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非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夫孔子所云言顾行者，何也?彼自谓于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盖真未之能，非假谦也。人生世间，惟是四者终身用之，安有尽期。若谓我能，则自止而不复有进矣。圣人知此最难尽，故自谓未能。己实未能，则说我不能，是言顾其行也。说我未能，实是不能，是行顾其言也。故为忄造忄造，故为有恒，故为主忠信，故为毋自欺，故为真圣人耳。不似今人全不知己之未能，而务以此四者责人教人。所求于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轻，人其肯信之乎?
圣人不责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故阳明先生曰：“满街皆圣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圣人也，是以圣人无别不容已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无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尝度众生也。无众生相，安有人相，无道理相，安有我相。无我相，故能舍己，无人相，故能从人。非强之也，以亲见人人之皆佛而善与人同故也。善既与人同，何独于我而有善乎!人与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后人推而诵之曰，即此取人为善，便自与人为善矣。舜初未尝有欲与人为善之心也，使舜先存与善之心以取人，则其取善也必不诚。人心至神，亦遂不之与，舜亦必不能以与之矣。舜惟终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渔之人既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
夫人既无不可取之善，则我自无善可与，无道可言矣。然则子礼不许讲学之谈，亦太苦心矣，安在其为挫抑柳老，而必欲为柳老伸屈，为柳老遮护至此乎?又安见其为子礼之口过，而又欲为子礼掩盖之邪?公之用心，亦太琐细矣。既已长篇大篇书行世间，又令别人勿传，是何背戾也?反覆详玩，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且子礼未尝自认以为己过，纵有过，渠亦不自盖覆，而公乃反为之覆，此诚何心也!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而又皆仰，今之君子，岂徒顺之，而又为之辞。公其以为何如乎?柳老平生，正坐冥然寂然，不以介怀，故不长进，公独以为柳老夸，又何也?岂公有所憾于柳老而不欲其长进邪?然则子礼之爱柳老者心髓，公之爱柳老者皮肤，又不言可知矣。柳老于子礼为兄，渠之兄弟尚多也，而独注意于柳老；柳老又不在仕途，又不与之邻舍与田，无可争者。其不为毁柳老以成其私，又可知矣。
既无半点私意，则所云者纯是一片赤心，公固聪明，何独昧此乎?纵子礼之言不是，则当为子礼惜，而不当为柳老忧。若子礼之言是，则当为柳老惜，固宜将此平日自负孔圣正脉，不容已真机，直为柳老委曲开导。柳老惟知敬信公者也，所言未必不入也。今若此，则何益于柳老，柳老又何贵于与公相知哉!然则子礼口过之称，亦为无可奈何，姑为是言以遣责耳。设使柳老所造已深，未易窥见，则公当大为柳老喜，而又不必患其介意矣。何也?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此学的也。众人不知我之学，则吾为贤人矣，此可喜也。贤人不知我之学，则我为圣人矣，又不愈可喜乎?圣人不知我之学，则吾为神人矣，尤不愈可喜乎?当时知孔子者唯颜子，虽子贡之徒，亦不之知，此真所以为孔子耳，又安在乎必于子礼之知之也!又安见其挫抑柳老，使刘金吾诸公辈轻视我等也邪?我谓不患人之轻视我等，我等正自轻视耳。区区护名，何时遮盖得完邪!
且吾闻金吾亦人杰也，公切切焉欲其讲学，是何主意?岂以公之行履，有加于金吾邪?若有加，幸一一示我，我亦看得见也。若不能有加，而欲彼就我讲此无益之虚谈，是又何说也?吾恐不足以诳三尺之童子，而可以诳豪杰之士哉。然则孔子之讲学，非欤?孔子直谓圣愚一律，不容加损，所谓麒麟与凡兽并走，凡鸟与凤皇齐飞，皆同类也。所谓万物皆吾同体是也。而独有出类之学，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类者，则在于巧中焉，巧处又不可容力。今不于不可用力处参究，而唯欲于致力处着脚，则已先孔孟不传之秘矣。此为何等事，而又可轻以与人谈邪!
公闻此言，必以为异端人只宜以训蒙为事，而但借“明明德”以为题目可矣，何必说此虚无寂灭之教，以眩惑人邪?夫所谓仙佛与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诱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之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皆不得已权立名色，以化诱后人，非真实也。唯颜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诱。今某之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有朋友，亦会宾客，公岂能胜我乎?何为乎公独有学可讲，独有许多不容已处也?我既与公一同，则一切弃人伦、离妻室、削发披缁等语，公亦可以相忘于无言矣。何也?仆未尝有一件不与公同也，但公为大官耳。学问岂因大官长乎!学问如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
且东郭先生，非公所得而拟也。东郭先生专发挥阳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其妙处全在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详矣，公其再勿说谎也。须如东郭先生，方可说是真不容已。近时唯龙溪先生足以继之，近溪先生稍能继之。公继东郭先生，终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护太多也。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龙溪有此乎，况东郭哉!此非强为尔也，诸老皆实实见得善与人同，不容分别故耳。既无分别，又何恶乎?公今种种分别如此，举世道学无有当公心者，虽以心斋先生，亦在杂种，不入公彀率矣，况其他乎!其同时所喜者，仅仅胡庐山耳。麻城周柳塘、新邑吴少虞，只此二公为特出，则公之取善亦太狭矣，何以能明明德于天下也!
我非不知敬顺公之为美也，以“齐人莫如我敬王”也。亦非不知顺公则公必爱我，公既爱我，则合县士民俱礼敬我，吴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师生人等俱来敬我，何等好过日子，何等快活。但以众人俱来敬我，终不如公一人独知敬我，公一人敬我，终不如公之自敬也。
吁，公果能自敬，则予何说乎?自敬伊何?戒谨不睹，恐惧不闻，毋自欺，求自慊，慎其独。孔圣人之自敬者盖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敬人，未之有也。所谓本乱而求末之治，无是理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正脉也。此至易至简之学，守约施博之道，故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又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又曰“上老老而民兴孝”，更不言如何去平天下，但只道修身二字而已。孔门之教，如此而已，吾不知何处更有不容已之说也。
公勿以修身为易，明明德为不难，恐人便不肯用工夫也。实实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艰难，在埋头二三十年，尚未得到手，如何可说无工夫也!龙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岁为学，又得明师，所探讨者尽天下书，所求正者尽四方人，到末年方得实诣，可谓无工夫乎!公但用自己工夫，勿愁人无工夫用也。有志者，自然来共学，无志者，虽与之谈，何益?近溪先生从幼闻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岁，犹历涉江湖各处访人，岂专为传法计欤!盖亦有不容已者。彼其一生好名，近来稍知藏名之法，历江右、两浙、姑苏以至秣陵，无一道学不去参访，虽弟子之求师，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谓致了良知，更无工夫乎?然则公第用起工夫耳，儒家书尽足参详，不必别观释典也。解释文字，终难契入，执定己见，终难空空，耘人之田，终荒家穰。愿公无以刍荛陶渔之见而弃忽之也。古人甚好察此言耳。
名乃锢身之锁，闻近老一路无一人相知信者。柳塘初在家时，读其书便十分相信，到南昌则七分，至建昌又减二分，则得五分耳。及乎到南京，虽求一分相信，亦无有矣。柳塘之徒曾子，虽有一二分相信，大概亦多惊讶。焦弱侯自谓聪明特达，方子及亦以豪杰自负，皆弃置大法师不理会之矣。乃知真具只眼者举世绝少，而坐令近老受遁世不见知之妙用也。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曾子回，对我言曰：“近老无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我若不知近老，则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矣，何用多知乎?多知即不中用，犹是近名之累，曷足贵欤?故曰“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吾不甘近老之太尊贵也。近老于生，岂同调乎，正尔似公举动耳。乃生深信之，何也?五台与生稍相似，公又谓五台公心热，仆心太冷。吁，何其相马于牝牡骊黄之间也?
展转千百言，略不识忌讳，又家贫无代书者，执笔草草，绝不成句，又不敢纵笔作大字，恐重取怒于公。书完，遂封上。极知当重病数十日矣，盖贱体尚未甚平，此劳遂难当。但得公一二相信，即刻死填沟壑，亦甚甘愿。公思仆此等何心也?仆佛学也，岂欲与公争名乎，抑争官乎?皆无之矣。公倘不信仆，试以仆此意质之五台，以为何如?以五台公所信也。若以五台亦佛学，试以问之近溪老何如?
公又云“前者《二鸟赋》原为子礼而发，不为公也”。夫《二鸟赋》若专为子礼而发，是何待子礼之厚，而视不肖之薄也。生非护惜人也，但能攻发吾之过恶，便是吾之师。吾求公施大炉锤久矣。物不经锻炼，终难成器，人不得切琢，终不成人。吾来求友，非求名也；吾来求道，非求声称也。公其勿重为我盖覆可焉。我不喜吾之无过而喜吾过之在人，我不患吾之有过而患吾过之不显。此佛说也，非魔说也，此确论也，非戏论也。公试虚其心以观之，何如?
每思公之所以执迷不返者，其病在多欲。古人无他巧妙，直以寡欲为养心之功，诚有味也。公今既宗孔子矣，又欲兼通诸圣之长：又欲清，又欲任，又欲和。既于圣人之所以继往开来者，无日夜而不发挥，又于世人之所以光前裕后者，无时刻而不系念。又以世人之念为俗念，又欲时时盖覆，只单显出继往开来不容已本心以示于人。分明贪高位厚禄之足以尊显也，三品二品之足以褒宠父祖二亲也，此公之真不容已处也，是正念也。却回护之曰：“我为尧、舜君民而出也，吾以先知先觉自任而出也。”是又欲盖覆此欲也，非公不容已之真本心也。且此又是伊尹志，非孔子志也。孔孟之志，公岂不闻之乎?孔孟之志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是以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孔孟之家法，其自重如此，其重道也又如此。公法仲尼者，何独于此而不法，而必以法伊尹为也?岂以此非孔圣人之真不容已处乎?吾谓孔孟当此时若徒随行逐队，旅进旅退，以恋崇阶，则宁终身空室陋巷穷饿而不悔矣。此颜子之善学孔子处也。
不特是也。分明憾克明好超脱不肯注意生孙，却回护之曰：“吾家子侄好超脱，不以嗣续为念。”乃又错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脱，不以嗣续为重，故儿效之耳。”吁，吁，生子生孙何事也，乃亦效人乎，且超脱又不当生子乎。即儿好超脱，故未有孙，而公不超脱者也，何故不见多男子乎!我连生四子俱不育，老来无力，故以命自安，实未尝超脱也。公何诬我之甚乎!
又不特是也。分明憾克明好超脱，不肯注意举子业，却回护之曰：“吾家子侄好超脱，不肯著实尽平常分内事。”乃又错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脱，不以功名为重，故害我家儿子。”吁，吁，卓吾自二十九岁做官以至五十三岁乃休，何曾有半点超脱也?克明年年去北京进场，功名何曾轻乎?时运未至，渠亦未尝不坚忍以俟。而翁性急，乃归咎于举业之不工，是而翁欲心太急也。世间工此者何限，必皆一一中选，一一早中，则李、杜文章不当见遗，而我与公亦不可以侥亻幸目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