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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李靖兵法(6)

李靖答:“按《曹公新书》的说法:‘当我之兵力两倍于敌时,我就以一部为正兵,一部为奇兵;当我之兵力五倍于敌时,就以三成的兵力作正兵,二成兵力作奇兵’。这只是大概的说法。只有孙武说过:‘作战的态势,不过奇和正罢了,但奇正的变化却是不可穷尽的。奇正相互转化,如同圆环没有终端一样,谁能穷尽它的奥妙呢?’这话才道出了奇正变化的道理,哪能将它们孤立开来看呢?如果士卒对我的战法没有熟习,部将们对我的号令尚未熟知,那么就一定要训练他们奇正相变的战法。训练时,要让军队识别指挥的旗帜和鼓音,反复进行分散与集中的演练,所以说:‘分合为变’,这就是平时训练部队的方法。训练完成之后,部队上下都掌握了我的战法,然后就能象驱赶羊群一样,听凭将帅指挥,谁还能认清奇正的分别呢?孙武所说的:‘用种种假象欺骗敌军,同时又不使敌军察知我的真实情况’,这是奇正变化之术运用的最高境界。所以,平时分别奇正,那只是训练之法。在战场上根据情况而活用奇正,却是没有穷尽的啊。”

唐太宗说:“深奥啊!深奥啊!曹操一定是知道奇正运用的道理的。《新书》中的奇正之论仅仅是教练将士的一般法则而已,并不是奇正的根本奥妙所在。”

唐太宗问:“曹操说:‘奇兵就是从侧翼打击敌军’。你认为是这样的道路吗?”

李靖答:“根据曹操在注释《孙子》时所说:‘率先同敌军交战的部队是正兵,然后出击的部队是奇兵’。这里讲的就与‘奇兵就是从侧翼打击敌军’的说法不同。臣下认为,主力与敌军正面交锋的是正兵,将帅临时捕捉战机出击敌军就是奇兵,哪能拘泥于先后、侧击的说法说?”

唐太宗问:“我的正兵,使敌军误以为奇兵;我的奇兵,使敌军误以为正兵,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形人’吧?我能以奇兵变为正兵,以正兵变为奇兵,奇正变化使敌军无法推测揣度,这就是所谓的‘无形’吧?”

李靖再拜起而说:“陛下圣明,远超过古人,非我辈所能企及的。”

唐太宗问:“部队在进行分合变化的时候,奇正表现在哪里呢?”

李靖答:“善于用兵的将帅,无处不用正兵,无处不用奇兵,致使敌军无法判断。所以,正兵也能取胜,奇兵也能取胜。全军上下,只知道胜利了,却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如果不是把奇正变化灵活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由部队的分合产生出奇正的变化,只有孙武能够做到,吴起以下都达不到这个水平。”

唐太宗问:“吴起用兵的方法怎样?”

李靖答:“请允许我概略地加以说明。魏武侯曾经问吴起两军相遇时知敌之将的方法,吴起回答说:‘派遣勇敢的下级将佐率领部队向前出击,刚一交锋就败退,败退以后不要处罚,借以观察敌军进攻的动作。如果敌军前进、停止都有节制,见到我军败退也不追击,这是敌之将领有智谋的表现。如果敌军全军进行追击,士卒行动毫无秩序,这是敌军将领无能的表现,可以毫不迟疑地予以攻击’。我认为吴起用兵的方法大致多是这一类的,并不是孙武说的用正兵同敌军交战。”

唐太宗问:“你舅父韩擒虎曾经说过,可以与你讨论孙吴的兵法,也是指讨论奇正之术吗?”

李靖答:“擒虎哪里懂得奇正变化的奥妙,他仅仅知道奇兵就是奇兵,正兵就是正兵罢了,从来不知道奇正相互变化、循环无穷的道理。”

唐太宗问:“古人临阵出奇,攻敌不意,这也是奇正变化的法则吗?”

李靖答:“过去朝代的战斗,大多都是稍有用兵之术的将领战胜毫无用兵之术的将领,以微小的长处战胜没有长处的将领,这些人怎么能谈得上懂兵法呢?比如东晋谢立大败前秦符坚,并不是因为谢玄善于用兵,而是因为符坚不善于用兵罢了。”

唐太宗命侍臣取出谢玄的传记阅览以后,问道:“苻坚哪些地方处置不善呢?”

李靖答:“我看《苻坚载记》上讲:‘前秦各路兵马都溃败了,唯独慕容垂一支队伍完整无损,符坚率领千余骑败军去投奔他,慕容垂之子慕容宝劝其父杀了符坚,慕容垂没有杀’。由此看来,前秦各路兵马溃败,而慕容垂一军独能保持完整,显然是符坚遭了慕容垂的暗算。符坚遭到自己将领的暗算,却想要战胜敌军,那不是很难的吗?所以我说:不懂用兵之术的将领,正是指符坚这类将领。”

唐太宗说:“《孙子》说多算胜少算,因此可以知道少算胜无算,凡事都是如此。”

唐太宗问:“黄帝兵法,按后世传说称为《握奇文》,或者称为《握机文》,究竟怎样说法?”

李靖答:“‘奇’读音作‘机’,所以也将‘奇’传为‘机’,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按《握奇文》上说:‘四方为正兵,四隅为奇兵,中央的余奇之兵是由主将掌握的机动部队,所以称之为握机’。奇,就是余零的意思,因此奇读音同于‘机’。我认为,战场上用兵无处不用心机,哪能只就掌握而言,如何正确地运用中军余奇之兵就有机谋。正兵,是受命于君主;奇兵,其如何使用则出自于当时将帅的调遣。兵法说:‘平素就严格教育士卒做到令行禁止,士卒就能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这就是指按照君主命令兴兵作战的正兵。兵法又说:‘战阵之事当相机行事,不能事前刻板规定,即使国君的命令,如果不符合战场上的情况,也可以不接受。’这就是指将帅机断行事。将帅之中,只知使用正兵而不知运用奇兵的,是守将;只知运用奇兵而不知使用正兵的,是斗将;奇兵和工兵都能使用得法的将帅,才是辅国的良将。所以说“握机’、‘握奇’,原本就没有两种方法,关键在于学习者能够灵活运用融会贯通罢了。”

唐太宗问:“握机阵区分为九个小方阵,中央一阵为余零之兵由大将亲自掌握,四方四隅八阵都向中央军阵看齐取准。大方阵之中包容许多小方阵,大部队之中包容许多小分队。可以前阵做后阵,也可以后阵做前阵。前进时不冒进奔跑,后退时不纷乱急走。整个方阵四头八尾,哪个部分受到敌军攻击,哪个部分就立即变为阵首迎击敌军。如敌军拦腰冲击方阵,那么方阵头尾都来救应。布置阵式时的最初数目是五个军阵,而后演变成八个,这是什么道理呢?”

李靖答:“诸葛亮用石块纵横排列成八行垒作八卦阵,这和黄帝九军方阵之法是相同的。我过去训练部队阵法,总是先演练这个阵法。现在世上所传的《握机文》,不过只说明了它的概略罢了。”

唐太宗问:“按《春秋》所载,楚庄王的军队有二广的编制,其规定说:‘军中百官根据旗鼓的号令而行动,军队的事情不待命令就有所准备。”这也是来自周朝的制度吗?”

李靖答:“根据在丘明《春秋》所说:‘楚庄王的亲兵广(车队)三十辆,每广设一指挥官(指挥官统率下的车队中每乘车)编配三队步卒,步车在战车的右边行动,以车的右辕为基准,在两车之间进行战斗。’这都是周朝的军制。我认为:统率百人以上的指挥官为‘卒’,统率五十人的指挥官为‘两’。在楚国的军制中增加了战车,每乘配备士卒一百五十人,比周制人数增加了许多。周制每乘战车只有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三甲共七十五人。(这是因为)楚国多高山大泽,战车少而士卒多。(至于将每乘战主配备的一百五十名士卒)区分为三队,这与周制是相同的。”

唐太宗问:“春秋时,晋国荀吴率兵讨伐狄,舍弃车战改为步战,这是正兵,还是奇兵呢?”

李靖答:“荀吴是用车战的方法。他虽然舍弃车战改用步战,但仍然是用车战的方法。(在作战时)以一队为左角,一队为右角,一队为前拒,共分三队,这是一乘车的作战方法,就是千乘万乘配备方式都是一样的。我按《曹公新书》说:攻车一乘有七十五人,分为前拒一队,左右角各一队;守车一队,包括炊事人员十人,守护装具五人,饲养马匹五人,砍柴担水五人,共计二十五人,攻守两车共有士卒百人。所以动员十万军队,大概就需要战车千乘,即需要轻、重战车二千乘,这是荀吴车战之法的大概情况。再从汉魏的军制来看,通常以五车为一队,设仆射一人;十车为师,设率长一人;兵车千乘设正副将领二人,如兵车再增多也是仿效这样的办法。我今天所用的车战法就参照了这种方法,跳汤队,由骑兵组成;战锋队,由步骑各半混合编组;驻队,则由步卒和车辆各抽出若干组成。我西讨突厥时,越过无数险阻转战数千里,这种制度也不敢轻易变动。这里因为古时的战法严整不乱,确实应当重视。”

唐太宗说:“布阵的数目最初是五个,最后推演为八个,这不是由于假设物象的缘故,而是一种古代军阵的传统制度,你试为我说明一下。”

李靖解释道:“黄帝创立丘井之法,并根据这种方法确立兵制。所谓丘井之法是将一整块田亩横竖各两道,八家共同耕作,这一整块田亩经划分之后形似一个‘井’字,正好将这块田亩分作九块。以井田来演示八阵,那么东南西北中即为五块方阵,余下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块为闲地,这就是所谓布阵之数开始为五降;空出中央阵地,由大将居中指挥调度,再在四隅环绕列阵,这样布阵之数就演变成环绕中央阵地一周的八阵了。等到分合变化出击敌军时,则旌旗纷纷,人马纭纭,虽然阵地上看起来纷乱厮杀,但实际上阵法却不错乱;车马奔驰有如奔流,阵形浑圆而不散乱。这就是所谓散开分为八阵,然而相互策应凝成一个战斗整体。”

唐太宗说:“黄帝所创制的兵法真是深奥啊!后人虽然有很高的智慧、很深的谋略,但谁也没有能够超出他的思想。黄帝之后,又有谁能继承他的兵法呢?”

李靖答:“西周刚刚兴起的时候,姜太公曾经整理过黄帝兵法,在岐都开始建立井田制度;拥有战车三百辆,勇士三百人,创立了周朝军制;教士兵演习方阵作战的动作,创立了阵战的方法。因此,在牧野之战中,姜太公以勇士百人组成的前锋冲击敌阵,成就了武功,凭借四万五千兵卒就战胜了商纣七十万大军。周代兵书《司马法》,就是根据姜太公兵法而作的。姜太公去世以后,齐国人得到他遗传的兵法。等到齐桓公称霸天下,任用管仲为宰相,重新整理姜太公兵法,使齐军成为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天下诸侯都心悦诚服的。”

唐太宗说:“儒家大多认为管仲只是个以霸道治天下的谋臣,却不知道他的兵法原是出于王道之治的。诸葛亮是辅佐帝王的贤才,他常将自己比作管仲、乐毅,由此可知管仲也是辅佐帝王的贤才。但在周室衰微的时候,周王没能任用他,所以他凭借齐桓公的武力以匡正天下。”

李靖再拜说:“陛下圣明,了解人如此深刻,老臣为如此圣明君主劳此一生,即使死去,也无愧于昔时的贤者。请允许我说明一下管仲治理齐国的方法:他把齐国民众分作三部分,相应建立三军。以五家为一轨,相应以五人为一伍;以十轨为一里,相应以五十人为一小戎;以四里为一连,相应以二百人为一卒;十连为一乡,相应以二千人为一旅;以五乡为一师,相应以一万人为一军。这就如同《司马法》的军制一样,一师分为五旅,一旅分为五卒。所以,管仲创立的军制本源于姜太公创制的遗法。”

唐太宗问:“有人说《司马法》是穰苴所着,对还是不对?”

李靖答:“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景公时,穰苴善于用兵,曾击败燕国和晋国的军队,因此景公加封他为大司马,于是人们称他为司马穰苴,子孙也称作司马氏。到齐威王时,命大臣探讨古代司马兵法,同时也研究穰苴的军事着述,整理出《司马穰苴书》数十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军事学派,又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其实都渊源于古代《司马法》。”

唐太宗问:“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和编次当时存世的兵法,一共得到一百八十二家,删去芜伪、择其精要,选定了三十五家,现在为何失传了呢?”

李靖答:“张良所学的即大公的《六韬》、《三略》,韩信所学的即司马穰苴、孙武的兵法,然而这些兵书的内容大体不外三门四种。’”

唐太宗问:“什么叫三门?”

李靖答:“臣下的拙见是:《太公谋》八十一篇,其诡秘的计谋,不是一般人的言语所能说明的;《太公言》七十一篇,其深玄的言论不是一般的兵法所能阐述的;《太公兵》八十五篇,其用兵之道不是一般人的才识所能了解的。这就是古代兵书中的三门。”

唐太宗又问:“那什么叫‘四种’呢?”

李靖答:“汉成帝时的任宏就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兵家学派可以这样区分: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再加上阴阳、技巧两种,这就是四种。”

唐太宗问:“《司马法》首先叙述田猎之事,这又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