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指出：“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司法工作与逻辑思维也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司法工作人员在办理具体案件时，从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事实中，找出其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然后进行推断，得出结论，这正是逻辑思维的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分为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阶段。在社会实践中，人们首先认识到的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这是感性认识阶段。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对获得的感性材料加以分析、比较、抽象、概括，从而逐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这种认识过程的飞跃，由形成概念进而构成判断和推理，就是思维。思维就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
作为理性认识的思维，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间接性。思维是在感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头脑的加工制作，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从现象上升到本质，从事物外部联系上升到事物内部联系的反映，因此，它不再具有直接性和形象性，它还能够间接地通过所掌握的其他知识去推出新的知识。
第二，概括性。思维能够从许多个别事物的各种各样的属性中，舍去个别的、表面的、非本质的属性，把握共同的、内在的、本质的属性，它还能把从部分事物中得到的本质、规律的认识，推广到同类的每一个事物中去。
第三，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思维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借助语言来实现的。无论是人类思维的产生，还是人们思维活动的存在，以及思维成果的表达，都离不开语言。不借助于具有物质外壳的语词、句子和句群，就没有概念、判断和推理，也就没有人的思维。
林肯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当过律师。他在一次法庭辩论中，曾以严密的逻辑思维，胜辩了一位原告的证人，林肯本认的声誉也因此而传遍美国。
小阿姆斯特朗是林肯一位亡友的儿子，被控谋财害命。在法庭上，原告方面的证人福尔逊一口咬定，是小阿姆斯特朗用枪击毙了死者，并发誓说，这是他在10月18日晚上的月光下亲眼看见的。
这时林肯站了起来，问福尔逊：“你发誓说认清了小阿姆斯特朗？”
答：“是的。”
问：“你在草堆后面，小阿姆斯特朗在大树下，两处相距二三十米，你能看得清楚吗？”
答：“看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月光很明亮。”
问：“你肯定不是从衣着等方面认清的吗？”
答：“不是的，我肯定是看清了他的脸，因为月光正照在他脸上。”
问：“你能肯定时间是在11点吗？”
答：“完全可以肯定，因为我回屋后看了时钟，那时是11点15分。”
问到这里，林肯不再问了。他转身面对听众说：“我不能不告诉大家，这个证人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他接着说：“福尔逊一口咬定，10月18日晚上11点在月光下认清了被告的脸。请大家想一想，10月18日那天是上弦月，11点钟的时候月亮已经下山了，哪里还会有月光呢？退一步说，也许他所记的时间不很准确，时间应稍有提前，月亮还没有下山。但那时月光应该是从西往东照，草堆在东，大树在西，如果被告的脸面向草堆，月光只能照着他的后脑勺，脸上是不会有光的。”
福尔逊呆呆地站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林肯胜辩一例告诉我们，在承办案件的过程中，严密而周全的逻辑思维，是须臾不可离开的。
逻辑理论在我国的形成，一开始就与“名”、“刑”、“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早在春秋末期，名家创始人郑国大夫邓析就非常注重“名”的逻辑分析，以及名、实关系的考察。他提出的“循名责实”、“按实定名”的思想，包含了把“名”作为概念加以探索的因素。邓析还考察了“辩”，区分了“大辩”与“小辩”。他在辩讼中常用的两可之说，成为名家学者的主要论证方法。
战国末期韩国人韩非是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韩非的逻辑思想可以概括为刑名逻辑。他提出了“参验原则”，就是比较和验正的意思。他说：“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就是说要根据名（概念）和实在是否一致，来判断一个人的言论是非，要通过比较和验证，来判定一个人的言行是否正确。韩非把这个“参验”原则运用于政治，运用于他的法治实践，就是“刑名之术”。韩非把正名逻辑思想与法术思想密切结合起来，使刑名逻辑成为推行法治的工具，充分体现了刑名逻辑的鲜明特点。
我国古代逻辑思维已同“刑”、“法”、“讼辩”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逻辑已经发展成较为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的今天，它与我们司法工作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在立案、侦查、检察、审判、司法行政、劳改等各项工作中，几乎所有的环节都能体现出逻辑的作用。所有司法工作人员都必须重视正确运用思维技巧。我们制作的每一份法律文书，都应该做到概念十分明确，判断非常确当，前后一贯，层次分明，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决不允许有任何含混不清之处。只有依据事实和法律，充分发挥智力潜能，不断提高思维的质量，才能使我们办理的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比如说概念，概念的明确，是恰当判断、正确推理的逻辑基础，因而也是正确思维的条件。以我国现行刑法为例，它的主要条文和涉及的问题都是以犯罪概念为基础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实践中，只有明确了犯罪概念，才能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而要做到概念明确，以下三个环节我们就必须把握好：
（1）要正确进行概念的限制和概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成反比关系的。也就是说，概念的内涵越大，其外延就越小；反之，概念的内涵越小，则其外延就越大。如果对概念表述得笼而统之，就不利于确定犯罪人的罪责。某公安局有一份报捕书中写道：“人犯采用撬锁手段，窃得李某个体百货商店内衣服三件、皮鞋两双……”可是，是什么样式或质料的衣服、皮鞋呢？这就使人难以捉摸了。所以，对这两个概念，应适当增加些内涵，如“男式全毛西服”、“女式牛皮鞋”等，这样一来，它们的外延就小多了，即这两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也就明确了，被盗物品的价值也就清楚了。