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淡泊名利
曾国藩是一个饱读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上因为过于汲汲于名利而丧身败家的先例，曾国藩十分熟悉，并且时时引以为戒。他认为，无论是做人、为官，都不能太贪心，都必须知足。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他至死都以自己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而感到惭愧。然而曾国藩是一个饱读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上因为过于汲汲于名利而丧身败家的先例，曾国藩十分熟悉，并且时时引以为戒。他认为，无论是做人、为官，都不能太贪心，都必须知足。在名利问题上，应该以“恬淡”之心处之，学会“尽性知命”。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来焦虑非常多，没有一天是坦坦荡荡地度过的，总是由于名利之心太切，世俗之见太重所导致的。现在要想消除这两种弊病，必须从“淡”字上着力。功名富贵一概淡然忘却，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心境自由自在。要想胸怀广大，就必须从“平淡”两个字上用力。凡是为人处事，都要有平常之心。对于功名要看得淡一些，这样心胸才能日益开阔。
同治年间，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一心想得到一个人打下南京的大名，但是打了很长时间，却是孤城难下，外面由此有了很多对曾国荃很不利的说法，湘军内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锐起来，曾国荃十分焦躁，以致生了肝病。曾国藩多次写信相劝。劝他“不要代天主张”，认为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对于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他说：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要占十分之七。往往是出力的人并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并非就是享福的人。这一次行动，像克复武汉、九江、安庆，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经算是十分公道了，但这是不可靠的。我们兄弟但在尽心尽力上下功夫，成名这两个字则不要管了，享福这两个字就更不必问了。他告诫老九，即使攻克了南京，也应该明白不要居功的道理，认为“富贵功名，都是人世间的浮荣”，只有“胸襟开阔”，才是“真正的财富”。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最终攻下天京，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下去。这是曾国藩与湘军苦战多年的结果。然而，曾国藩却在上书中将攻克南京之功完全归于朝廷，表现得十分理智。
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荃是个追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人。攻陷南京之后，曾国荃认为全是他一人的功劳，认为朝廷应该给他更多的赏赐才对，所以经常发牢骚。曾国藩对此十分担心，他告诫曾国荃说：“有高的官位，有大的权力而又享有大的名声，自古有几个人能保全自己的末路呢？”他还对曾国荃说：“你虽然有本事，但你必须让一半功劳给老天爷才行。”为了开导郁郁不平的老九，他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4
天道酬勤，修身成仁
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一个人能受到世人的敬仰，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修为。曾国藩把自身的修为同“修身，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处理得有条不紊，这正是他为人处世的过人之处。
曾国藩幼时饱读诗书，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染，后又经过严格地科举选拔，终成一代封建知识分子的典范。也因为如此，曾国藩看重儒学，儒学中言“修身、治国、平天下”成了人生追求的理想。曾国藩还将其视为自身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曾国藩看来，宋明之后，封建正统士大夫通常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置于两个对立面，将它们相互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最后，非但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依靠和宏伟目标，也导致其无法完成救世大业；即便是满腹经纶，也不能为天下人办实事。这样就把“传教”与“做事”对立了起来。追根究底，曾国藩认为其主要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过于简单化，将它完全孤立起来，从而使其无法运用于实践中，更不可能将“修身”与“治国”、“平天下”很好地结合。
因此曾国藩主张，自身的修为必须与当前的环境密切地结合起来。无论做什么，读书也好，做学问也好，为人处世，带领军队，为官从政，都是自身修为的重大体现。要使它们有机结合，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将自身的修养放入广大的精神世界里，不断提高锻炼自己。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会有怎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精神方面的修养，主要是要能把握他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唐镜海先生曾说，为人修身养性，“静”字功夫最为重要。曾国藩对唐镜海先生极为信任，曾告知唐镜海，说他自己偏重于刚的恶习，发起狠来什么也不管，探究根源，就在于自己喜动不喜静。镜海先生说过，只要是人就都有切身的毛病，有的是脾性中刚的恶习，有的是脾性中柔的恶习，它们各有偏颇，一旦沉迷其中就会经常性发作，而这些没有人能帮你，只有靠自己用心体验它，并终身不断警醒自己。曾国藩人生经历诸多风雨，终于领悟“静”之韵味说：“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悟到“静”后的最高精神世界。在曾国藩的遗著中，特别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尤其多。他主张，修身养性应该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何谓静坐？静坐是儒家、道家、佛家共有的入门途径。从东汉始，儒家主张的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与庄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较为消极的处世人生观始终相辅相成。
而佛家曰：“明心见！”首先需要人们有静的境界。这三家共同强调一个“静”字，这也是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最为基本的修身方法。曾国藩一生博学多才，纳百家之长，他全面综述儒道佛三家之说，将“静”字功夫看得更为重要。
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静’字功夫紧要，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也是因其‘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也是在‘静’方面有一番功夫，所以他能面对世间种种诱惑而不动心。一个人若心不静，省身不密，见理也不明，做什么都是浮的。”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反复说明，人的精神若无法安静，那么他的心也都是散的，乱的，对事情无法看清，做事也不会用尽全力，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不知如何保养。
“主静”一语首先由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中提出，在他看来，有天地之前整个宇宙空间本是“静”的，所以世人的本性生来也是“静”的，后来在后天的环境中沾染“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到达早已失却的“静”的境界。
对理学家来说，“静”显得如此重要，曾国藩又是如何看待周敦颐的“主静”学说的呢？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自语：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正所谓心无私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本正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
我们这些人求静，想不同于佛禅的入定，冥然罔觉，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有没有所说的一阳初动，万物凭此而萌生的意念。如果有，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定，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即使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他也没有真正的静。
有些人为此所困扰，不想纷纭来于人也，经过对道本身的观察，才知道阳先于阴，这才相信了。是啊，如果不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终究是浮光掠影之谈。此时，一生爱好和研究理学的曾国藩对这方面已有很深的体会了。
平淡，实际上就是指庄子的“淡然无极”，“清心寡欲”也就是“淡然”“超脱”，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不能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世间之事，把什么东西都看得很重，想方设法要去得到它，那么他内心的精神世界就会被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所颠覆，精神时时受到牵累，就会因很多很小的事情心生不快，反复思虑，这样一来此种心态就会影响到其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世的成败。所以，曾国藩极力点出“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指出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只因心有贪欲，贪慕金钱，贪慕功名。实际上就是内心常被私欲所困扰，心灵难以超脱，也就难以得到快乐。他劝诫人们，心胸要宽大，做人要从“平、淡”做起，他说：“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日胸怀日阔。”并以此告诫自己的子侄不要为功名而学，读书是为了开阔眼界，增进自己的修为，而非为了赚取财富与功名。
曾国藩主张的“平淡”意在劝告人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让自己的心灵被毫无节制的私欲所控制，一定要保持内心的宁静，免受俗物所困，让自己安然生活，而后才能达到坦坦荡荡，无私无欲的境界。
改过，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是指当一个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然后用心去寻求内心无法平静的原因，而后针对这个原因对自己进行严厉、苛细的质问，再带着这个问题去反思，去改过。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德行，一生中写日记从不间断，并以此自律。
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曾国藩洋洋百万字的日记中有许多是记录他自我鞭笞的内容。如，某日在朋友家看到别人吹捧卖唱女，有些心动；梦见别人得到好处，便觉十分羡慕，诸如此类。他痛斥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前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短短一个冬天，他持续一个多星期，写了许多自己应该改过的地方，对自己进行毫无保留地质问、斥责。而对于朋友直言忠告曾国藩则要求自己努力接受，争取改过。邵惠西曾当众质问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的诗文虽多却常常坚持自己的见解，人前变换面孔等等，他非但不怒，反连赞“直哉，吾友！”并痛下决心，改过自新。
曾国藩所作文章，多数都表明了他勇于改过，发奋自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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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平和，立身之本
曾国藩很重视人的德行操守，并把它摆在首要位置。在他看来，当今天下大乱、人欲横流之时，要有操守。但是对于有才而无操守的人也应当正确对待、更不能随便得罪，他告诉自己兄弟，对于“有才而无德者，亦当不没其长”，可稍远其人，但得罪不得。
曾国藩在官场驰骋数十年，平生不遗余力地施用过“权谋之道”。不过，曾国藩施用“权谋”很有特色。
对待下属，要讲究“诚”。他说过：吾辈所应畏惧者有三，第一则以方寸为师，其次则左右近习之人，如巡抚、戈什、幕府文案及部下营哨官之属，又其次乃畏清议。他又说：吾辈若专尚强劲，不少敛抑，“则委员仆从等不闹大祸不止”。既然下属和左右近习之人对自己的态度恭敬，所以曾国藩立下“待下以诚”来劝勉自己、鞭策他人、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微妙关系，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勉励兄弟子侄及同僚待人也要如此。曾国藩时时都有忧患意识，他深恐出乱子，常规劝其弟应“待下以诚”，特别是对待地方乡绅更应“爱之以其道”，接着又指出自家兄弟在绅士问题上背道而驰的危险性：“初出办事，而遂扬绅士之短”，“是大失用绅士之道也”。
曾国藩懂得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人一力、一手一足所能维持，必须“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人才是靠掌握权柄居上位之人培养和扶植的。他对其子说：“余所见将才者极少，但有志气，即可予以美名而奖成之”。曾国藩很重视人的德行操守，并把它摆在首要位置。在他看来，当今天下大乱、人欲横流之时，要有操守。但是对于有才而无操守的人也应当正确对待、更不能随便得罪，他告诉自己兄弟，对于“有才而无德者，亦当不没其长”，可稍远其人，但得罪不得。
“家和福自生”，在曾国藩看来，只有家和，他本人在外从军从政才无后顾之忧；只有家和，才能在人前、在下属面前说得起话来；只有“家和，才能福自生”。然而，他的一家前期几代同堂，人口众，矛盾多，要“家和”还真不容易：弟兄们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奋”者有之；兄“教弟千万言，而弟不听”者有之；弟写信责备其兄“待人不怨”，使其兄“读之不觉汗下”者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