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塞利娜得知小女儿要嫁给一个中国青年时，自然极力反对。尽管丈夫认为夫妻双方只要精神和谐就可以白头偕老，但塞利娜完全听不进去。泰勒被爱情迷住了心窍，母亲的沉痛警告对她也不起任何作用。
泰勒自知说服不了母亲，于是就等时间，等她过了21岁生日到了自主年龄，便就与杨宪益订婚了。她也并没有只顾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不惜与母亲闹翻，也许是为了宽慰母亲，她向母亲保证，她会先到中国生活半年，看是否适应那里的生活，再决定是否与杨宪益结婚。事已至此，塞利娜也无可奈何了。
杨宪益的母亲因为鞭长莫及，反对儿子娶洋媳妇的力度，要比她的洋亲家小得多。说是她反对这门亲事，不如说只是一种担忧。当她听到这一个使她震惊的消息时，她也只能哭泣，并且因为忧虑，生了一场病。后来见了泰勒的面，她的心才放了下来。
徐燕若见到泰勒时，泰勒已经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戴乃迭。徐燕若很快接受洋儿媳，当然未必与此有关，但很有可能与取名背后的某种东西有关，而那种东西使徐燕若感到亲切，消除了她原以为会有的隔阂，比如戴乃迭对异邦中国的认同、亲近与融入。
可不要小看名字所挟裹的信息。在对中国的感情上，显然戴乃迭的父亲要比她的母亲要投入，而前者就有一个中国名字而后者则没有呢。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姻缘，似乎也是命中注定。杨宪益在等待入学牛津的日子里，曾经到地中海游览。在埃及，有天他骑着高大的阿拉伯马，雇了一名向导，在月光下夜游金字塔。在途中，向导说，只要给他一个银币，在他手心里做一个神秘的记号，他就可以看到杨宪益的未来。他说他看到的是大西洋的景象，那里有一位美丽的英国金发少女，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他们很快就会见面。向导所指，似乎正是戴乃迭。而此时，杨宪益与她还不认识呢！
杨宪益从长相到性格，给人的印象都是松弛的，无可无不可的，甚至有点漫不经心的，当然不是不认真，只是不紧张，不作严重状。谈恋爱这种事，在别人往往如临大敌，如负重负，他却仍然不改稀松平常的秉性。
直到晚年，朋友到他家去，还经常听到戴乃迭佯嗔，说这个老头子太不像话了。当年在伦敦时，有一个晚上戴乃迭肚子疼，叫杨宪益去买药，可他这一去，竟然如同消失了一样，许久不见踪影。戴乃迭强忍腹痛，还要担心杨宪益出了什么意外。三个小时后，杨宪益终于回来了，戴乃迭问他干什么了，他说去看了电影《007》，就把买药的事忘了。
听到妻子说他，杨宪益就嘿嘿傻笑，不好意思道：“是的，我看到了电影海报，就进去看了。”
3.爱国情怀
1937年暑假还剩些日子，杨宪益决定到欧洲大陆去走一走，他想到了意大利。早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对意大利充满了向往。然而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使他联想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7月29日、30日日军接连攻陷北平与天津，所以他在英国下了决心：“只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还在执政，我就不到意大利去。”
杨宪益热衷于旅游，并不是出于对自然山水的沉溺而逃避社会人文，他善于交际，很容易交上朋友，对社会活动也很有兴趣。他在入学牛津之前，参加了一位英国人类学家组织的称作“群众性观察活动”的社会调查，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走访了威尔士、康沃尔等地许多贫困家庭，与居民交谈，收集民间传说与神话，加深了对英国社会的了解。
杨宪益关注社会，热心参与集体活动，对自己的祖国尤为关心。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中国学会主席一职的杨宪益，召开会议，邀请了许多汉学家及对中国感兴趣的学者与会，讨论中国的前途。学者们以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悬殊，认为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杨宪益则以军事以外的因素诸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相争论，表明中国必胜的观点，并且以英国女作家弗丽达·厄特莱的《日本的泥足》里的观点作为他的论据，赢得了在场许多人的赞赏。
他又针对牛津的“日本学会”，开动脑筋，通过举办有关中国文明等各种内容的活动，把原本参加日本学会活动的英国籍会员吸引过来，使中国学会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内，会员翻了十倍，从一百来人猛增到一千余人，使日本学生大为恼怒。
除了中国学会的工作外，杨宪益还积极从事其他反日宣传，并成为学生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他们与当地工会或人道机构联系，组织集会，争取英国友好人士对中国的支持；他也在大会上做过无数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向众人宣传中国对日本的殊死抗战。
经过了解，杨宪益得知，附近及周边地带，居住着大约800名中国人，他们大多从事餐饮、洗衣等工作，他们英文程度不高，几乎不看英文报纸。杨宪益于是产生了为这些中国人办一份中国报纸的念头，以使他们能及时了解祖国的战争形势。
杨宪益从英国报纸上摘取各种有关中国战争的报道，加以编排和评论，创办了一份简报式的报纸，取名《抗日时报》，为此他还专门买了一架油印机。这是一份“日报”，每天晚上出报后，就由王礼锡与他的作家夫人陆晶清以及另几位朋友到中国人居住区散发，800份发完为止，很受那些中国人的欢迎。
除了报纸，杨宪益还办过一份名叫《再生》的小型英文杂志，一共出过三期。每期只有一二十页，印数也少，只有三四十份。杨宪益集编辑、作者、发行于一身，杂志油印出来后，也不出售，只是把它分别邮寄给一些友好机构。他甚至还给日军驻天津的卫戍司令部也寄过，想气气那帮侵略者。他还以八路军伏击日军的平型关大捷为题材创作了一部英文独幕剧。
留学期间，杨宪益未下苦功于功课，并不是因为耽于游乐，而他一度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抗日宣传，以至于对功课，对学术研究一时都失去了兴趣。尽管以他的聪明，重拾荒疏的学业并不是件十分费劲的事。
1940年夏天，杨宪益从牛津大学毕业。早在这年春天，他就接到了一位曾在默顿学院修读研究生课程的同学从美国哈佛大学写来的信，说哈佛可以聘杨宪益去那里当助教。换了一个人，也许会大喜过望，因为这种机会求之不得。但杨宪益却回信谢绝了。他在信里说：“我在国外住得够长的了，我觉得自己必须回中国去工作。”
在他的自传里，至少有两处写到他决定回国的真实思想：
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
我始终明白，等我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我将返回中国。对此我从未产生过任何疑问，即使在中日战争改变了一切以后，我的心也没变。
这几句话，杨宪益是当做寻常的话来说的，却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宝贵的品质与崇高的精神。
杨宪益在中学时代，一度对李维所著《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很感兴趣，该书特点之一即充满爱国思想。杨宪益的爱国思想来源，可能与此有关。他浓厚的爱国情怀、民族意识，的确不是到了国外以后，伴随着思国念家的情绪而产生的。
杨宪益早在上初中时，就为纪念英国巡捕在租界枪杀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领头组织同学罢课，拒绝听英国教员的课，使学校的教学一度瘫痪，惹得英国传教士校长哈特博士非常恼怒，宣称要将闹事的学生统统开除！可最终他却手软了下来，因为本该第一个要开除的，是天津名门豪富人家的子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宪益与许多有血性的中国人一样，对侵略者充满了仇恨，对政府充满了鄙视，恨不能马上拿起刀枪与日本人面对面地战斗。整整一个冬天，他与班上几十个同学自发地进行军事训练，他们自己出钱请来一位退役军官来做教官，每天早晨上课前在学校操场上进行操练。
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操练的同学越来越少，以至于不得不终止，而他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除此以外，他还与同学、老师给北方的抗日游击队捐过款。
次年上海爆发的淞沪抗战，又使杨宪益热血沸腾。随着战事的发展，他时而欢呼，时而愤慨。
杨宪益上高中时，黄佐临曾替代哈特，当了一年校长。在他上任不久，杨宪益即在学校领导了一次纪念国耻日的罢课活动。黄校长出面干预，责令学生停止罢课，否则后果由自己承担。杨宪益没有被吓倒，当面顶撞校长。后因了解到黄校长并不是一个不爱国的官僚，这才停止罢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