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戴乃迭就被官方的爪牙认定为英国共产党员。事实上，她与真正的英国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又是有差异的。解放后，他们家几乎成了洋人俱乐部，其中来往得多的，自然是英国人，其中又不乏英国共产党员。像解放前就来到中国的、老资格的英国共产党员阿兰·魏宁顿，还有南·格林、泰德·布德克、史珍妮以及托尼·杜雷尔等人，都是杨宪益夫妇的好朋友。
虽然戴乃迭在自传里说自己到中国来，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取经，但实际上，她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观念上是认同的。她的性格中，还有中国的革命者身上常见的某些性格特征。所以黄宗江说她“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比共产国际还共产国际！”
革命者在艰苦卓绝的历程中坚持下来，人们以往多以为凭借的只是理想与信仰的力量，而忽略了性格的力量。戴乃迭对丈夫矢志不渝，直把他国当祖国，人们多也将此归结于情感的力量，而同样忽略了性格的力量。
2.来自政治的考验
杨宪益也不曾料到，在他与她的婚姻生活历程中，真正考验与折磨他们爱情的，真正骚扰他们生活的，不是来自于物质方面，而是来自于政治方面。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人们不免神经过敏，许多本来与国共两党无关的事情，也都在政治眼镜的打量下，而沾有嫌疑了。若是一些稍许有逾寻常的事情，就更易被人偏执地认定为有政治因素。像戴乃迭这样一个英国小姐，放弃祖国优裕的生活到中国来，并且伴在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身边，与他一同过中国人都难以忍受的生活，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缘故，有谁肯相信呢？
于是有了中央大学的不肯续聘，也有了旅店的午夜惊魂。杨宪益在自传里写道：“结婚后不久，我们受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的宴请。”杭立武1944年12月才被委任为教育部常务次长（副部长），如果宴请杨宪益夫妇是在他们新婚不久，当时杭立武的职务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蒋介石对英国联络人等，虽然还谈不上是杨宪益所说的“国民党高官”，但显然也是通天人物。
那天参加杭立武晚宴的，除了杨宪益与戴乃迭，全是达官贵人，有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夫人宋霭龄、国防部长何应钦、美国驻华大使以及美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等人。杨宪益夫妇得以与会，是因为杭立武身兼庚款委员会理事，而戴乐仁也是庚款委员会理事，两人有交谊。
杭立武夫妇得知杨宪益他们住在城外，路远交通不便，便请他们在他家住一夜。杨宪益借口还要在城区其他几个地方转一转，就离开了杭府，来到一个中档旅店住下。半夜里，杨宪益被猛烈的敲门声吵醒。因门未落锁，他便叫外面的人进来。原来是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要查夜。当他们看到睡在一旁的“外国女人”后，对杨宪益的身份起了很大的疑心，几乎要把两人当场带到警察局去。杨宪益不得不说出杭立武，以及当晚参加晚宴的其他几位高官的名字，这才使警察变倨为恭，从而化险为夷。
有意味的是，戴乃迭解放前曾被当做间谍，解放后又一度被当做特务，为此还有了牢狱之灾。而她实际上却始终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可是政治，就像是一个单相思的人，你对他没兴趣，他却对你有兴趣，而且兴趣来得个大，不缠夹死你不罢休。长期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再和谐的琴瑟也不免偶尔跑调走音，加上家庭出现独子惨死这样的变故，杨宪益的这场人人称羡的跨国之恋，却也总归不能称为圆满了。
3.和谐中的小杂音
事实上，杨宪益与戴乃迭这桩婚姻，过程中的小缺憾还是不少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前期杨宪益一度有了精神分裂的征兆，出现了幻听与妄想症状，一辈子曾经在许多单位工作，都与同事相处融洽，可是在“文革”风暴的气候下，单位同事竟然都不理睬他了，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打了，加上无休止的批斗会，他的内心感到十分苦闷。可是这些，似乎并未引起戴乃迭的严重关注。也许是杨宪益一贯表现出看淡一切、豁达对人事的姿态，使妻子大意了。
杨宪益在自传里写到，当他带着“社会的弃儿”的孤独感从单位回到家里，竟发现“乃迭和孩子们的生活一切如常，都挺高兴的，有时甚至还情绪热烈。他们没有受到骚扰，他们的生活与我不同”。至少在那一刻，杨宪益也一定会有“家庭的弃儿”的孤独感的。
当他在幻听与妄想病症的作用下，思绪纷乱、意志偏执，一心要把那他头脑里以为的、而实际上子虚乌有的暗藏在某个角落的、专门针对他杨宪益的敌人揪出来，查明他究竟是什么人，要与他展开辩论，要揭穿他的阴谋。晚上，一般是妻子与孩子们都到卧室睡觉去了，他独自坐在起居室里，开始大声地向那个躲在阴暗处的坏家伙发起攻势。有一次戴乃迭没有睡着，听见了起居室里的动静，走了进来，看见了杨宪益正在发动一个人的战争，认为丈夫“已经疯得胡言乱语了”。可是仅此而已，未见她有安抚与要带他去治疗的举动。
当儿子丧身火海后，戴乃迭也有些责怪杨宪益，认为儿子的悲剧，是在解放前后那几年，杨宪益太热衷政治，疏于对成长中的儿子的关心造成的。固然，儿子在出现一系列的性格怪异与思想偏差之后，以那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父母或多或少都负有难以推缷的责任，但是1949年前后，在那政权更迭、时代遽变的岁月，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有良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安能躲进象牙塔里置身事外！
戴用迭所谓杨宪益热衷政治，主要指他在解放初期担任的行政工作。在那个时期，杨宪益最高“官拜”民革南京市委秘书长、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而他走到这一步，也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杨宪益留学结束、携英国女友归来，正是抗战时期。以他的出身及家庭背景，他本应与国民政府官僚们更意气相投，可是他却与他们格格不入，他说他在国民党中所见所历都使他感到“憎恶”，早在重庆北碚时“就决心加入反对国民党的进步力量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种种行径又常常使他气愤得血脉贲张。
早年曾留学国外、通晓多种语言的历史学家冯承钧教授死于贫病，家人竟无钱安葬。历史学家向达教授激于义愤，写信给朋友们，为冯承钧募集安葬费。杨宪益接信，不免物伤其类，不仅寄了钱，还在给向达的信中愤言道：
“既然国民党反动政府把知识分子视同草芥，那么我们一定要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来推翻这个可恨的政权。”
杨宪益不是那种述而不作的知识分子，他不但说，而且做，而且说做就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的一部分民主分子，与其他爱国分子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另一部分国民党民主分子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尔后“民联”与“民促”与国民党其他爱国分子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宋庆龄任名誉主席。“民联”与中共地下党关系密切。
杨宪益加入了“民联”，后又随之成了“民革”的一员，并且担负了具体的任务，即通过与外国使馆人员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包括大学教授的交往，为共产党搜集政治军事情报。杨宪益夫妇有一位姓伊文斯的朋友，是英国驻华使馆武官。伊文斯与国民党将领时有接触，杨宪益通过他获取了一些情报，包括国民党与共产党内战部署、国民党将领思想与动向等。
南京解放前夕，社会混乱不堪，国民政府的官员纷纷另寻生路，政府一些机构或名存实亡，或一盘散沙，杨宪益所在的国立编译馆的馆长也离开编译馆，跑到上海教书去了。编译馆的工作人员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类似工会的“工人福利委员会”，以自救自护。杨宪益被大家推为委员会主席，又被推为临时馆长。他组织纠察队，看护编译馆财产，当解放军进城后，便将一个完整的编译馆交给了共产党。
杨宪益老来获准离休，也表明组织上认可了他是早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了。
杨宪益担任了民革南京市委秘书长、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后者工作的主要内容为统战，那时他常常组织或主持南京市各界人士的各种会议，会议之后常常还要与其他干部讨论会议情况、研究下一步部署，加上前者的工作，常常从早晨一直忙到后半夜，以至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连妻子在医院待产，他都很少去照顾她。这种忙碌的状况直到1952年他们迁居北京为止。解放初期杨宪益的短暂为官，是他痛恨旧社会、追求美好理想的结果，是“革命需要”使然，而不是他往仕途上走的有心开花。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神往官宦的人，在国民政府执掌大陆政权期间，他与罗家伦为邻，与杭立武往来，都是相当不错的机会，可是他丝毫不存加以利用的念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写到罗家伦等人，动辄称他们为一心向上爬的官僚，言辞间满是轻蔑。
而解放后的做官，事实上他也很快就厌倦了。在那两三年时间里，他的专业研究与读书，他的写作，他的翻译，被名目繁多的统战会议和民主党派工作所取代，这在他看来是在“浪费光阴”，这成为他终止这种生活方式的动力。
所以妻子对他的埋怨，可以理解，但确实不该怪他。而从中隐约透露出，在这些方面，妻子对他，并不是完全理解的。
杨宪益晚年说起，在他们的独子去世前，夫妻俩在一起生活多年，没有为什么问题发生过严重争执。可是儿子去世后，情况有了一些改变，戴乃迭不仅身体走了下坡路，心境也有所改变，这一点，杨宪益感觉到了。
当然，夫妻之间某些意见相左也很寻常。而随着晚年后的戴乃迭身体状况出现严重病症，夫妻俩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转以“治病”与“照料”为内容，其余的一切就都不成为问题了。
而事实上，夫妻俩毕竟由于出生在不同的国度，家庭背景与人生经历也不完全相同，彼此的观念、感情不可能不存在差异。
早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两人对战争的心态就有所不同。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对包括英属殖民地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动进攻，香港、新加坡等英国殖民地先后陷于日军之手；在印度洋上，日舰相继击沉了英国竞技神号航空母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反击号战列巡洋舰等一批英国舰艇，重创了英国远东舰队。
那时夫妻俩正在贵阳师范学院教书，他们每天都迫不及待地读报，同样地高度关注战事的发展。不同的是，戴乃迭为在新加坡作战的胞兄的命运以及祖国的利益而忧心忡忡，杨宪益则有点坐山观虎斗的轻飘感，他“觉得自己是个旁观者，饶有兴味地眼看着一个法西斯国家在痛打另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并不因为英国是妻子的祖国就与妻子怀有同样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