“每一步背离这个职能并为人们所容忍，就是对国家幸福的损害”。
因此，关键在于保持劳动以及产品和货币的协调。当货币为产品交易服务，忠于自己的职守时，它就是善良的金钱，这种金钱能把整个经济引向繁荣。而当货币走出自己的职责，把自己当成目的本身，它就成为万恶的金钱，是商品的“暴君”，最后，吸干产业的血液，使商品生产走向毁灭。布阿吉尔贝尔所指的产业是法国的农业。柯尔培尔为了获得金银，一方面大量进口低廉价格的粮食，另一方面增加农业税赋，这样价格高昂的法国农产品就失去了国内市场，加之严禁农产品出口，这就导致农产品出售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继而导致农业的破产。
农业的破产导致了社会经济比例的严重破坏。在此，布阿吉尔贝尔表达了一个伟大的经济思想：
一切交易则以土地生产物尤其是小麦作为准则。……它是各行业所由产生的基础；因为没有一种行业的失调能够不同时将它的不幸立刻地或逐渐地反映到其他一切行业上去，它们形成了一条财富的链条，只有组成链条的各个环节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才有价值，一旦从中脱掉一个环节，它们就会失去价值，至少会失去最大部分的价值。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正是由于重商主义的政策和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无端干预，才使社会生产比例破坏和停滞发展，并使社会产品失去了“值”。他把这种“值”称为“比例价值”。因为一方面，这是在社会商品之间比例中实现的价格，它体现着不同产品、不同行业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这是偿付生产商品的费用，即成本价格，而这种成本不是大自然的赐予；它是继续劳动的结果，是用金钱购买的生产资料投入耕种的结果，即劳动的结果，从而体现着投入与产出的关系。马克思做了如下评论：“布阿吉尔贝尔就他这方面来说，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因为他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
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在社会财富长长的链条中，农业是最关键的一环，法兰西一切财富的来源，就是土地的耕种，土地是其他一切财富之本。农业的繁荣是一切其他部门繁荣的基础，要使国家富强，首先必须使农业昌盛。把这个观点运用于指导社会经济实践，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社会经济的稳定有待于价格的稳定，因为价格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而物价要以农产品，特别是小麦价格为中心。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农业生产不稳定，导致社会生产比例混乱。因此，他力主提高谷物价格，允许谷物自由输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农业发展。
在布阿吉尔贝尔的思想深处，有一种牢固的哲学观念，这就是自然秩序。这个概念首先是指事物的正常状态，如太阳升起一样。从本质上看，自然秩序在一层农业色彩的掩护下闪烁着自由竞争的光芒，如果重商主义的人为秩序消除，交易和流通的协调关系就会恢复。“只有大自然能够安排这个秩序并维持和平；其他的权力，尽管是出于善意，如果要过问其事就会将全盘搞坏。大自然珍惜它自己的安排，当它一旦看到由于外来的干预，人们对它的光辉和它的安排的明智表示不信任时，它就会马上降下一场大乱来进行报复。大自然的第一个意愿，是使一切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或者他们祖先的劳动，生活得惬意……在一切地方，在人和自然发生关系的一切场合，大自然对于人类，也是一视同仁。”
布阿吉尔贝尔学说的“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不是在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 历史条件的不同，使英、法两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了一些很有意味的差异，并且这些差异贯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始终。
在英国，分工、竞争、流动性已成为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配第正是从分工出发得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结论，他强调的是工商企业的效率。无差别的财富——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英国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在法国，自然经济的小农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农业的破产导致社会基本比例的破坏，布阿吉尔贝尔以此出发得出了比例价格和重农的观念。在英国是如何赚更多钱，而在法国则是如何使农民获得生存资料。因此，这里关注的焦点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是生活资料，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称为财富。
在英国，由于圈地运动的兴起，使农村和城市的生产方式逐渐趋同。在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迅猛发展，在农村，大型的资本主义牧场逐渐取代了自耕农的个体农业，相同的生产方式在货币身上找到了表现形式。反过来说，货币使整个英国经济获得了统一性，人们热衷于将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将货币看做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车轮，但同时也使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很难一下子摆脱重商主义的“货币幻觉”。而在法国，柯尔培尔极端的重商主义政策使货币成为暴君，人们将货币视作神明，将一切都献在货币的祭坛上。过度追求货币使国民经济凋敝，人民贫困，因而法国思想家们自然将货币看做可有可无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人们日夜当做偶像来膜拜的金钱，实际上本身完全没有任何用处，既不能吃，也不能穿。这一方面是与重商主义观念的决裂，另一方面是对原始的物物交换经济的赞美。前者表现了产业资产阶级的英勇气概，后者则表现出类似小资产阶级的怀旧空想。
在英国，随着社会流动性和求金欲的加强，自由竞争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于是配第宣称：为了使每个人各得其所，最好让事务各行其是。而利己之心是自由放任的前提。他在论及政府用法律限制利息的问题时指出，如同土地产生地租一样，货币产生利息也是自然的，因而政府法令的限制是徒劳无益的。在法国，布阿吉尔贝尔也提出了自然秩序的观念，用以反对重商主义对经济的种种干预。然而，他又把这种自然秩序与人们的利己之心对立起来，提出只有约束人们的利己之心，才能让自然秩序发挥作用，于是，布阿吉尔贝尔建议行政当局进行干预，制止人们的贪欲之心。这样，布阿吉尔贝尔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主张经济自由，一方面又求助于政府的干预。这种状况产生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是当时法国王权正处在鼎盛时期，法国人期待有一位明智的国君，这导致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特有的封建外观。
在英国，由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发展，个人的财富和个人的地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现象反映在经济理论上，表现为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注重微观分析。而在法国，由于重商主义的失败，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加之布阿吉尔贝尔的“好国王”梦想，使他经常从总的国民经济运行去考虑问题，这就使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重于宏观分析。这种宏观分析的集大成者就是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魁奈的《经济表》。
六、经济观念的第一个系统
1755年，爱尔兰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发表了《商业性质概论》的法文版。这本书在发表之前，其法文译稿曾在重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米拉波侯爵手中达16年之久。因此，这本书的发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前问世，是对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首次系统论述；一方面它是重农学派的重要先驱。
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生产它的形式：财富自身不是别的，只是维持生活，方便生活和使生活富裕的资料。
坎蒂隆大约生于1680年，曾在巴黎经营过银行业、丝绸业和酒业，曾数度游历欧洲大陆和英国，1734年去世。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虽以“商业”命名，但谈及的却是当时经济学科包含的基本问题，其中第一部分讨论财富、社会和阶级，第二部分讨论价格、货币和利息，第三部分讨论银行、信用和对外贸易。如此宏大的构架和如此广泛的课题得以提出的历史根据是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已基本成形。
坎蒂隆论证了土地所有权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我们假定土地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人，那就很难设想人类社会如何能在那里建立起来。” 原始游牧时期，氏族首领必须确定每个家族的地界，不然就要引起纷争；古代君主统治时期，君主必须根据部属的功劳和意愿分配土地和人民，不然就要引起动乱。坎蒂隆发现，不论土地的初始分配情况如何，土地的最后归属总是属于少数人。按照坎蒂隆的说法，失去土地的人大致由于以下原因：子女太多造成地权分散；没有子女造成地权流失；懒惰或羸弱造成地权转移。而得到更多土地的是“节俭、勤劳的人”，他“将通过购买新土地不断增加自己的财产，并雇用无土地的人为他耕种。而那些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向他提供自己的劳动。”这里，坎蒂隆将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演绎为一种平和的过渡。
坎蒂隆研究了经济的演变过程，即从村镇经济、城市经济到都市经济的演变过程。坎蒂隆从商业和商人的角度论述了集镇交易的种种优势：①收购商人沿村贩卖将不必要地增加贩运成本。②商人们或许要在到过许多村落之后，才能找到他们所希望购买的、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合意的产品。③当商人来到村子里，村民们却在田间劳动，交易双方的见面成为问题。④在一个村子里交易缺乏比较，村民总感到卖价低，商人总感到买价高，卖方和买方难以达成协议。但在集镇之中，由于待售商品和收购商人的集中，“价格是由陈列待售的产品和用于购买它的货币之间的比例决定的。这发生在同一地点，发生在来自不同村庄的所有村民以及市镇商人或业主的众目睽睽之下。”这些论述多少有一些现代经济学“交易成本”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