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有着鲜明的、永恒的阶级差别，也没有等级制度。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根据所从事的职业来划分等级、评定流派品行。在这一分类方式下，中国人被归入他们所熟知的士、农、工、商这些范畴之内。中国人对不同职业的看法与评价，很容易通过这一由高到底的排序方式看出来。西方社会同中国的士、农、工、商一一对应的阶层分别是学者、农场主（农夫）、手工业者（工人）和商人。
乍一看上去，中国的这种分类方式或许具有哲理思辨的色彩。与身体相比，大脑更为重要，因而学者们被列在社会各阶层之首，高高在上；农民次之，因为唯有这群人可以“无中生有”，各种建设都离不开他们所创造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尽管事实上其他人也能够代替他们的角色；手工业者（工人）侥幸没有排在最末的位置上，因为他们还可以运用自己的头脑与双手，加工或改造原始材料或半成品，满足人们各类需求，这样一来，产品的使用价值也得到了提高；而既不能生产，又无法给任何产品增值或提高其使用价值的商人理所应当地被排在了最末的位置。他们仅仅是利用他人的劳动产品与人们的各种需要，充当交换的媒介而已。无论这些观点正确与否，中国人就是这样看的，“士、农、工、商”
这四个字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含义丰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归于“士”这一阶层，政府的各级官员同样也属此类；所有的农耕者归于“农”这一类；无论是熟练还是半熟练的手工业者或工人都属于“工”的范畴；而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以经商为业的人则属于第四阶层。
事实上，无论中国的商人们在其本国位列何种社会阶层，比起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人们来都毫不逊色。他们精明能干，富有极强的事业心与进取精神。就整体情况而言，应该说是一个绝对诚信与值得尊敬的阶层。他们已然认识到商业信誉对自身行业的意义，因而总是时刻小心地维护信誉。借用英国学者最近所做出的一句公正论断来说，就是“中国商人获得了同他们接触的外国人的尊重”。就在几年前，东方最著名的商贸中心城市的最具实力的一家外国银行的经理就这一问题说道：“我对我们外国商号所赢得的良好信誉非常满意。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毫不逊色。实际上，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人和银行家相比，我更信任中国人。顺便提一下，在过去的25个年头，我们的银行与中国一直有着大量的生意往来，交易金额要以亿万两计的银子计算。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未遇到中国商人不履行合同或不守信用的情况。”在这一问题上我还想补充一点：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位经理人的发言都是举足轻重的。
毫无疑问，使中国商人具有良好商业信誉的原因有很多，不过有一点十分值得关注，即在清朝这一帝国内，一年中固定三天作为“清债日”。在这一期限内，无论是哪个阶层，都要把账目结算清楚。如要延迟结算日期，须经双方同意，但一般不会超过最后一天。这也就意味着一年中的每笔生意以及所有账目19 世纪英国铜版画中描绘的中国工人向货船装运茶叶的情景。茶叶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都要在这一天画上完美的休止符，不能留有任何尾巴。显然，很少有人违背这一规则或打折对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毫不留情的催命鬼。在这一帝国的某些地方，债务人能够得到债权人的许可，在结算的最后10 天期限内，将还贷利率降低几个百分点。然而，除了那些极端贫困者外，极少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请求，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信用将会降低，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借贷情况。在中国，有一项约定俗成的规矩，那就是如果一个体面人要在天黑后出门做事，那么无论月色多么皎洁，他都必须打着一盏灯笼上路。作为遵守这一习惯的体现，在大年初一的清早，中国的城市街头便会看到这样的一幕：穿戴一新的人们一手拿着一叠票据，一手提着灯笼出现在熹微的晨光中，行色匆匆。对他们而言，此刻仍然是新年的除夕。只有将手中的票据结算清楚之后，新年的曙光才算真正到来。这时他们才会吹熄灯笼中的烛火，无债一身轻地深深吸上一口气，享受这新一年的明媚阳光。
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因为他们具有极端智慧的商业头脑，一方面对生意场上的事极富远见，精明异常，另一方面吃苦耐劳，毫不妥协，立志胜过自己的对手，所运用的方法与手段多种多样，高妙绝伦，令人拍案叫绝。中国的商人同西方精明的商人一样明白，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将商品卖出，有时候也能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在北京，一位中国人开了一家小型旅店。依照中国的划分标准，他就是商人，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按照上述原则做生意。有一天，他到大使馆来向我们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依照我们本国的法律，他是否有权将一位拖欠房钱的美国客人驱逐出去，并扣留他的行李作为抵押或者赔偿。我们给予他肯定的答复，同时还建议他：倘若真的要驱逐那位身无分文的美国人的话，最好不要扣留他的物品，因为那堆东西加起来绝不会超过2.5 元钱。
“也许真的是这样，”他说道，“但这总比一分钱也没有的好。实际上，当那个人刚刚来到旅店的时候，我答应让他一天交1元钱的食宿费。可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店里住了六个月之后，还从来没有交过半文钱。为了减少损失，我只好同意将食宿费降到一天0.5元。”在此我们举出这一事例，并非为了体现中国商人的精明，而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精明着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同西方的同行们相比，中国商人身上有很多极其重要的不同点。
西方商人注重商品的成本与质量，以及市场上的行情，普遍根据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情况来制定具体的价格。中国商人除了同样注重以上因素之外，还特别热衷于研究和判断顾客的阶层与消费心理。当有顾客光临时，他首先将对方从头到脚打量一遍。只这样一看，随即就能正确地判断出对方所属的社会阶层，是否出手阔绰，是否熟知流行的商品价位，诸如此类。只有在完成这一系列前期的研究之后，他才决定向对方报出商品的价格。由此可以看出，在此种情况下，商品价格是因人而异，依人而定。商品的实际价值则不是决定因素。在中国，买同样的商品，外国人总要比中国人付出更多的钱；而那些不通语言的外国人，他们在买任何一样商品时，为此种无知所付出的代价往往要高出商品实际价格的10%，甚至是100%。
在一处市集上，一名年迈的花匠在兜售紫罗兰，两文钱一束。他被人群所包围，人们争相购买，看来生意不错。我默默地站在一旁观察了好一阵儿，之后好不容易挤到老人面前，打着手势向他询问紫罗兰的价钱。“36文钱一束。”这名老花匠毫不犹豫地回答。“你这个老强盗，”我说道，“你卖给这些人一直是两文钱一束；对我的要价却是他们的18 倍。”“哦，”他微微笑道，“原来您会讲中国话，是吗？我刚才并不知道。现在也按两文钱一束卖给您吧，与中国人一样对待。”随后，他同周围的人放声大笑起来，以掩饰这次如意算盘落空的尴尬。
通过下面的事例，我们能够了解到中国商人对顾客察颜观色的一些奇特做法。在中国，你来到一家商铺。在仔细看过了几样商品之后，你开始向店员询问这几样商品的总价。假如只有一位店员，他会很快报出价格；可如果是数位店员，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他们总要相互询问一下，确定之前是否有人已对这些商品给出了某种价位。经过这一环节之后，他们才好统一口径答复你。倘若他们忽视了这一重要的防御环节，那么你将会听到不同的报价。由此也就说明他们对顾客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因而露出了马脚。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有幸见过两名伙计在这方面的失误。在他们店里，有件商品实际只值2 元钱，而其中的一个伙计对顾客说要5 元；几分钟之后，另一个伙计则极其诚恳地说，由于商号决定赔本甩卖，所以那件商品只要15 元！
中国人在卖东西的时候，价格依人而定，往往区别对待。只要留心观察在中国购买日常食品（比如牛羊肉之类）的外国人通常所付的价钱，就能明白这一点。购买同一种商品，外国人总要比中国人支付更多的钱，而且不同的外国人也会遇到不同的价格；即便表面上同等价格，在分量上也会有猫腻，缺斤少两是常有的事。在北京，有一名独居的理发师，他不仅对外国人的发型有着深入的研究，而且在要价方面也表现得非常有水平：给外国大使理发，价钱是半个美元（50 美分）；如果是使馆秘书，要价25 美分；普通身份的外国人则是10 美分；而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只要0.5美分。
当为外国人服务时，中国的挑水工、清道夫们也是采用类似的分类索取工钱的。
一次途经日本，我因为感到身体不适，就请来了一名住在日本的中国医生，他专治手脚病。见过面后，他向我透露了他的收费标准：若是中国同胞，看病5美分一次；一般的日本人，10 美分一次；其他的外国人则一律0.5 美元一次。治疗过程中，我当然不可避免地同他交谈了起来。中间他突然问我：
“我听说，中国的一位驻日大使今天到这里来，不知道来看望谁。您知道吗？”
“哦，是这样，”我回答，“我就是他要拜访的人。”
“这样说来，您一定也是大官儿，”中国人说道，“否则他也不会来看望您。”
我十分谦虚地承认了他猜得没错。随后我们就转移了话题。在完成这一次的就诊后，我被告知需要支付1 美元的报酬。此前我们已经介绍过，除了日本人，其他外国人都需支付0.5 美元。因而我对他的收费提出了异议。他用“洋泾浜”英语理直气壮地说道：“既然中国的大使来拜访您，那么您同他就处于同一等级；既然您的等级这样高，那么不管怎样，您都应该支付1 美元，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无论是大生意，还是小买卖，中国人总要讨价还价，这是他们进行交易的一项重要特点。实际上，对他们而言，每笔买卖都像是一场真正的决斗。商场如战场，他们如同古代全副武装的赳赳武夫，充满了斗志，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两斤甘蓝包、一条已经凉透了的烤红薯，或者是一根蔫蔫的黄瓜就能够激发他们卓越的辩才，搜肠刮肚地找寻一鸣惊人的词句，再配上各种各样的手语。
每当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儒家经典怎样成为人们争辩的论据；旁观者怎样被这些人的话所打动，油然升起同情之心；也能够发现人们怎样含沙射影地诅咒对方的祖先在地下不得安宁。当然，你也能够听到较为合理的争论。但所有这一切行为都不过是为了几文钱的微利罢了。
每个人都热衷于占别人的小便宜，而双方往往都是胜利者。购买的人以少花钱为宗旨，而卖货的人则以缺斤少两来弥补。这样一来，双方都感到满意。比如，在鱼市上，你总能看到某些衣冠楚楚的中国绅士郑重地提着一杆秤，秤杆上标有三种不同的刻度，而其中没有一种是标准的计量，因为这杆秤被当作其买鱼时讨价还价的有力武器。中国绅士从盆中十几条活蹦乱跑的鱼中挑出一条，先用自己带的秤称一称，随后再用鱼贩的秤称。其结果往往是，绅士依据自家的秤，认为鱼贩称得太重了；而鱼贩则依据自己的秤，嫌绅士称得轻了。如此一来，第一轮的唇枪舌战便开始了，就因为这样一条普通的小鱼，在双方的秤上竟然有半斤甚至一斤的差别。这轮争论之后，倘若双方能够让步妥协，那么交易也就完成了；倘若双方仍在鱼的分量上争辩，在价钱上也各不相让，那么第二轮的争辩将会不可避免，并且争论越发激烈。两个人都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都认为自己已经尽到本分了，并且极力表明，这种小事不足挂齿，根本不值得为几个小钱浪费唇舌。但他们同时又表示，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不能敷衍了公道与正义。双方都声称自己是正义的忠心守护者与斗士，坚决维护正义，不做违心的事。就这样，两人一直吵得唾沫四溅、天旋地转，直至口干舌燥，声音嘶哑。直到这时，他们或许才可能万分不情愿地做出牺牲，促成这笔交易。
总而言之，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热衷于争辩，也不是出于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或者增加肺活量；这些人真正在乎的也不是那几个钱，而是为了获得那种使对方让步的心理上的成就感。倘若顾客不对店主的报价提出异议，只是顺从地掏腰包，那么，一方面，这位店主一定会备感失落和痛苦，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正当权利受到了损害。而另一方面，倘若一位中国人不经讨价还价就接受了店主的要价，那么他肯定被店里的伙计看成是一个傻瓜。
在中国，没有购买意愿而又询问商品价格，这被认为是一种无礼的行径；同样的道理，倘若在商家告知商品价格之后，未经一番理论，你就一走了之，这也是一种极端不礼貌的行为。举个例子：
“这种毛毡怎么卖？”一位过路人向摆摊的卖毡商人询问价钱。
“25 元钱一块。”商贩回答。
“嗬！”过路人只应了一声，随即走开。这名商贩就会直瞪着那位路人的背影好一会儿，然后突然绵延不绝地破口大骂，搜刮最肮脏和最难听的字眼儿，涉及到对方的祖宗十八代，直骂得星月无光、风云变色。起先，被骂者会放慢脚步，但最终会停下来，犹疑不决地原路返回。待走回商贩的摊位前，他已是怒不可遏，眼看一场恶战已在所难免。
“你干吗骂我？！”路人怒目相对。
“您干吗问了价钱后就不声不响地溜走？”商贩倒打一耙。
“哪里有你这样的天价？”
“这样的价钱又如何？您一看就是个实在人，理应知道这只是我们报的价格而已。要是别人都像您这样，我们还做不做生意啦？您应当停下来和我好好讨论讨论，研究出一个合理的价位，这才是明智之举。您应该清楚，生意人第一次报价根本算不上什么。”
果然，那名路人就真的同商贩理论起来，争论很快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之后，就价格这一问题，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的谅解，交易总算完成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认为，中国人热衷于讨价还价的这种行为，源于他们自身的民族性，因而这种秉性无时无地不存在。在百姓日常的交易中是这样，甚至在政府首脑们与他国谈判，签订意义重大的条款时也不例外。他们总对别人提出很多要求，而力图减小自己的付出；有时候，这样做最终反而赔了本。当然，双方都为自己留有妥协的可能，在真正亮出底牌之前，按照惯例，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地表演一番讨价还价的前奏。在康熙皇帝的圣论当中，多次出现“让”这个字。其意义就是妥协与忍让，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字，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即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这一观念似乎渗透于整个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
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机制，对于统一的度量衡标准，中国人从来没有认真严格地执行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统一的度量衡标准的缺失，这本身就为商业活动中的欺诈行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在市场上，随处可见贩卖拥有两套刻度标准的秤杆。一套用在买东西的时候，另一套用于卖东西的时候。在棉花的交易中，不同的斤与两的比例，有不同的等级与之相对应。商贩在收购粗棉时，按照每斤16 两来算，即定斤定两；收购中等质量的棉花时，按照每斤12 两来算；收购上等质量的棉花时，则按照每斤21 两来计算。商人按尺来卖布匹。在买进时他们会不约而同地使用一种长尺，在出售时则使用短尺。一般情况下，量棉布的尺子要比量毛纺织品的尺子长，而量毛纺织品的尺子又比量丝织品的尺子长。然而，这种种不同的衡量尺度都是约定俗成的。与不同度量相对应的必然是不同的价格，因而它们自身又能够相互抵消这种差异，达到一种平衡的效果。这种计量除了会使一些粗心大意的人成为“冤大头”，以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之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做法始于何时，为何经晚清时期卖灯芯的生意人盛不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发现或对此做出解释。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似乎与中国人的历史一样久远。
在西方人眼中，正像中国人诸多传统习俗一样，他们的这种毫无原则的做法同样令人感到荒唐和费解。显然，这些习俗会造成诸多不便，然而仍是人们行事的主流原则，没有谁试图纠正或改变它们。祖宗之法不能变——这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唯一解释。这一观念实在太古老了，甚至能够追溯到洪荒时期：当我游历于中国的西部地区时，某一天乘车子来到了乡村的一爿小店。我惊奇地发现，小店的院落中堆着几大堆旧的车轴。于是，我向店主请教这些车轴的用途。原来，在小店门前，大路的宽度发生了变化：西行的路比东去的路足足宽出了6寸。很明显，不管是从地形上，还是从疏导交通的方面考虑，这种改变都是不必要的。然而，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真实地摆在你的眼前：只要是带车轱辘的交通工具，到了这家坐落于只有50 个庄户的山村小店前，都必须根据各自前行的方向，换上或宽或窄的新车轴。无论是风尘仆仆、已行遍千山万水的大车车轱辘，还是刚刚驶上路途的小车轮，一经此店，必将更换车轴。至于为何这样做，最有可能听到的解释是：“到了那家店，车子总是要换轴的。”中国人头脑中留存这种遗风旧习的普遍思想与情感完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与逻辑，是一种玄而又玄、令人无法捉摸的事物。
显而易见，由于无法保证严格统一的度量衡标准的执行，加上本国货币价值的不稳定，存在极大的伸缩性，中国所有的商业贸易额度都存在极大的不准确性，很难保证经营贸易金额的精确计算，要做到准确无误更是难上加难。商人只能在某宗具体的交易中，或在经营的某个具体时间段内，估算出目前自己大致的盈亏状况。但是，要知道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他们宁可得到大概的数值，而不屑于锱铢必较。只要可以赚钱，事业发达，不论是投机倒把，还是走私贩毒，都是经商的必要手段；只要看到实际的利润渐渐充实自己的钱袋，他们就乐此不疲。对他们而言，做生意可不是枯燥单调的物与物的交换，而是一场智慧与力量的较量，双方拼死的决斗；按照严格的尺寸将布匹一点点地售出，然后收取固定数量的银两，那是傻瓜和蠢驴才去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那样做生意才是真正乏味、按部就班、愚蠢至极的，毫无智慧、技巧与艺术可言；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能做真正成功的生意（在这一观念上，无疑他们是正确的）。
在中国商界，还存在另一个更为有趣的特征，即合作精神的普遍存在。其具体表现为：一家商号的所有成员——上至老板，下至伺候主顾的小伙计、负责擦洗地板的仆人——都是风险与共，利益相关的。每一位成员在整体利润中所享有的份额都严格按照个体所属的职位高低与责任轻重而判定。虽说红利的分配必然是不同的，但所有成员都怀有同样的愿望：希望财源广进，腰包鼓起。一般情况下，老板与雇员们同宿同食，形同一家。对于商家们来说，这种做法的意义显然不同寻常：所有成员都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牵一只而动全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胳膊肘往外拐或破坏安定团结的行为，其影响不是当机立断地立即被清除，就是想方设法被减小到最低的限度。
中国商人的这种合作精神还得到一种独特的发挥与应用。尽管这方面的应用并不值得称道，但确实是普遍存在的。这就是被外国人称为“揩油”（“thesqueeze”）的行为。在探讨中国商业活动的文章中，倘若没有对他们的“揩油”这一重要的生意经做出讨论，那么绝对是不全面的。
此处的“squeeze”可不是指什么热恋中的拥抱，也不是热情洋溢的握手，而是特指中国商业文化中的“揩油”一词。具体说来，指的就是一个人绞尽脑汁对经手的、又不为自己所有的财物施加“压力”，以使其中的一部分充实自己的腰包。通过“揩”的手段得来的油水是一种未经财物所有人允许但却合法的佣金或回扣。受到“揩油”者斥之为偷窃，但在“揩油”者看来，获得这部分财物完全是天经地义的，是他理应享有的额外津贴。
在同他人的交往中，每一个中国人差不多都有被“揩油”的经历；但同时，他们自身又都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可以说与中华帝国的历史一样久远。据说，这一行为源自一项古老的习俗：很久以前，家庭雇用的劳动力拿不到固定的工钱，雇主通常只提供食宿和每年发一套衣服。而工钱的支付形式如下：守门人从每次运入大门的日用品的总价值中抽取五十分之一，如此日积月累。然后一年有三次将暂获的财物依据每个劳动力在家庭中所干差事的不同级别分配。在中国，普通的家庭都是深宅内院，通常只开一扇大门供人们进出，这就为守门人执行“揩油”的任务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从某种形式上来说，他更像是税务员。如果是一家商号，那么店中的守门人就会对进入大门的所有交易都十分了解。倘若有人拒绝交纳这种“税收”，那么守门人将毫不客气地将他挡在门外。
这种对“揩油”的溯源是否可信，我们尚不能得出结论。但不可否认真实存在着这样的事情：当你同那些商号的伙计结算时，不要妄想拿到足额的钱数；若非双方有着事前的协定，那五十分之一“揩油率”是一定会发生在你们的交易中的。
非常有必要对中国的伙计们进行一项专门的论述。在各个行业、各个阶层中都存在这一群体。他们在主人与老板的授意下，同形形色色的顾客打交道，完成各种各样的交易。所以从广义上而言，他们也具备商人的特质。作为一个整体，世界上或许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人了。他们忠诚沉稳，机灵勤快，很少会抱怨长时间的工作或繁重的活计；他们具备超强的敬业精神，工作完成得一丝不苟。不管是精致的台布或耀眼的银器，还是绝代的珠宝或稀世的古玩，一旦交给清代的挑夫他们去保管，你绝对可以放心，保证完好无损。在我任职于北京的这15 年中，我们的使馆雇用过很多的中国伙计，却从未发现这些人有任何的偷窃行为，也从未因为他们的疏忽造成物品的损坏。人们通常会认为（事实也如此），如果外国的女士们在中国住上一段时间的话，等她们回国后就会忘了如何操持家务——都被中国仆人的优质服务给惯坏了。
虽说中国的伙计们都十分诚实，值得信任，但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忘掉“揩油”的老传统。他们头脑灵活，手脚麻利，起早贪黑，吃苦耐劳；而促使他们表现出这些优良天性的原始动力，可以说就是“揩油水”。不管生意多么繁忙、工作如何繁重，即使加派再多的的额外活儿，他们也不会有任何怨言。因为差事越多，“揩油”的机会也越多。而如果店前门可罗雀，那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另谋主顾：
在此种境况下实在无油水可“揩”。看看他们变化多端、异常丰富的面部表情，就能够知道这些伙计都是擅长研究人类心理的老手。他们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主人的嗜好和弱点，也懂得如何讨得主人的欢心；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掌握好对主人“揩油水”的限度以端稳自己的饭碗——这可是利益攸关的大事。
“揩油”的观念在中华大地已是根深蒂固。久居中国的外国人对此深有体会：一切预防的措施都只是徒劳，最终都无法避免被“揩”的命运。倘若有人决意亲自去集市购买所需物品，那么很快他就会发现，仆人也正悄无声息地尾随而至，朝所有同他有交易关系的人索取回扣；而如果吩咐仆人去买的话，那么即便加上回扣的部分，花费也远比自己亲自去要少。所以无论怎么看，这种改革都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既费时间又费钱。
倘若主人还不甘心，又生一计：设法掌握所有日用品的普遍价格，以防仆人从差价中“揩油”。这样一来，仆人就会从购买物品的分量上打主意：原本只买了4 斤，却向主人报5 斤的账。或许主人会用事先准备好的中国标准的计量工具，对仆人所买回的物品一一验明正身，以为这样就不会有差错了。但没过多久他就会发现，自己的秤杆上标的是14 两，而不是标准秤的16两。原本以为终结了的“揩油”行为，却仍然在主人浑然不觉中进行着。倘若仍然气愤难平，那么主人很可能会设法弄来一杆经过检测的、完全放心的秤。在完成每次的检验工作后，十分谨慎地将它锁在柜子里，以防被人做手脚。所有投机的漏洞都被彻底堵住了，这下总该万无一失了吧。用自己的标准秤的确能够检验出买回来的物品是否够分量，然后再按市价付钱。然而俗话说的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如，仆人买回来一斤羊肉。当主人称够了分量随即转身离开时，厨师早已砍出一大块羊肉，拿到屠夫那里换银子去了！
我的一位朋友就曾将以上的这些方法付诸实践，但没有一项令他感到满意。他的第六感总在告诉他，自己还在被“揩”着油。某一天，他将厨师召唤到餐厅，指着摆在桌上的那块小得可怜的烤羊肉，让他对此做出解释。当时当刻，厨师毫无慌张之色，神情自若，以异常冷静的口吻说道：“您说得没错，那块羊肉确实变小了。可是您要知道，在北京这种异常干燥的地方，烤羊肉的收缩性可比在贵国厉害多了！”
倘若在万般无奈之下，主人只得将“揩油”不止的仆人解雇，这种做法不见得就是明智的。不久，主人或许会发现（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后来的情况更加糟糕：后面招来的仆人不仅继续“揩油”，而且还吃里扒外，将“揩”的一部分所得作为津贴补偿给前面被解雇的人。几年前，一位在北京外国使馆的大使决心杀一儆百，遏制“揩油”这股不正之风，于是辞去了使馆的守门人。而这名被解雇者却在“揩油”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直到很久之后，使馆人员才发现，新任守门人联合其他仆人，依照以前的标准按时给前任守门人送钱，直至他去世。并且还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花费也全部由这些仆人们承担。最终的真相是：他们中间有专门的记账先生，还在银行开了户头，所有“揩”来的钱都存在里面，一年三次的分红从来没有变更过。
要想同中国人就这一传统存在的不朽意义进行探讨和辩论，完全是白费力气。我们能够肯定的是，这是一种历史产物，对此你应该多加小心，能做的就是将其控制在较为合适的限度之内。不要奢望彻底根除这一陋习，除非中国人的国民性都被彻底改造一番。实际上，首先受到损害的人是中国人自己，而并非外国人。因为后者从不拐弯抹角，总是不失礼貌地直接询问全部物品的价格；而中国人碍于他们的面子和尊严决计不会那样做。因而他们也就成为了这一陋习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仆人们会一直放胆地、毫无止境地“揩”下去；即便“揩”得再疼，主人们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
在最后，我还应当说明一下。本章节后半部分所提到的中国人种种生意伎俩与传统，我只不过略微扫上几笔，绝没有将其作为中国商人的本质特征加以阐释的意思，这部分内容同前半章论述的中国商人崇高的职业操守毫不相干。
我之所以在后半部分持批评态度，是为了说明：大千世界，人类的天性都是一样的。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没有！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诚恳敬业的。他们恪守职业道德，讲求信誉，深得信任；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一些喜好玩弄把戏、唯利是图的人。伟大的事业折射出人的伟大，渺小的事情反映出人的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