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可以说，在中国，对于一个人来说，礼仪似乎比他的道德水准还要重要。仅就其表面刻板严格的礼节形式来看，这个民族不愧是一个礼仪之邦，其讲求礼节的艺术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的确，这些礼节中的大多数已经被仅仅衍化成了某种癖好或者习尚而已。虽然实实在在的本质内容有所缺乏，但其烦琐无益的形式仍在，对其还是有着苛严的要求的。在中国，不论是赶车夫，还是路边衣衫褴褛、气味熏人的乞丐；也不管是农村里的乡下人还是城市中的公子王孙，莫不亲历躬行，他们一般都不敢失却礼数。多数情况下，你可以当面对一个中国人说他是撒谎者和骗子，他反而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并且坦然接受。但是，如果你指摘一个中国人，说他礼数不周或者说他的言辞不当，有违常规，那么他立即就会脸红脖子粗地和你理论一番。
如同我们料想的那样，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她的那套礼仪习俗不仅早已有着非常具体和固定的发展，而且繁杂异常，让人难以应付，动辄出错。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渗透到了，简直是无孔不入。中国人在交谈时，总是有一套固定的模式遵循，他们总是不切实际地吹嘘对方一番，同时又总是索然寡味、令人恶心地将自己贬得很低很低，似乎是如果不这样做，自己便显得不够古怪稀奇和愚蠢可笑一样。哪怕是在谈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们也要这样做。这样，便使得谈话在很大程度上味同嚼蜡、索然无味，使语言的鲜活魅力和独创性完全丧失了。例如，在两位绅士或者两名乞丐初次见面时，他们不能免俗地要依照以下的模式开始交谈。以下就是他们的一段简短对话：
“请问您贵姓？”
“兄弟免贵姓张。”
“高寿几何？”
“不高，马齿徒增七十年。”
“府上何处？”
“寒舍在某某地方。”
“令郎如何？”
“犬子怎样怎样。”
诚然，在这样的对话中人们也能获取那些实质性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十分简单，给出的答案也非常正确。但是每一句的一问一答都必须小心谨慎地来遵循以上固定呆板的模式。任何一个恭维和贬抑字眼的忽视或省略，都被视为失了礼数，因此也就是对对方的冒渎和不敬。的确，这一做法的初衷是出于对别人的尊重，它本身并没有错。也正是出于这种良好的愿望，双方的谈话总是扬人贬己，互相谦让。但是我们有着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做法原有的精神实质早已失去了，变成了没有意义的语言空壳而已。情形即便不是如此，那么这些粗俗的彼此恭维也只能使谈话荒诞不经、华而不实。
在中国，同辈人之间若直呼其名，将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失礼行为，这是一条置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但是它也有例外，即在至交和近亲之间可以不必遵循。除此之外，即使同胞兄弟也不得彼此直呼其名，否则，只能让对方心有不快、怒气冲天。他们只能说“尊兄”，或者“贤弟”。一母所生的大丈夫们可以不止一次由于仅仅没有遵循这一规则，而反目成仇，厮打得不可开交。这是有案可稽的事实。中国人有的做法非常独特，就是依照数字来排列和分辨孩子们的长幼先后顺序。依照这种逻辑排列，琼斯先生的大儿子将被称为“琼斯老大”，二儿子称为“琼斯老二”，三儿子被称为“琼斯老三”，以此类推。在社会上或公众场合，官阶和地位对等的人，既可以直接用官衔对他们称呼，也可以称他们为“尊敬的琼斯老大”，或者“尊敬的琼斯老二”，等等。以上做法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礼貌有加的行为。
另外一方面，长官或者长者可以自由随意地对下级的同僚们或者晚辈们直呼其名，因为他们既有权利，也应当这样做。如果他们对下级或者同级晚辈采用同辈之间的那些称呼，那将被看作是无知愚昧的下里巴人。这一事实为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同辈人之间礼节的奇特问题提供了答案。人们在同辈人之间若是直呼对方姓名，那便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企图，侵犯了长官和长者的权利，是僭越行为。以称呼区别长幼尊贵，诸如此类的细小情节不胜枚举。这经常让外国在华居留者和他们所雇佣的中国仆人谈话时，频繁出现错误，狼狈不堪。据我所知有这么一位外国的绅士，总是管他的勤杂工叫“老兄弟”。因为绅士对汉语是一无所知，听到其他的仆人对勤杂工是这样称呼的，于是他就自然而然地认为“老兄弟”便是他的姓名。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的一名成员曾收到过一份严正的抗议，因为他一直将总理衙门大臣称为“恭亲王”，而不是称“王父”。依照中国的礼仪习惯，后一种称呼应当是该采用的，而非前者。此类的错误并不能将其只看作是一个笑话，某些时候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因为依照东方人的观点，形式上的礼节的重要性往往要超过事情的本质内容。所以经常犯礼节性错误的外国人总是被视同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乡巴佬，因此这有时会对一些重大事务的交涉有着恶劣的影响。
总体说来，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礼节问题是发挥着重要影响的，所以中外之间由此而产生的严重摩擦和误解，非常人所能料想。中国的官员对自己的颜面和尊严特别注意，有时简直到了冥顽不化的程度。各级官员相互交际往来，是要遵循着一套非常严格苛刻的礼仪规范的，无论是谁都不得违反。因此，自然而然地，他们对将更高的礼遇加到与自己同等或者近似级别的外国官员身上是强烈反对的。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在中国，每一位有着一定级别官员宅邸的大门一般都是由三个门洞组成：中间的大门是对开的两扇，而位列两边的小门则是独扇闭合。庄重威严的中央大门仅对那些和自己级别相当的官员开放，这是一条严格的规定。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驻广东的各国领事代表们从未当面拜见过当地的督抚，因为当他们来求见时，督抚拒绝打开正门来迎接。而他们不愿意从边门登堂入室，于是双方就较上劲了。应当承认，督抚的官阶要比领事代表高出很多，但是，他们坚持己见，如果不是让他们从正门进入，那将是侮辱了他们所代表的各国政府的尊严。这一问题引起了一系列令人很伤神的辩论和争吵，数年来对中外双方的贸易关系以及其他事务的往来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直至最后，事情还是由督抚做了让步才得以解决。
与此事非常相像的是，有关外国人如何来晋见中国皇帝的问题。对此人们早已多有论述。事实上，朝廷是几乎在经过了长达六个月夜以继日的争论研讨之后，这一问题在1873 年才最终有了答案。其原因并非是见还是不见皇帝的问题，而是因为它与整个天朝的礼制和体制问题有了牵扯，非同小可。对于外国人晋见皇帝，中国人从未反对过，但是他们坚持，外国人在晋见时也必须依照中国的礼仪行事。从古至今不管是官阶多高的王公大臣或者皇家的王子王孙，无论他们在什么时候拜见皇帝都要按礼行事，都要“三跪九叩”，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磕头”。其具体的步骤是双膝跪下，双手触地，然后再以额触地。如此三次，礼仪方为完成。应当承认的是，这种要求并非是高雅和尊重人的做法。各国代表理所当然地对中国的这种礼仪表示拒绝，他们的理由是，这种礼仪非常有失身份，非常不得当。因为他们都是自己国家政府的正式代表，而这些政府与清朝政府应当是没有高下悬殊之分的；并且，他们即使在拜见自己本国的最高统治者时，也从未被要求需依照中国的“三跪九叩”行礼。所以，他们见外国统治者时只同意行拜见本国统治者时的行礼方式，绝不同意遵从其他表示更加忠顺屈尊的礼仪。中国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一再坚持，并且一坚持就是近六个月之久。但最终还是他们做出了让步。因为我遵照美国政府的指示，转告清朝政府，如果他们还是继续坚持原先的要求，那么美国政府将宣布断绝与清朝政府的外交关系，然后“依照形势的发展及其态势的严重程度”，美国政府将会对此做出相应的进一步指示。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清朝的皇帝陛下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最终放弃了他们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让外国人对他深深鞠躬，以使他满意。还有两件小事是值得一提的。外国人在外交活动中总是佩带仅起着装饰作用而实际上是毫无威胁的刀剑，但是中国人却强烈反对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在拜见皇帝时无论佩戴什么刀剑都是异常严重的失礼行为。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他们成功地让我们的一位外交代表出了大洋相。这位代表眼睛高度近视，如果让他摘掉眼镜，那么他便和盲人无异。中国人利用了这位代表尽人皆知的好脾气，要求他在晋见皇帝时不能够配戴眼镜。他们说，依照中国人的礼规，在皇帝面前脸上架着眼镜是很不合适的。代表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结果只能是由另一名同事搀扶着进宫拜见皇帝。
在中国，关于怎样来接受一杯茶和如何饮用的礼节也许貌似简单，但实际并非如此，里面的学问非常高深。许多外国人都在这一问题上出尽了洋相。以下就是我所听说的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一位美国绅士因某件事务来拜访一位中国官员。一开始，官员对他礼遇有加，甚是客气。客人入座之后，仆人立刻就上了一杯茶。官员双手端起它，高举齐眉，以非常庄重的神情，递至美国绅士面前，结果客人只是坐在那儿接受了这杯茶。然后官员正襟危坐，仆人为他上了一杯茶。在风尘仆仆的长途奔波之后，客人早已是口干舌燥。于是，他端起茶杯就一饮而尽。这下可就惹了麻烦。中国官员脸色一变，他一改刚才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的态度，换上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态度，对美国绅士所要求谈论的事务根本不予理睬。最后，像是对待仆人一般地将其打发出了官府。
在这件事上，客人犯了两个礼节性的错误。而在西方人看来那都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却是了不得的大事。首先，当主人给客人敬茶时，他应当站起身来接受；其次（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管当时客人的嗓子眼儿里是如何的干，他都不应动那杯茶，除非主人再三催促请他用茶，并且带头先尝。客人还应当了解，在中国，当主人再三劝茶的时候，那时客人便应当知趣地赶紧起身告辞。如果客人的官衔比主人要高，那么他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限制和拘束；但如果实际上他的官阶要低于主人，那么按照中国的礼俗，客人就只好老老实实地见主人的脸色来行事。当主人认为谈话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的时候，他就端起茶杯表示客人可以离开了。
看来，那位美国绅士在那之前并未拜见过中国官员，而那位中国官员之前也还未见过外国人的模样。于是，他是依照中国人的眼光，对美国客人的一举一动进行观察，以判断他是不是一位有修养的绅士。只是看到客人这样饮茶，官员便将对方看作是没有修养的人。结果，美国客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对主人的拜访也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位居庙堂还是身处江湖，都对诸如上述之类细微烦琐的礼节极为重视。虽然中国人将这些细微的礼节看作是个人品行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对此观点却没有过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一个人想同这些东方人处好关系，同时他又希望来和他们做重大交易的话，那么他对这些礼节就不要轻易忽视，因为那是极不明智的。中国人在对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做判断的时候，显然就是根据那些细小而无关宏旨的礼节标准。这些标准就如同这个民族的历史一样绵长，如同高山大河一样永恒，千秋万代、子子孙孙地传衍着。我们可以讽刺和嘲笑这些，因为在这之中的确是有许多内容都是枯燥乏味和荒诞不经的。但它们是客观存在着，作为这个民族遗传基因的一部分存在着。
不管是谁，倘若希望与中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试图成功地同他们一起开拓某项事业的话，他就必须对他们的礼俗加以重视和遵循。当然，对于其中有辱身光绪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场景份的内容还是应当区别对待的。对那些由于忽视或者存心违反礼节的行为会产生的恶劣影响，我甚至能够写出一本专著来介绍给读者。正如我以上所述，中国人对同级与同级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的道德礼节规范是尤为重视的，而外国人往往在这一方面会出现差错。
有一次我派遣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去中国的某个省城，会同当地的巡抚处理一件公务。这位绅士对自己拥有的一座墨西哥出产的马鞍很是自豪，马鞍上面点缀着无数毫无用处的物件。倘若将此鞍配在一匹身材高大的马的背上，或许看起来很是壮观，既威武又漂亮，可是这位绅士骑了一匹中国的马，身材很矮小，将鞍子架到马背上之后，我们看到那个可怜动物露在外面的仅剩头尾了。随后，他又脚蹬带有马刺的墨西哥长靴，头戴阔边帽，手持一条沉甸甸的鞭子，就这样，他登上了征程，代表着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一路之上，所有的狗都跟在其后，狂吠不止；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异常惊讶地用迷茫的眼光盯着这位不速之客，以为动物界有一个新的变种出现了。经过栉风沐雨的连续奔波，这位绅士终于平安抵达目的地。来到省城仅用了半小时，绅士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其神速的程度简直难以形容，以至于我们只好将其理解为他是想尽快了结此事。并未洗漱一下，他带着一身的尘土和劳顿，跃上马背，沿着铺设平整的街道向巡抚衙门狂奔而去。到了那里，他胡乱地将马拴在附近的一根柱子上，然后用鞭子的手柄砰砰地敲击那庄严肃穆的大门。听到声响开门的高贵仆人吓了一大跳，惊异得瞠目结舌。绅士一把将自己的名片塞给仆人，让他去通报。结果，巡抚拒绝接见他。但是回话说，可以提供给绅士和别的官员交涉那件事情的机会，然而绅士却又表示对此难以接受。这样他在省城足足等待了一周之后，还是毫无结果，于是只好打点行装踏上归程。在归途中的某座城市，他一度受到人们的骚扰和围攻。显然，由于这位绅士举动的不合礼仪，让他肩负的那项使命变得复清朝的君臣之礼杂起来。在随后的三年中，这件使命一直被来回推诿，让人劳烦心神，伤透了脑筋。但我想还是应该向读者交代清楚这一事件的最后结局，以便有始有终；同时，也是为了说明认真遵守中国礼规习俗的意义是何等重要。在事情过去了三年之后，我肩负着同一使命来到了同一座省城。还是同一位巡抚，但他却是异常客气和友好地接待了我。仅仅就是在第一次会谈时，我们便圆满地解决了问题。
前一位领事代表如果是稍稍尊重一点中国的礼仪的话，那么他同样也能够办好此事。在本质上我与前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各自的处事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不管在何时何地，在中国，当两个熟人骑着马相遇，或是坐着马车相逢，或是乘着轿子碰见之时，每个人都应当下到地面，向对方打招呼。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人都要力争先下到地上，恳切地和对方说不必屈尊，但对方却总是还要下来。在一通寒暄问候之后，双方必须再礼让一番，让对方先走。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总是显得那样执著，那样热切，那样真挚坦诚。然而实际上那都只不过是一套烦琐却毫无意义的逢场作戏而已。对于谁应先下马下车或落轿，双方心里都心如明镜，彼此心照不宣。倘若有人经不起朋友的再三恳求，在该下的时候没有下，或是在不该走的时候先走了，让年长自己很多的朋友或者地位高出自己很多的朋友站在街上送自己，那样的话，他就麻烦了：朋友们对他将不再认可，对其也不再信任，而他作为绅士的声誉，从此也随之杳然。
然而，在一些素有修养的中国人中间，却表现出更多人类的天性。他们在从不公开地忽视或者违反乏味枯燥、冗长无用的繁文缛节的同时，总是想方设法来对其回避。其直接的结果，便是那些从不步行的绅士们，在大街上永远不愿碰见自己的朋友，或者他们直接对朋友视若无睹。如果坐在车里或者轿子里，他们总是将帘子拉下来，遮得严严实实；如果是骑在马上，他们的眼睛会对另一个方向看，就是不朝你这边看。我认识这么一位中国官员，有一次我和他在街上相遇时，他非常客气地对我鞠了一躬，以示致意；而同时他对另一位既是朋友又是同事的官员却毫不理会，他已经和这位朋友共事40 年了，几乎天天打交道，可以算得上是莫逆之交。但是当他在面临着依照外国的习俗随意地与我打招呼的同时，又面临着一套装模作样、徒耗心神的礼节时，他权衡之后，只好对后者装作没看见。
在中国，当数人要进入或者离开一个房间，或者要就座于同一张桌子时，也是有着一套令人感到相当厌烦的荒唐礼节。事实上，每个人都十分清楚他自己的位置在何处，因为那是按照他自己相对于别人的地位和官阶早就确定好了的。
因此，每个人都清楚谁应当排在末尾进去，谁又应当出来时走在最前面；或者谁应当居上席，又是谁应当坐下首，等等。对这些规则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任何偏离或者违反它的行为都是不能被容忍的。虽然如此，人们总还是身体向后移动，总是要劝别人先行。在每个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各得其位之前，这种友好的谦让必定是要持续数分钟。似乎中国人一直以来对时间都是异常慷慨大方的，倘若他们稍稍对其重要性有所认识的话，那么他们会意识到在这种虚情假意、来回礼让上所耗费的时间将是一笔相当惊人的损失。以下是我在总理衙门所经历的一件事情。那一次我去那里是为了交涉某些问题。当时衙门里只有两名官员，他们一道出来迎接我。我们在门口挣扎了半天，才找好了进门的顺序；接着在那通常议论正事的圆桌前，又经历了一番你推我让，然后我们才各自入座。就在我们谈话当中，又先后来了五名其他的官员。每有一人到来，那些已经入座的就赶紧起身走到门外迎接，大家又是互相推让一通，依次进来，然后再你推我让地谦让说自己坐下首，把上席推给他人。就是在这样滑稽的闹剧中，大量宝贵的时间被白白浪费掉了。那一次，在仅仅两个小时的会谈里，我们先后变换了五次座位。
据说有人这样认为，作为整个民族来讲，中国人所犯的许多错误和吃的苦清代最大的礼节————磕头下跪头，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对礼节过分苛求所造成的。在他们看来，一个简单坦白的“不”字是最不礼貌的。在拒绝别人时，应当使用委婉曲折、十分遗憾的语气，让人觉得自己的确出于无奈或者是力不从心、不能胜任。一般不会出现不给面子或者不赏脸的事情。即使偶尔出现了，那么拒绝者脸上也是一副惶恐不安、万分难过、确实爱莫能助的样子。在经历诸多世纪的这种磨炼之后，中国人在找寻各种遁词和借口方面早已成为行家里手，其他民族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我们从未发现有中国人在不愿做某事或不欢迎某人时，找不到一些添枝加叶、冠冕堂皇的理由以进行搪塞。
以上的做法我们在谈话中、在处理那些不适宜的话题时也同样适用。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绝不能笔直地一条道走下去，必须回环曲折、曲里拐弯。
中国人绝少讲不得体或者有意冒犯他人的话，即使对别人所讲的话感到很不高兴，他也不会将其表露出来。他会不动声色地讲述某一个能影射此事的故事，让对方自己去体会其弦外音、话外意，让对方能够据此推知自己的不满以及不满的原因。当然在我们看来是直说无妨，但是中国人觉得那样做会更好一些，既顾及了他人的颜面，又可以不伤和气。如果一位中国的仆人对其所做的活计感到不满意，或者嫌待遇太差，他从不公开表露抱怨或不满的情绪，因为那会被认为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但是，他会立即“将自己的老爷子杀死”，即谎称自己的父亲去世，或者让自己的老大哥“生病卧床”，即谎称自己的哥哥生病，然后告诉主人这一不幸的消息，作为他辞去工作的借口。倘若这是一名外国人的中国仆人，同时他的主人不甚精通这种东方人的习俗的话，那么这位主人很可能真的相信了仆人的话，对仆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和慰问。仆人在感到厌恶和愤怒之余，或许他真的会一走了之。于是，主人便失去了一位宝贵的仆人；但是，如果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喜欢拐弯抹角的做事习惯早就习惯了的话，那么他除了对仆人所说的不幸表示遗憾之外，他会马上向另外的雇员了解清楚，这位仆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再视当时情况而酌情处理。一般说来，他会揣着明白装糊涂，装作不知的样子，任凭仆人去“悲伤哀痛”。因为，如果他戳穿了事情，那就会令仆人颜面扫地。那样主人就是送他金山银山，他也不会动心，他会决意走人。
中国人对他们所不喜欢的事情所采取的曲意掩饰，以及他们将自己真实感情和行为动机隐藏的种种极端做法，是让人感到十分诧异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皆是如此。在对这一礼节的亲身躬行方面，最高级别的官员和学识最渊博的学者未必比那些最下贱的苦力们高明。至少他们是不分轩轾、难分高下的。当他们不得不告诉别人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幸或者不愿再提的事情时，他们所使用的口气和神情竟是给人以等闲视之、无关痛痒的印象。我就认识这样一位中国官员，谈到自己的独子不幸夭折时，泰然自若，一笑置之，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事。
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的想法里，再也没有比这更加糟糕的事情了。只有在私底下面对自己的至亲好友时，他才再不会去顾及什么颜面和礼节，一吐胸中的块垒，将自己的哀伤完全倾诉出来。
对于自己的真情实感，中国人常常是惯于压制和约束的，这是十分不正常的。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作为整个民族似乎感觉迟钝、麻木不仁，就像冷血动物一样。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他们情感丰富、目光敏锐、自尊高傲。和我们料想的一样，当他们被惹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们如同脱缰野马，行动完全是由感情来支配，对于结果是根本不管凶吉。按照我们的观点来看，在这时他们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和他们平时对真实感情进行压制和约束的做法相比，同样是荒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在使馆中唐和不必要的。这样的结论似乎过于苛求了，或者很不公正，因为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我们的相比，简直是有着霄壤之别。他们总是将自己厚厚地包裹在一套冠冕堂皇的礼节仪规的外衣之下，只是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别人才偶而对深藏其中的某些底蕴有所窥得。外国人中至少有一半人认为，它并未包容人类天性中的优秀品质。在我们看来，芝麻粒般大小的事情就会让中国人怒气冲天、暴跳如雷。这一事实更是加深了以上的错误看法。有人刚刚被狠狠地侮辱了一通，他却仅是付之一笑；隔了一会儿，另一个人没留神踩了他的脚，结果他却勃然大怒，无人能够劝止。不能很好地平抑怒气是孩子气的表现，而忍辱含垢也不是男子仅应具备的气节，或许我们会这样想。但是这种想法只对一些特殊的事例适用，不能代表普遍性。许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人都是在自我克制和恪守礼节等法则信条的控制束缚之下，只有对这些信条和法则有了真正的了解之后，并以此作为评判的依据，我们才有可能对现今的中国人做出理性的、公允的评价。
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表达他们的意愿或者追求某件事时，总喜欢采用单刀直入的方式，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使得中国人感到惊慌失措和迷惑不解的了。因为他们总是就像穿衣服一样，谨慎小心地将自己的意图紧紧包裹起来；而我们总是赤裸裸地表露自己的意图。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一方面，我们经常急得上窜下跳、火烧火燎，也对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难以弄明白；另一方面，他们却经常因为我们的直率而误入歧途：将我们所需求的东西错误地认为并非我们的本意，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他们在满足我们的同时，心里往往却是在暗暗地扬扬自得。
下面的事件能够很好地说明中国礼俗极端复杂的另一方面。1881年1月，有一天我们雇佣的管家突然告知我，他必须辞职离去。我很诧异，因为他已经在这工作了将近10年了，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我问他突然辞职的原因，他回答说，头一天晚上，他吃过晚饭后有事外出，便将和烧火的伙夫同住的宿舍锁了起来，结果却粗心地忘记了留下钥匙，而是带在了自己身上。当时伙夫也出去了，到11点才回来，自然，因为没有钥匙，他没有办法进入宿舍上床睡觉，所以便出了乱子。
其实伙夫原本可以很简单地到另一个仆人的宿舍去对付一宿，但他没这么做。他非常生气，于是来到了就在附近的管家的家门口。不知怎么回事，伙夫越想越气，越气越想，不由得怒气冲天，暴跳如雷，开始在那里高声骂起街来，指名道姓地骂管家的妻子和老娘，尽是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深更半夜吵得街坊四邻不得安宁。
这样大约过了一小时之后，伙夫回到领事馆，到另外一个房间和另外一个仆人睡了一晚上，本来他早就应该这样做。事情的经过大体上就是这样。管家还告诉我，由于伙夫闹得太严重，并且大家都已知道了此事，因此他要同伙夫“打官司”。由于考虑到两名在同一主人手下的仆人打官司对主人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他请求先辞去工作。
在听了管家的陈述之后，我首先对他说，只要伙夫待在领事馆里一天不走，中国的任何法庭都不会受理他的控告和申诉。因此，除非是同时也将伙夫解雇，否则，放弃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其次，我告诉管家说，将此事诉诸法庭将会是让伙夫当着至少五百人的面，复述他所骂过的脏话，而当时听到那些脏话的人也不过五六十而已。我向管家许诺，一定认真调查此事，如果情况属实，必定惩罚伙夫；同时，我还对管家说，希望他不要辞职，我叮嘱他，在我想法解决这一难题之时，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对此，管家迟疑犹豫了一阵，最后总算同意了。
送走管家之后，我派人叫来伙夫，再听听他的说法。非常奇怪，伙夫的话与管家的陈述是完全一致的。他承认完全是他一人的责任，并且还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耻，非常内疚，同时还答应对于主人所给予的任何应有的惩罚，他将无条件接受。我就其行为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明白地告诉他，假如他是一名外国人，用同样的脏话辱骂了另一名外国人的亲属的话，他也许早就送了命了。
我对此事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又过了两天，我同时将管家和伙夫召来，让他们站在我和其他的仆人面前。接着我从头到尾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二人均无异议。随后，伙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管家的面前跪着磕了三个头，以示谢罪，并请求对方宽恕自己。我又派他和管家以及另外一名仆人一起到管家的家里，向受了他辱骂的管家的妻子和他的老母亲做了同样的道歉。这就是中国式的解决方式。既然受害的一方已经没有了什么意见，我认为事情已经过去，麻烦已经消除。
但是两天之后，管家又来找我，说虽然他和他的亲属还都满意伙夫的道歉；但是，那些伙夫骂的污言秽语早已传进邻居的耳朵里，邻居对伙夫已经认罪道歉却并不知情，他们已经对他不屑一顾、冷眼相看了。因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除非他能够有法子重新漆一遍自己的大门”——也就是除非让大家都知道伙夫已经赔礼道歉了，否则街坊邻居们将不再理睬他，甚至还有可能将他驱逐出去。
我认为他说的话也是非常有道理的，考虑了一会儿，我对他说：“好吧，我想您是对的；我将伙夫半个月的工钱扣下，以示惩罚，作为赔偿，我将钱交给你。然后你告诉邻居们我的这个决定。现在我就把钱给你，等到月底我再从伙夫的工钱中扣除。”
我递给他3 元钱。
但他还是拒绝接受，说：“不，不。这钱我不能要。那样只能使事态更加恶化。邻居仍将会说，对我亲属的谩骂和侮辱仅仅花3 元钱就可以抵消。”
“那么您看应该怎么处理？”
管家答道：“请您将钱给另外的一名仆人，告诉他这钱的来历，他知道应如何用。”
我照他的话去做了，把钱交给了马夫。我告诉他，他可以用他认为的最好的办法，让管家的邻居们觉得此事处理得完美无缺，还要使他们都知道伙夫已经做了应有的赔偿。原本我以为他们会用这钱去置办一桌酒席，请街坊四邻们都到场，让伙夫在众人的面前，再表演一次他的谢罪和道歉。
可是三天之后，马夫来告诉我说：
“我已经完成了你交给我的任务。我花1.4元买了一些油漆，又花1 元请了一名漆工，让他做好了该做的事了。现在还有0.6元钱剩余，您看该如何处理？
我对此感无比的讶异，说：
“您说的我不太明白，什么乱七八糟的买油漆、请漆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于是马夫对我解释了先前管家所说的“重新漆大门”的真正含义。原来北京有一种风俗，在类似这样的事件中，肇事者一定要出钱将受害者家的大门漆刷一新，来表示公开的赔礼道歉，收回前恶。所以，马夫便买了油漆，请来漆工，将管家家里的大门漆刷一新。这样，便平息了众人的怨气，也洗刷和恢复了被侮辱的尊严和受损伤的荣誉。
我吩咐马夫，将剩余的六十分钱，还给伙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