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封尘
在上海的第三个年头到尾声了，冬天一如既往地难熬，倒是关于世界末日的讨论没有曾经预料的那么热烈。
我突然想起之前在猫的天空之城留下的慢递明信片，定的是末日前一天送到，只是完全想不起来写了什么。很多只言片语都是这样消失的吧。
就像那些消失在记忆里的人。
或许某时某刻又突然地出现？
2010年夏天，我在去学校书报亭领录取通知书的路上捡到100块钱，我把这作为预示选择正确的彩头揣进兜里，当日收拾行李，次日就坐车离开。
学校在杨浦区，前门是杨浦公园，如果算上稀奇古怪的宿舍区，学校正好包围了杨浦公园。但事实是，吃一个包子的时间就足够将主校区逛上一圈。
据说新校区建在浦东，这和我们已经没关系了吧？
入学时候的事情都还没来得及全部忘掉，就要面临毕业了。
那时候我们站在人群里军训，现在站在人群里递简历；那时候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慷慨陈词，现在从座位上站起来转身离去；那时候上海世博会还是最热的话题，现在那些场馆早已一一拆去建了新的商业区……
那时候，这个城市还是新的，现在，这个城市对别人来说是新的。
走过的南京路和外滩还是一样人头攒动，吃过的七宝和苏州小吃大概也没有新的品种。或者我太小看了这个世界的日新月异？
总之就是这么过来了，脚印连成串，刚印下就消散。
让这个世界疯狂旋转吧，也许真能转出个世界末日来。
我遇到的第一个面试官是出版社社长，他是个军人。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农村户口？”我说：“是。”
他说：“你别担心，我只是随便问问，不会根据这个来选人的。刚才面试过的那个人跟你是一起来的吧？他是什么户口？”
……
后来，我出大门就被门卫扣起来了，因为是骑着车出门而非推着车出门的。被扣押大半个小时，那个门卫先是威胁我的人身安全，后是警告说要扣留我的自行车。后来朋友报了警，我们才算走脱。
警察说：“这也不是针对你们骑自行车，是真有这个规定。”
人生第一次面试就此结束，第二天编辑部打电话通知上班。我说：“你们那个地方，我不敢去。”
我朋友直接没接电话。
第二次面试，是个出版界大佬新开的公司，在我们学校只招IT专员和发行助理。我想，曲线救国吧，简历上写求职发行助理。面试官是三个，两个姑娘，一个大爷。
其中一个姑娘问：“说一下你认知中的图书发行。”
我就按照我所知道的说了一通。
姑娘问：“然后呢？”
我又胡编乱造一通。
她接着问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到后来我终于说不下去停了下来。我想的是，都怪平时学艺不精。
姑娘停顿一下，说：“我一直问你然后，是因为你还没回答要收钱。”
……
后来另一个姑娘问：“你的人生规划呢？”
我非常诚实地回答：“在发行部好好实习，希望以后能转岗到编辑部去。”
这个姑娘立刻问：“那如果我们培养了你，你跑了呢？”
这个问题和军人社长的问题一样。
后来的结果是，第二个星期我接到电话，让去编辑部面试。我脑子里突然蹦出那个一直坐在一旁笑眯眯很少说话的大爷。
再去面试，我终于能和面试官顺利沟通了，聊下来花了大约一个小时。
其中一个长得略像徐克的面试官说：“你怎么看待图书出版这个行业？”
我说：“现在的图书出版乱，太乱了。”
他说：“既然你对这个行业的前景不看好，为什么还要来呢？”
我说：“我不是不看好，我只是觉得行业里不规范的人和事太多。行业现状是这样，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只能在我能做的范围里尽量做一些好东西。喜欢一个东西就是这样，哪怕它有太多的不完美。”
然后，我还在等然后。
在第二次面试和第三次面试期间我去参加了上海文化行业招聘会。我排在人群中，鼓足勇气，准备好简历，规规矩矩地递出去。简历递到一半，对面的人扫了一眼我简历封面上的学校名称，开口说：“我们这里只招硕士研究生。”
我愣在那里，收回了简历，然后找了个角落。
昨天宿舍里一个人在帮忙给《小时代》剧组找群众演员。我问：“多少钱一天？”答曰：“50块。”
如果是2007年的我，多半会说：“我去。”那时候我还在看郭敬明，而《小时代》似乎刚刚开始连载的样子。
昨天我说的是：“我勒个去。”
2007年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年代了，周正龙和陈冠希的相机都还没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芙蓉姐姐还没成功逆袭，中国还没进入神曲辈出的时代。
2007年算是一个安分的年头，我也安安分分上了高中。虽然多少带着点儿棱角和执拗，当着老师的面撕过某某局下发的必须选谁谁谁的选票，写过针对食堂的公开信，说过不少学校的坏话……但总归是小打小闹。毕竟，童年还没被毁。
一晃五六年过去，流行词汇换了一批又一批，当年有过的理想就是不用去上班，好好写东西，把想说的话都顺利说出来。现在的情况是，我希望公司快点儿给我打电话过来，稿费能按时发下来最好还能稍微涨那么一些。
社会就像火锅，不管三教九流都扔进来滚一滚、烫一烫，旧的去了新的又来，味道总是变不了多少。
我有个一起吃自助火锅的朋友，他两年高考失利，都和上戏失之交臂，今年好不容易决定去别的学校上学，结果去了一个月又回了中学复读。回中学没几天，他的腿就摔断了。
上个月他说还没把今年新概念的参赛稿快递出去。
我说：“你直接打电话让快递上门收件啊。”
他说：“快递根本忙不过来，‘双十一’的东西他们到现在还没送完呢。”
我说：“你家里人方便帮你快递一下不？”
他说：“不敢让他们知道，他们觉得我就是被‘新概念’害的。”
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去他家拿参赛表，路过之前面试过的出版社，停车看了一眼，然后继续上路。
在他家聊了会儿天，他说：“我这里有些书，你拿去好了。”
他拿出一本，说：“这本是一个朋友自费做的，印了五千本，到处拿着送人。”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五千本书的成本，说：“富二代？”
他说：“是啊，富二代。”
我说：“要是给我这么多钱……”
他把话接过去说：“绝对不拿来自费出书。”
我说：“这也是新概念的人？”
他说：“不是，他没参加过新概念，他参加的是中国少年作家杯。”
有时候我还是会梦见第一次坐的火车，那是一辆绿皮火车，车窗是能够拉开的那种。我带着几斤橘子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看窗外，累了休息一会儿，饿了吃橘子。列车晃晃悠悠了四十个小时。后来我再也没有坐过这么漫长的火车。
那是高三上学期还没结束的时候，我拿到萌芽杂志社寄过来的复赛通知书，和父母吵了一架，给老师留下一张纸条，准备奔赴上海。后来，我还是先坐火车到广东，然后和我爸一起去上海。
出发之前，爸爸一直很反对我去参赛，说是高三学习紧张。出发之后，他就再也没提过这话，安排好住宿和饮食，陪我去看外滩、看城隍庙。
那时候还是第十二届，转眼已经到第十五届了。每一年多少人怀揣着梦想到来，又装满友情离去，相约来年再见。
理想是需要土壤和空气的。
现在它快要窒息了。
2011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着手做《理想国》。
那时候不清楚做杂志的过程，不懂排版，没有人脉，没有资金。一群人就这么稀里糊涂而又信心满满地上路了。
想方设法约到文章和插画、找学长学姐学排版软件、骑着自行车到处找能做印刷的地方、笨嘴笨舌地讨价还价、羞羞答答地在学校主干道挂海报做宣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人是容易被自己感动的。有时候想到曾经为了这样一个东西跑了大半个上海、大半夜还在印刷厂看印刷效果，真会觉得很不容易。
争取过企业的基金，争取过学校的赞助，和出版公司争取过合作，成功过也失败过，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本来以为还很远的毕业，忽然就摆到了面前。
要毕业了，才不得不承认当初信誓旦旦的目标没能完成，也许它要无限期延后，等到有一天我们强大到能挺起腰杆把沉甸甸的理想举过头顶。
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说要做最好的原创歌手，现在是个打工仔。
我有一个朋友，她曾经说要去三毛住过的撒哈拉，现在不知所终。
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说要一直写小说，现在做了医生再未写过。
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说要做导演，现在忙着倒卖演唱会黄牛票。
我有一个朋友，她曾经说要写让人惊叹的小说，她已经去世两年。
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怀抱理想，却撞尽南墙。
妈妈打电话来说身体不舒服了。我说：“那你不要工作了，好好在家里休息。”妈妈说：“你爸又多喝酒啦。”我说：“爸你少喝点儿酒，多注意身体。”妈妈问：“你实习的事情怎么样了？”我说：“快了，快了，等通知呢。”
爸爸接过电话说：“你也别瞎着急，找个好单位，安安心心工作，钱要是不够用了我打给你。”
我说：“我会好好找工作的，明年等我工作稳定下来，你就不要工作了，回老家吧，庄稼不想种就不种了，栽点儿果树也行。”
妈妈接电话说：“你爸说他还不想回老家去。”
我正要说话，传来爸爸在旁边的声音：“你想吃水煮鱼了吗？过年早点儿回家吧，回家我给你做水煮鱼。”
我说：“好，到了春节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