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时，文帝为了平定天下，安抚人心。对四周蛮族皆施以恩德。而对南越王赵佗，尤其施以厚恩。文帝不仅明令将赵佗双亲墓地所在地真定赐给他做领地，而且还派人按时祭祀，任命赵佗的亲属担任高官，给予许多赏赐。赵佗知道后激动不已，向文帝请罪：“从前我意气用事，看到吕后听信长沙王的谗言，挖我的祖坟，诛我的同族，我便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在这蛮荒之地胡作非为，自暴自弃。我现虽自称南越武帝，那不过是自我欺骗、自我陶醉罢了，两贤不能并世，两雄不能并立，从此之后，南越的帝制统统废除，我们都是文帝的臣民”。这种怀柔之术的效果是巨大的。
以柔克刚术还是统治者保全大局和搞势力平衡的重要方法。它曾成功的帮助许多人渡过了一重又一重的危机，清末时期，有一次曾国荃与总督官文因矛盾冲突而上书告发官文，由于官文朝中势力大，朝廷中一片斥责曾国荃之声，慈禧太后对此事颇感为难。当时，她既需要官文这样忠实的家奴，也需要曾国荃这样能斗的鹰犬。眼下捻军势力强大，国事未安，曾氏兄弟和湘淮军是她依赖的柱石，因而左右为难，曾国藩此时考虑良久，决定采用以柔克刚术来化解此次危机，曾国藩密保官文提升的奏折此时到了慈禧的手中。慈禧是个精明的人，她深知曾国藩不早不迟，恰好这时来封保官文的折子，无疑是在为弟弟弥缝，希望这件事不要水火不容地闹下去。曾国藩的这个态度很使慈禧欣慰。她想：倘若曾国藩和弟弟站在一边，坚决与官文为敌，那就更麻烦了；曾国藩的面子是要给的。慈禧决定按督抚不和的处置成例来个和稀泥。于是将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调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一场大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各方都大为欢喜。
管理要学点柔术
一位外国人麦克·柯尔达，在《如何取得与运用权力》一书中，曾劝告想要使用权力的人，必须学习控制面部肌肉、脾气和他自己，并且避免在不必要的时候采取“强硬立场”。因为，采取“强硬立场”的人，给别人的印象只是有勇无谋的印象。
早在春秋时期，老子思想就主张“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刚强”，他说：“弱者道之用。”“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圣。”“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稿。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思想深入中国人心，所以中国人比较擅于阴柔之功，比较短于阳刚之气。至于老子所说的这些，是优点抑或缺点，则要看运用之场合与方式而定。
以柔制刚、以弱抑强，固然是极高的策略，不过假定能够刚柔并济，交相运用，力量必更大，就如《三略》上所说的：“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比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所以，纯粹的柔弱或刚强都不好，应该是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才是上智。换句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识时务为俊杰。”应刚强时则刚强，该柔弱时亦不妨柔弱。
实践证明，能屈能伸、能识时务的人，面对强大的敌人，便能尽量以智取，而不以力挡。
举例来说，一个企业的经营并不一定时时都处在顺境之中，有时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有时会碰到竞争厂商的挑战，有时亦可能出现来自内部的冲突。这些逆境和挫折，对于老板来说都是一种磨炼与考验，磨炼你的智慧，考验你的定力。此时你就必须懂得何时该硬，何时可软，什么时候要有韧性，什么时候应该保持弹性。如果你处处争强好胜，时时蛮干硬干，那么踢到铁板，碰到钉子的机会就会增加，同时也会给人一种“有勇无谋”、“争气不争财”的感觉。尤其是为了面子而不自量力地冲撞，迟早要把企业带到险境危地，那样问题将更会层出不穷。
因此，企业的掌舵者最忌的就是不了解本身及企业所处的地位和实力，去从事吃力不讨好的竞争，如此必是所费者多，所获者少。台湾有位很有名的老板就曾经说过：千万不要把自己塑造成一根钉子的印象，因为钉子的钢硬，必然会使人千方百计地把你压制下去，反之，如果你是麦穗，则会顺着风向，在该垂的时候就垂，该扬的时候能扬，垂扬由心，乃见功力和道行。自己力量不足的时候，不妨韬光养晦，退而结网，等到羽翼丰满、实力足够时，再以强者的姿态出现亦属不迟。经营企业就要具有这种胸襟与眼光，否则就不算是能办大事的老板。
由此看来，“以背抵墙，顶臼做戏”的强硬作风，稍一不慎就会蹈“螳臂挡车，推车撞壁”的覆辙，不但会折断臂，还会打破头，实在是毫无益处！尤其企业的老板，肩负整个企业存亡命脉的重大责任，更应该用智慧去判断、何时该柔弱，何时该刚强才是。所谓“虚心竹有下垂叶，傲寒梅无仰面花”也正是此意。
学一点可攻可守之道
一些老板认为，如果事必躬亲，所有的功劳将会归于自己。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每一个决定都是有风险的，成功了是功劳，失败了是罪责，光想成功而不想失败，未免过于天真。
将自己推上第一线，固然可以在成功时独出风头，可是失败时也要成为众矢之的。撇开个人得失不讲；这样对企业也毫无好处。如果将权力下放给员工，自己退到第二线，对自己未必没有利。
如果员工成功了，这功劳自然少不了自己一份。姑且不说老板有方，至少也是用人得当。如果员工失败了，自己还可以挽回局面，可以干预、调整甚至撤换人员，若能转败为胜，仍不失英明。当老板老板追查下来时，还可以起一种缓冲的作用，例如，可以说：“这事我没过问，不太清楚。”“我调查一下，由我处理吧！”如果再加上一句“这事我也要负责任”，那么还可以令员工感激涕零。
当老板的难得“糊涂”，在有些非常主要的间题上“糊涂”一点，进可攻退可守，处理问题游刃有余，所以人们常说：“大智若愚”。
不过，当一个“糊涂”老板有几点要注意：
所谓“糊涂”是“装糊涂”，大智若愚的精辟之处不在“愚”而在“若”字。
令自己处于“不知道”的角色，只不过是为了今后处理事情更加方便，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自己是真的不知道，或者不应该知道，不去了解情况、掌握信息。
“装糊涂”的主要宗旨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为了应变，掌握调整决策的主动权。
若要推卸责任，撒手不管岂不更好？另外，企业老板也决不能在一切事情上都“糊涂”，应该由自己负责的事情或事关企业发展存亡的重大事情就决不能装糊涂。
可以将事情放手交给员工处理，不加干涉。但是在用人方面决不能糊涂，选人要慎重，所谓“大智”全在于此。一个老板若事事均要自己出面收拾残局，那么说明他用人失误，也和真糊涂无异了。同时，他要和员工建立一种默契，让员工明白，他们承担责任对单位有利。同时他自己心里也要明白，有时员工承担责任是为自己作出牺牲，如果他们错了，批评归批评，但决不要因此影响大局。
老子的旗帜
礼贤下士，才能聚集人才。怎么样才能做到礼贤下士呢？一曰待人以礼。礼，既要表之于行，要讲礼节；又要“礼人之心”，施礼于方方面面。二曰待人以尊。要满足人才的自尊心，肯定和发挥人才的价值。
老子的旗帜是道、德，依道而德，德即得也。没有这面旗帜，便没有道教。旗帜具有号召力、聚合力。旗帜可以是真的旗，如国旗、军旗，也可以是一种精神。在远古的中国，天神崇拜十分流行，人们以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最高神灵。老子第一个用高度抽象的道作为万物的本源，否定了天神的存在及其权威；即使有上帝，道也是上帝的祖先；天地万物都是效法道而自然而然地变化着的。这些观点无疑具有无神论的倾向。天下是复杂的，有信神的，有不信神的。东汉中叶，道教树起老子这面旗，以道为最高信仰，尊老子为教主，将《道德经》奉为经典，一下子就聚起一大帮人。
没有旗帜聚不了散兵。旅游团队里有老有少，属于一个松散团体，在旅游景点，在繁华闹市，随时都会散掉。所以，导游总是举着一面小旗，让自由活动、拍照的游客能重新找到归依。“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是宋江的旗帜，不然就没有“一百单八将”同居梁山泊。仁者爱人是孔子的旗帜，不然就聚不了“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易经》涣卦主题词是“王假有庙”。假，乃借也；庙，乃神也。帝王要借重神灵、神龙树旗，自称天子，聚合士民。老板经商也有旗帜。企业精神是聚合员工的旗帜，名牌产品是聚合消费者的旗帜，诚信是聚合朋友的旗帜。
无旗不成大业，有旗也不一定能成大业。树旗人必须做到礼贤下士。老子曰：“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别人留不住的人才，像源头的活水，流下来了，怎样才能接得住呢？水往低处流，你的盆子的位置必须放得更低，你的盆子必须要大。大海的位置低，大海的胸怀大，所以大海留住了百川之水。秦末，世间有两杆大旗：一杆是西楚霸王项羽，财大气粗；另一杆是汉王刘邦，本小利薄。照理说，项羽是杆大旗，乃王中王，人才应聚之，实则不然。项羽本有韩信、陈平等高才，但项羽根本不重视他们，结果他们全跑到低姿态的刘邦那里去了。李世民的人才中，许多是对手营中的干才，如尉迟敬德、魏徵等，李世民放低恣态接住了他们的心。人弃我取，天之道也。所以李世民喜形于色：天下人才，尽流入我的囊中来也。
为了聚集人才，老板必须像大海一样，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些，把自己的胸怀扩得大些，这就需要礼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