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出于骄傲，也或许是恶作剧，巴尔扎克竟敢公然藐视国法。根据新近颁布的一项法令，人人必须服一段时间的兵役，巴尔扎克却拒绝承担这个义务。对他来讲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像他这样伟大的文学家，如果放着大把大把的写作和印刷的时间不顾，跑去荷枪实弹地站岗放哨，简直是对他人生价值的亵渎和压制。
其实以巴尔扎克的名人身份和在文坛上的地位，只要他稍稍打点一下就可以免除这次兵役。可巴尔扎克却死硬地拒绝应招，一副他不服兵役是天经地义的架势。在经历了三次应招之后，国民警卫军纪律委员会便判了他8天的监禁。当警察来到他的寓所拘捕他时，发现巴尔扎克早已不见踪迹。
然而，巴尔扎克最终还是被捕了，他被迫坐在一间吵闹的下层阶级罪犯被关押的集体牢房里，夹杂在来自下层社会哭喊叫闹的人犯当中。他唯一能获得的特权便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以便在服刑期间能够专心修改校样。
狱中的巴尔扎克幽默、随和的天性一丝不减，从他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非但不觉坐牢是羞辱，反而还很高兴，政府对他的监禁替他挡住了烦扰不休的出版商。
在厄运不断的半年时间里，巴尔扎克勇敢地承受了命运接二连三的打击。偶尔，他也会发出疲惫和软弱的呻吟，“我真是在谋害我自己”，“我的头像疲惫的老马一样垂了下来”。在这段期间里，他的身体状况也亮起了红灯，他时常会有眩晕的感觉，医生劝他去乡下休息两三个月。他到了乡下，没有按医生的指示静心休养，而是又卖命地写了起来。只有将自身的苦涩经历转变为能够打动读者的情节，才能使自己得到救赎，而他在所身处的外在环境中承受的压力，也成了灵感迸发的源泉。
在他到乡村休养的那段时间里，贝克夫人获得法庭批准，限巴尔扎克在24天内交出《19世纪风俗研究》的两册书。巴尔扎克承诺：“我必须履行我最后的合约，在履行合约之外，我还要完成一流的作品。”
这两个目标他都完成了。8天之内他便构思了一部名为《幻灭》的小说，并完成了小说的第一部。在这部小说里，他利用两个角色来表达他精神低潮时的幻灭与内心的理想：坚定地忠于自己和艺术的作家最终能有怎样的成就？屈服于快速、无价值的名誉诱惑的作家最终又会怎样？
他将后者的结局设定为：虽然成了当日文学泥沼里的无数成名者之一，但事实上，他却一天天地堕落下去。
这部书虽然是巴尔扎克为了避免违约的责罚而速成的，但却是巴尔扎克的主要力作之一，这仿佛是巴尔扎克努力鞭策自己去挖掘自己的灵魂。多年来在报章杂志界辛劳的结果，使得巴尔扎克对世间有了冷酷的认识，而满怀恶意的文学党派，给他带来的痛苦经历也令他记忆犹新。他在作品中揭露了文学界与戏剧界的堕落。虽然书中只表现当时巴黎社会一角，但却显示出那一时代的全貌，而这种全貌又可能呈现在任何时代。
巴尔扎克总在乌云密布时表现出真正的勇敢，在最慌乱的时候写出最有人性的作品。书中提醒人们不可焦躁、贪婪，要为了理想而坚定不移，要在不断地拒绝诱惑中获取更强大的力量。就像他自己一样。
庄园与银矿
1836年是巴尔扎克生命中危机四伏的一年。他已经欠下14万法郎的债款，连饭钱都得向他的裁缝师傅和医生去赊借。巴尔扎克深不可测的自信，使他对于所谓命运的试练毫不在意。在极度困窘的情况下，他还花了600法郎买了个犀角制的手杖，来跟原来那根名满巴黎的“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配对儿，不仅如此，他还买了把190法郎的金笔刀、110法郎的钱包以及一条120法郎的项链。
巴尔扎克于8月份回到了巴黎。他住所的门上贴着法庭的通知，桌上也积满了账单。在成堆的信件里，他发现了一封信封上镶有黑边的信件。这封信是亚历山大·德·柏尔尼写来的，信中告知柏尔尼夫人已于7月过世。
巴尔扎克记得最后一次去探望他的初恋情人的时候，她就已经很虚弱了，生活中出现的变故使她再不能与他畅谈《幽谷百合》。巴尔扎克回想起，当她垂危时，自己却在追求别的女人，他感到强烈的羞愧和哀伤。以后的一两天里，他离开巴黎来到她的坟上，巴尔扎克觉得自己的青春随着柏尔尼夫人一同被掩埋了。
7年前，他负债10万法郎，写了30部小说，部部传遍欧洲，但他的债务非但没有减少，反倒翻了倍。他现在依然要受限于出版商和编辑们的意思，依然要低声下气地去借钱，依然在一想到法院的监守官时便要颤抖。
法院的监守官最后还是发现了巴尔扎克的藏身之地。于是巴尔扎克不得不躲到普罗斯街的一家小旅店里去，可是仍然不安全。这时，巴尔扎克熟识的一位朋友——维斯康提伯爵夫人向他伸出了援手，让他帮忙经理她丈夫的事务。1837年2月，巴尔扎克越过阿尔卑斯山，独自前往意大利。
巴尔扎克有万般理由去悲苦，但当一幕幕欧洲的胜景从他眼前掠过，他的愁思便烟消云散了。在到达米兰的旅馆时，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了。当地的报纸对这位大作家的抵达大做文章，惹得王侯亲贵们争相对他发出邀请，米兰最著名的雕塑家曾请求为他塑像。巴尔扎克将这尊雕像献给了曾经帮助过他的维斯康提伯爵夫人。
与热情的米兰相比，意大利作家对巴尔扎克的反应就冷淡多了，他们觉得民众对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未免照顾过头了。巴尔扎克全心应付着那些豪门贵族，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和当地作家去接触。有一次机会，他得以与意大利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曼佐尼会面，但他们的谈话也没有任何结果，巴尔扎克从未读过曼佐尼的作品，因此只能围绕他自己夸夸其谈。
巴尔扎克此行也算是不辱使命，他成功地解决了维斯康提伯爵遗产方面的问题。此外，他还特别前往威尼斯，并以此为背景创作了《法西诺·加涅》一书。
游罢威尼斯再返回米兰时，米兰民众当初对他的热情盛况却没再出现。他口无遮拦地畅谈自己的债务和写作为他带来的钱财，又对曼佐尼等文学家表示轻蔑，激起了米兰人的反感。并不十分欢愉的米兰之行结束后，巴尔扎克没有直接回巴黎，却继续前往佛罗伦萨等地游玩。
自巴尔扎克开始从事写作以来，这还是他首次在几乎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写半个字，也没修改一张校样，但他却在这段时期里真正地生活过、享受过，也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回到巴黎，成堆的账单等待清算，马车和一些财物已经被扣，还有两本书待写。焦头烂额之际，巴尔扎克的出版商维德又宣布破产，他所签发的支票也因此被退票。巴尔扎克的债权人请准了逮捕令，要把他送进监狱里去。为躲避拘捕，巴尔扎克不得不在三个住所之间躲躲藏藏。此时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能有两个完全隐秘的房间，有充足的面包和水，如果再有一份色拉、一盘羊肉、一个书桌和一张床，那就更完美了。
危难关头，维斯康提夫人又一次成了他的救星。她把巴尔扎克带回自己在香榭丽舍大道的住所。在那里，巴尔扎克积极地清理稿债，在两个月之内完成了《纽沁根银行》和《弃妇》，给《谐趣集》再添了最后几则故事，并完成了短篇故事《冈巴拉》的故事构架。
伯爵夫人带巴尔扎克回到住所的这一举止十分不妥，最终引来了告密者。有一天，警察找到了伯爵夫人家来，他们要巴尔扎克或者结清旧欠，或者去坐牢。伯爵夫人尽管并不富有，但仍然慷慨地替他偿还了所有的债款。
巴尔扎克离开了伯爵夫人的住处，他接受了马尔贡一家人的邀请，在马尔贡家，他不仅省下了吃住的花销，还写了另一部巨著《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故事叙述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因为头脑单纯，轻易信人而陷入了投机事业里，最终负债累累，结局凄惨。书中关于借钱时的绝望、朋友的不可信赖、债主催命的逼讨、律师的狡猾与法律的不公与漏洞等，使得小小的破产变成了一个大悲剧。巴尔扎克再度将自己精神上的困扰升华为了艺术创作。
秋天，巴尔扎克返回巴黎，身心都已经恢复如常。
1837年的夏天对巴尔扎克来讲真是从未有过的明媚。维斯康提伯爵夫人刚为他解决了燃眉的债务，他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光是连载权就给他赚来了两万法郎现金，是他自从进行文学创作以来稿酬最高的一部作品。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两万法郎可是笔大数目了。巴尔扎克有着超乎常人的工作能力，又有取之不竭的素材，一年下来本可以轻松地赚个十来万。
如果一切照常发展的话，巴尔扎克不仅可以过着舒适的生活，还可以不时地奢侈一下，有两年的时间，债务也差不多可以还清了。更何况他已经在整个欧洲树立了稳固的金字招牌，若踏实本分地去干，一切困窘和纷乱都会过去。但巴尔扎克这种人，好像过不惯平淡舒适的生活似的，好大喜功的他又开始琢磨起馊主意来。
其实巴尔扎克很多愚蠢行为的最初想法是非常合理的，他的推测都经仔细的观察、精确的计算得出结果。但他做事太缺乏耐心，为了展示自己的眼光和才华，他总是想一开始就来个惊人的大手笔，为了尽快地博得满堂彩，他不肯深思熟虑。因为急于求成，他不顾事情是否合理、是否适度均衡，因而常常坏事。
他的第一个计划，便是要有个舒适的家。他所谓的“家”，可不是普通的寓所，而是要像伏尔泰的“欢乐别墅”，像卢梭的樱桃山庄那样。他发现自己逐渐成了别人关注的焦点，他感到自己的行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并且已经危害到他艺术创作所需要的专注。
在去凡尔赛的几次旅途中，沿途的山谷和村镇的美丽风光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此刻的他多么想再次感受山谷的清新、浓荫、芳香和葱绿。如果他能摆脱繁杂的工作，在这里他可以盖上一座小屋，不必太奢华，一所不必花费太多、像手套一样合他心愿的小屋，一所他可以一劳永逸地躲避交房租的忧愁而安心地置于其中写作的房屋。
于是，1837年9月，巴尔扎克和一对儿夫妇签下合约，之后，他拥有了一片约9000平方尺的土地，此外还附带一栋小屋及一间边房。所有一切的总价钱是4500法郎。巴尔扎克的这项交易做得还是很谨慎的。他每年可收入5到8万法郎，这区区4500法郎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但是，他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说他小屋下面要修筑一个小火车站，一条到凡尔赛的铁路要经过他赛佛勒的产业。巴尔扎克估计不久他周围的田野要涨价，他的直觉是正确的。现在要做的事情显然是立即买下周围的土地，但是他那急躁的天性又使他失去分寸。农夫和地主们很快就发现，巴尔扎克只要能买到土地，价格他不在乎。
小别墅的梦想早就被他抛诸脑后了，他只看到果园、农场与大公园的远景。只不过几星期的时间，他就花去了1.8万法郎，成了当地的一位大地主。巴尔扎克虽然买下很多土地，但他既不请专家来勘察，也不自己去视察。仍旧背负一身债务的巴尔扎克正陶醉在身为地主的快乐里。他觉得有了这些土地，便再没有什么好愁的了。他可以在温室里种植菠萝蜜，在法兰西，菠萝蜜都是从远方运来的，从未有人想过在温室中培植。巴尔扎克预计可赚取10万法郎，或者是三四倍新屋的价钱。他已经说动了维斯康提伯爵一家与他合伙。他建新屋的同时，伯爵一家也在附近整修他们的居所。
巴尔扎克迫切地要入住新屋，几乎一刻也不能等待。他雇佣了大批的施工人员，泥水匠、细工木匠、油漆匠、园丁、锁匠全都在他的房屋附近忙碌起来。他们迅速地立起了一道墙来掘土建屋，并铺上碎石小道，门前屋后种下了百十棵果树，而且还立起了大棚的格子架，供日后种植蔬果之用。每星期他都上山来鞭策工人加紧工作。无论如何，第二年春天到来之前，一切都得完工，如果他能操控，一定会强迫果树在春天里就结出果实呢！
冬天来了，屋墙越砌越高，《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的稿费也见底了。出版商都已经榨干，再挤不出一文钱来，而多增加的10万法郎债务也不是通过日常的俭省和一两部作品便可解决的。如果巴尔扎克不能一举致富，便再无出路了。此时，巴尔扎克又失踪了，只留下一句话：“我会自由的，再不会有忧愁，也不会有物质的牵挂，我就要发财了。”
他想发横财的故事要是写在小说里，读者还会嫌布局太拙劣不肯相信呢！1836年他写了一个杰出的短篇《法西诺·加涅》，其中就是讲他不相信宝藏之事，也不愿去寻宝。结果不到一年，他居然就要去挖宝了。
1837年4月，他去意大利旅行时因为染上传染病曾被隔离在意大利西北部的港口城市热那亚的一家医院里。在那儿他认识了一个叫裴西的商人。裴西偶尔提到撒丁岛上有一座古罗马人遗留下来的银矿，虽然已经废弃，但仍可用新的熔炼方式提炼出银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巴尔扎克仿佛已经看到白花花的银子一颗颗地在他眼前堆积起来。他立即怂恿裴西将遗下的矿石即刻送给专家作检验，并建议两人合伙开采。裴西也觉得有利可图，便欣然应允。
巴尔扎克又开始了不着边际的幻想，撒丁岛银矿成了窘迫绝境之时向他驶来的诺亚方舟，有了这座银矿，他不仅可以结清所有的债务，还能换取他未来人生的自由。他一面结束《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一面等着裴西将矿石样品送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